一家5口3人犧牲，母親5次入獄，他憑啥讓毛澤東記了一輩子？

1972年4月20日，北京。

一場追悼會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來的人很多，花圈從禮堂里一直擺到了走廊上。其中一個花圈的緞帶上寫著“毛澤東敬挽”，另一個寫著“周恩來敬挽”。周恩來本人不在北京，他是專程從外地趕回來的。葉劍英站在臺上致悼詞，聲音壓得很低，一字一句念完了那篇不長的稿子。

追悼會結束后，這些人各自散去，禮堂又空了。

躺在花叢中間的那個人叫曾山。這個名字在今天已經(jīng)很陌生了。問十個路人，十個都會搖頭說沒聽過。但就是這個沒聽過的人，毛澤東在后來的很多年里，不止一次跟身邊的人提起過一句話：在江西根據(jù)地的斗爭中，曾山是有功的。

這句話說得很簡短，但分量不輕。毛澤東不是那種輕易給人下結論的人，尤其是在經(jīng)歷了那么多次起起落落之后。能讓他在事后還專門說一句“有功”的人，不多。

曾山死后，沒有留下什么轟動的事跡，沒有廣為人知的傳奇，甚至連一本完整的傳記都沒有。但他的故事一旦翻開，會發(fā)現(xiàn)里頭密密麻麻寫滿了幾個字：誰對他好，他記一輩子；誰對革命好，他也記一輩子。而他自己做的事情，他從來不當回事。

那是整整一輩子的事情。

1899年，江西吉安。

吉安是個什么樣的地方？贛江從城南流過，往北就是鄱陽湖，往南是井岡山。土地不算肥沃，但養(yǎng)活人是夠的。這里的農(nóng)民種水稻、種茶葉，日子過得緊巴巴，但還能過下去。

曾山就出生在吉安縣永和鎮(zhèn)白沙錦源村。村子不大，幾十戶人家，青磚黑瓦的贛式民居沿著山坡一層一層往上碼。曾家是那種再普通不過的農(nóng)村家庭，父親曾彩芹是個秀才，在村里設館教書，收一點微薄的束脩?zhàn)B家糊口。秀才這個頭銜聽著體面，但到了晚清、民國，科舉廢了，秀才不值錢了，就是個有文化的窮人。

但就是這么一個普普通通的家庭，后來發(fā)生了一連串的事情，讓所有聽說的人都不知道怎么評價——只能說，那一家子人，骨頭是真的硬。

先說曾山的哥哥曾延生。曾延生比曾山大幾歲，1923年入黨。那個時候入黨，跟賭命沒區(qū)別，沒有任何好處，沒有任何保障，被抓到就是一個死。曾延生干了五年，組織農(nóng)民運動，當上了贛南特委書記。1928年，他和妻子蔣競英一起被捕。審訊的人要他們交代組織關系，兩個人都不開口。最后雙雙被押上刑場，死在了一起。

然后是弟弟曾炳生。他比曾山小，1926年入黨，1927年在九江做地下工作。九江當時是長江上的大碼頭，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搞地下工作風險極大。曾炳生沒撐多久就被發(fā)現(xiàn)了，被捕，被殺，那一年他才二十三歲。

如果說兩個兒子先后死去已經(jīng)夠慘了，那父親曾彩芹的遭遇更是讓人頭皮發(fā)麻。這個老秀才一輩子教書寫字，看起來文弱得很，但從兒子們走上那條路開始，他就沒有置身事外。他以教書為掩護，替地下組織傳遞情報。這不是一次兩次的幫忙，是長期的、持續(xù)的危險行動。他先后三次被捕。三次被抓進去，三次沒有說出任何東西。1930年，在第三次被捕后，敵人失去了耐心，把他活活打死了。

還有母親康春玉。她是一個普通的農(nóng)村婦女，裹著小腳，不識字，但五次被捕，五次沒有開口。敵人燒了她家的房子，把她一次又一次抓進去，逼她交代兒子的下落，逼她交代組織的秘密。她什么都沒有說。這個沒讀過書的農(nóng)村老太太，承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折磨，但她守住了。

一家五口，父親被打死，哥哥和弟弟被殺害，母親五次入獄。曾山后來寫過一副對聯(lián)，掛在家鄉(xiāng)的革命烈士紀念館里。對聯(lián)是這樣的：“家慈五男二女留獨子，先父三難一死為人民?！?/p>

十八個字，沒有一個多余。上聯(lián)說的是母親生了五個兒子兩個女兒，最后只剩下他一個獨子。下聯(lián)說的是父親三次被捕一次死去，為的是人民。這種對仗工整的文字背后，藏著的是一個家庭的血淚。但曾山寫它的時候，語氣平靜得像在陳述一個事實。

他不是那種把悲痛寫在臉上的人，他只做事。

1926年10月，曾山正式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那一年他二十七歲。

二十七歲，對一個農(nóng)村青年來說不算年輕了。他之前讀過幾年書，當過學徒，做過小買賣，見過一些世面。選擇入黨，不是一時沖動，是看準了才走的。

入黨第二年，南昌起義的槍聲響了。曾山?jīng)]有參加南昌起義，但他聽說了消息之后，立刻趕到了廣州，參加了廣州起義。廣州起義只堅持了三天就被鎮(zhèn)壓下去了，死了很多人，血流了一地。革命又一次失敗了，而且是慘敗。

連續(xù)的失敗最容易讓人看清楚一個人的成色。有人怕了，有人跑了，有人轉(zhuǎn)頭投向了另一邊。曾山?jīng)]有走。他從廣州回到吉安老家，在村里當上了支部書記，重新開始組織農(nóng)民，準備下一次武裝暴動。

從1927年到1930年，曾山在贛西南一帶發(fā)展農(nóng)民武裝，建立基層政權。他不是那種站在臺上喊口號的人，他是一戶一戶去敲門、一個人一個人去說服的人。贛西南的農(nóng)民后來愿意跟著紅軍走，曾山打下的底子功不可沒。

1930年，對曾山來說是一個轉(zhuǎn)折點。這一年春天，毛澤東在吉安陂頭主持召開了著名的“二七”會議。會議的核心議題只有一個：到底打不打南昌？

當時李立三路線占上風，中央的命令是打大城市，打南昌，打武漢，爭取一省或數(shù)省的首先勝利。但毛澤東不同意，他認為紅軍的力量還不足以攻占大城市，應該先打吉安這種中小城市，鞏固贛西南根據(jù)地，再圖發(fā)展。

曾山站到了毛澤東這邊。他不是盲從，而是基于自己對贛西南局勢的判斷。他在會上講了吉安的敵情、地形、群眾基礎，一條一條擺出來，最后得出結論：先打吉安，更穩(wěn)妥，更有把握。

毛澤東的主張被接受了。1930年9月，紅一軍團在地方武裝的配合下攻占了吉安城。這是紅軍第一次占領一座中等城市，意義重大。打下吉安之后，贛西南的根據(jù)地迅速擴大，跟閩西根據(jù)地連成了一片。

1930年10月7日，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在吉安成立。這是全國第一個省級蘇維埃政權。曾山被選為首任主席，這一年他三十一歲。

一個三十一歲的農(nóng)村青年，成了中國第一個省級紅色政權的負責人。這不是因為他有多大的背景，有多高的學歷，而是因為在過去四年里，他一步一步走遍了贛西南的山山水水，跟那里的農(nóng)民建立起了最直接、最真實的信任。他帶著農(nóng)民分了地，農(nóng)民跟著他擁護蘇維埃。這段經(jīng)歷后來被毛澤東看在眼里，在當年11月就親赴曾山老家，去看望了曾山的母親康春玉，稱贊這個家庭“滿門英烈”。對曾山在江西的工作，毛澤東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1931年，蘇區(qū)的氣候開始變。

這一年，中央代表團進入蘇區(qū)。這些人從上海來，帶著共產(chǎn)國際的指示，認為蘇區(qū)的路線有問題，毛澤東的那一套游擊戰(zhàn)法是“右傾保守”、“狹隘經(jīng)驗論”。斗爭的矛頭直接指向毛澤東。

寧都會議召開之后，毛澤東被撤銷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實際上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他被安排到后方做政府工作，說是政府工作，其實就是被晾起來了。那段時間，毛澤東的日子很難過，很少有人敢去看他，因為去看他就意味著站錯隊，意味著給自己惹麻煩。

曾山去了。

他沒有公開頂撞中央代表團，那些會議上的爭執(zhí)，他只是以事實為依據(jù)，客觀陳述毛澤東的軍事部署和實際戰(zhàn)果，在那種氣氛下沒有跟著批判。但他的行動說明了一切。在實際工作中，他利用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的身份，多次籌集錢款和物資，全數(shù)交給毛澤東率領的紅一方面軍總部。這些不是小數(shù)目，是實實在在的糧食、布匹、藥品，能在最困難的時候救命的物資。

博古把這些都看在眼里，記在心里。

1933年4月，清算開始了。臨時中央在江西召開工作會議，專門批判所謂的“江西羅明路線”。明眼人都知道，這是沖著誰來的。會議開完之后，博古親自找曾山談話。談話的內(nèi)容，后來有人回憶過。博古先批了一通毛澤東，說他跟中央背道而馳，然后開始“引導”曾山——你要跟這個人劃清界限，要站到正確的路線上來。

曾山聽完了，沒有多說。他只回答了幾句話，意思很明確：我只知道按黨的指示做工作，不知道要跟什么人劃清界限，也不知道還有什么與中央背道而馳的政治團體。

話說到這個份上，就已經(jīng)沒有余地了。博古氣沖沖地走了。曾山隨后被降職，從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變成了副主席，還要“帶職檢討，以觀后效”。

降職之后，曾山?jīng)]有消沉，也沒有到處找人訴苦。他繼續(xù)做自己該做的事情，該籌糧籌糧，該跑基層跑基層。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心不下。

1934年的一天，他找到周恩來，悄悄問了一句話。問的是什么，現(xiàn)在沒人知道具體內(nèi)容了，大概的意思是想確認毛澤東的安全和去向。周恩來沉默了一會兒，沒有直接回答，只是讓他不要再問了。

那天晚上，曾山走了二十里夜路，趕到毛澤東住的地方去看他。毛澤東當時已經(jīng)被排擠到邊緣，心情低落，身體也不好，人瘦了一圈。看到曾山進來，毛澤東有些意外，但明顯是高興的。兩個人坐下來說了一會兒話。曾山對毛澤東說了一句話：我什么時候都會來看你的。

這句話不是什么豪言壯語，但它的分量在于時間——不是在順境的時候說，是在最糟糕的時候說的。毛澤東后來記了一輩子。

1934年9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曾山?jīng)]有走。

他被留下來，擔任江西省委書記兼江西軍區(qū)政治委員。這個任務說白了就是掩護——主力走了，他帶著剩下的少數(shù)部隊在原地堅持游擊戰(zhàn)爭，吸引敵人的注意力，拖住敵人，給主力爭取時間。

掩護任務完成之后，留下來的人就被困住了。敵人在江西搜山，懸賞八萬大洋買曾山的人頭。八萬大洋是什么概念？當時一個普通農(nóng)民一年的生活費也就幾十塊銀元，八萬大洋是一筆天文數(shù)字。

國民黨軍隊燒了曾山家的房子，把他的母親康春玉抓起來反復拷問，逼她說出兒子的下落?？荡河襁€是那個樣子，什么都不說。

游擊隊在重重圍困中堅持了幾個月，彈盡糧絕，被沖散了。曾山成了孤身一人，在深山里躲了一陣子，最終下了決心：不能困死在這里，得走出去。1935年5月，他一個人，沒有同伴，沒有支援，硬是穿過了敵人的層層封鎖線，從江西一路走到了上海。這條路上有多少關卡，多少危險，多少次的死里逃生，沒有人詳細記錄過，但光是想象一個被懸賞八萬大洋的人穿越半個中國的過程，就足夠讓人倒吸一口涼氣。

到了上海，曾山找到了組織。組織上決定把他送到蘇聯(lián)去，進入莫斯科的國際列寧學校學習。他在蘇聯(lián)待了兩年多，學俄語、學政治理論、學軍事知識。那段時間相對平靜，但曾山的心一直在國內(nèi)。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全面抗戰(zhàn)開始了。延安給莫斯科發(fā)電報，要求曾山回國。共產(chǎn)國際方面一度想把他留在蘇聯(lián)工作，但曾山拒絕了。他跟組織說了一句話，意思很清楚：我的祖國正在被侵略，我的崗位在中國。

1937年12月，他坐上了一架飛機，跟陳云、王明等人一起，從莫斯科飛到了延安。下了飛機，撲面而來的是陜北黃土高原的干冷空氣，是久違了的中國的味道。

曾山回到延安屁股還沒坐熱，任務就來了。1937年12月，黨中央決定把散布在南方各地的紅軍游擊隊統(tǒng)一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也就是新四軍。曾山被任命為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協(xié)助東南分局書記項英完成這項工作。

這是一件極其棘手的事情。南方各地的游擊隊在深山老林里打了好幾年，跟中央的聯(lián)系早就斷了。他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發(fā)生了什么事，不知道日本人已經(jīng)打了進來，更不知道國共合作這回事。有些人對外界的認識還停留在三年前長征出發(fā)的時候。

要把這些人從山里找出來，告訴他們現(xiàn)在跟國民黨合作了、不打內(nèi)戰(zhàn)了、要一起打日本人了——你想想這個工作有多難做。

曾山和項英從武漢出發(fā)，沿著長江一路到南昌，在原張勛公館里召開了東南分局的成立會議。然后曾山就開始了他的“找隊伍”之旅。他去了湘贛邊、贛粵邊、閩浙贛邊，一支一支部隊去找。那些隊伍躲在深山里，斷絕外界聯(lián)系已經(jīng)三年了，吃野菜、住山洞，見到從“外面”來的人都本能地警惕。

但曾山有一樣別人沒有的東西——他就是在江西搞過農(nóng)民運動和游擊戰(zhàn)爭的人，他對這片土地的每一個縣每一個村都熟悉，對這里的人怎么想問題、怎么說話都清楚。他往游擊隊營地一坐，不說大話空話，先說外面的局勢，再交代中央的政策，最后把改編的方案一條條擺在桌面上。戰(zhàn)士們在底下聽，聽完之后有人掉了眼淚。跟組織斷了三年的聯(lián)系，終于接上了。

1938年1月，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正式掛牌。如果沒有曾山在之前幾個月里滿世界找隊伍、做工作，新四軍的組建不會這么順利。

1941年，皖南事變。

新四軍軍部在轉(zhuǎn)移途中遭到國民黨軍隊的突然襲擊，九千多人的隊伍，突圍出來的只有不到兩千人。軍長葉挺被扣，項英遇害，損失慘重。曾山當時不在皖南，但他接到消息的那一刻，心里是什么滋味，不用多寫也能想象。那些他親手從深山里接出來的戰(zhàn)士，那些他一個個談過話、動員下山的游擊隊員，很多都死在了那次襲擊中。

事發(fā)之后，曾山被調(diào)任華中局組織部長，參與新四軍的重建工作。他沒有時間悲傷，也沒有時間憤怒，因為前線的仗還在打，根據(jù)地的老百姓還在等著糧食和藥品。重建新四軍，意味著要重新找人、重新建立組織系統(tǒng)、重新打通各條物資供應線。這些事，曾山一件一件去做了。

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曾山被選為中央委員。這是對他在過去七八年里所做工作的認可。

抗日戰(zhàn)爭結束，解放戰(zhàn)爭開始。曾山被派到了另一個戰(zhàn)場——不是前線，是后勤。他被任命為華東財經(jīng)辦事處主任，負責華東野戰(zhàn)軍的后勤保障工作。

后勤這個詞，聽著不刺激，不打槍不放炮，不如前線沖鋒陷陣來得威風。但真正打過仗的人都知道，沒有后勤，前線的槍就是燒火棍。一個戰(zhàn)士要吃飯，一把槍要子彈，一門炮要炮彈，一匹馬要草料。幾十萬大軍一起行動的時候，光是每天消耗的糧食就要以百噸來算。

淮海戰(zhàn)役是解放戰(zhàn)爭中規(guī)模最大、持續(xù)時間最長的戰(zhàn)役之一。華東野戰(zhàn)軍和中原野戰(zhàn)軍加起來超過六十萬人參戰(zhàn)，前線的每一天都在打，每一天都在消耗。而戰(zhàn)役最突出的特點之一，就是數(shù)以百萬計的支前民工——推著小車、挑著擔子、劃著木船，把糧食和彈藥送上前線。

曾山就是站在那個龐大支前系統(tǒng)背后的人。他指揮調(diào)度，確保前線一刻不斷糧、不斷彈?；春?zhàn)役打了一個多月，曾山幾乎沒有睡過一個完整的覺。戰(zhàn)報每天半夜送到他桌上，他根據(jù)前線的消耗量連夜調(diào)配下一批物資的路線和數(shù)量。有時候運輸線被敵人飛機炸斷了，他得馬上組織人搶修或改道。有時候前線推進太快，后勤跟不上，他得想辦法在最短時間內(nèi)把糧站前移。

淮海戰(zhàn)役打完之后，有人統(tǒng)計過，整個戰(zhàn)役期間僅華東地區(qū)就出動了支前民工兩百多萬人，運送糧食上億斤。這些數(shù)字的背后，是曾山和他的團隊日日夜夜不眠不休的工作。

1949年，上海解放。

曾山隨大軍南下，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財經(jīng)委員會主任，同時兼任上海市副市長。上海當時是什么情況？五百多萬人口的超大城市，戰(zhàn)爭剛結束，工廠停產(chǎn)、商鋪關門、物資緊缺，物價飛漲，市民手里攥著金圓券卻買不到米。上海灘上投機商橫行，囤積居奇，等著看共產(chǎn)黨的笑話。

曾山和陳毅搭班子，陳毅是市長，曾山管財經(jīng)。兩個人面臨的第一個大考就是打贏“兩白一黑”之戰(zhàn)——穩(wěn)定大米、棉花和煤炭的供應。投機商炒什么，他們就拋什么。投機商囤米，曾山就從外地調(diào)米進來，成噸成噸地拋向市場，硬生生把米價砸下來。投機商炒棉紗，曾山就調(diào)棉花調(diào)布匹，往死里壓價。這場仗不是拿槍打的，但兇險程度一點不亞于一場戰(zhàn)役。一旦穩(wěn)不住物價，幾百萬上海市民的生計就會全面崩盤。

曾山頂住了。上海的市場穩(wěn)下來了，工廠開始復工，碼頭開始卸貨，這座遠東第一大都市重新開始呼吸。

1952年，曾山調(diào)往北京，擔任政務院財經(jīng)委員會副主任，后來又陸續(xù)擔任過紡織工業(yè)部部長、商業(yè)部部長、中央交通工業(yè)部部長。每一次調(diào)動都是新領域，每一個職務都要從頭學起。他已經(jīng)五十多歲了，但他從來不抱怨，也不挑活兒。組織安排他去哪兒，他就去哪兒；安排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1960年11月，曾山被任命為國務院內(nèi)務部部長。內(nèi)務部管的不是外交不是軍事，是老百姓過日子的事——救災、優(yōu)撫、基層政權建設。曾山從坐在辦公室里批文件的第一天起，就坐不住。

1963年，華北大水災。河北、山東多條河流暴漲，洪水淹了大片的農(nóng)田和村莊。曾山趕到山東災區(qū)，直接在堤壩上跟當?shù)馗刹亢凸こ碳夹g人員一起研究排水方案。他來回跑北京、天津、山東之間，協(xié)調(diào)各方力量開挖排水通道，把洪水引入渤海。這一仗打下來，洪水對天津市區(qū)和津浦鐵路的威脅解除了。

水災還沒完全消退，曾山又抽空回了一趟江西老家。他聽說老區(qū)的情況不太好，得親自去看看。到了吉安，他走進村子，看到有人家還在吃野菜，有的村子甚至發(fā)生過餓死人的情況。他當時臉色就變了。

他把當?shù)刎撠熑私械礁?，聲音不大但很硬：開倉放糧。當?shù)馗刹渴掷镞募Z食是戰(zhàn)備糧，沒有上級指示誰也不敢動，動了就是掉腦袋的事。曾山說：有什么問題我來承擔。

就這么一句話，糧食發(fā)出去了。

他在村里的祠堂開了群眾大會，問生產(chǎn)情況，問還有哪些困難。他鼓勵村民興辦集體企業(yè)、修防洪大堤，當場捐了一臺磨面機。臨走的時候，他對鄉(xiāng)親們說了一段話，大意是：我是錦源村出去的人，但我更是國家干部、是共產(chǎn)黨的人，不能只想著給家鄉(xiāng)辦事。以后除非房子倒了這種大事，鄉(xiāng)親們不要來找我。

說完他就走了，沒有回頭。這話聽著有點絕情，但了解曾山的人知道，他不是絕情，他是怕自己管不住偏私。他這輩子最怕的就是手里的權力被人說成是給自己人用的。

1966年3月，河北邢臺發(fā)生強烈地震。曾山率領中央慰問團在第一時間飛赴災區(qū)。直升機降落在廢墟中間，艙門一開，曾山第一個跳下來。四面八方的災民涌過來，把慰問團圍了個水泄不通。當?shù)馗刹肯氚讶耸枭㈤_，曾山擺擺手制止了。他擠進人群，站到一個高處，對著幾千人喊了一句話。

那句話的內(nèi)容不復雜，就是告訴鄉(xiāng)親們，黨中央派他來看望大家。但幾萬人嘈雜的環(huán)境里，他喊完之后四周竟然安靜下來了。三千多人安安靜靜地聽他講完了話。

講完話他沒有去休息，直接走進防震棚，挨個兒看傷員、看災情。從中午一直走到天黑。當?shù)馗刹堪才潘バ菹?，他搖頭說：不要管我，要把心思花在群眾身上。

晚上他回到震中，連夜開座談會，問的是最具體的事——防震棚搭得結不結實，鍋碗瓢盆夠不夠用，糧食到了沒。他在災區(qū)待了三天，走了不知道多少里路，進了不知道多少個棚子。

半個月后，邢臺再次地震。曾山第二次趕赴災區(qū)。這次他坐在防震棚里，跟干部和群眾圍成一圈，商量怎么重建。當時正是春耕季節(jié)，田里的麥子急等著管理。有人提出先建房子，有人提出先搞生產(chǎn)，兩邊都有道理。曾山琢磨了一下，提了一個很實在的辦法：先把防震棚加固成簡易房，能住人就行，集中精力把春耕搶出來；等到農(nóng)閑了再大規(guī)模建永久住房。這個建議當場被大家接受了，軍民的勁頭一下子就擰到了一起。

一個管救災的部長，把自己活成了災區(qū)老百姓最熟悉的那個人。他們記不住他的名字，但認識他那張臉，認識那雙走了太多路、沾滿泥巴的布鞋。

六十年代后期，情況變了。曾山跟很多人一樣，受到了沖擊。他被安排離開北京，到長沙去工作，原有的內(nèi)務部機構也發(fā)生了變化。他在長沙的日子不好過，但不吵不鬧，該干什么干什么。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開。由于毛澤東的保護，曾山被選為中央委員。這個消息傳出來的時候，很多人松了一口氣——毛澤東沒有忘記這個人。

1972年4月16日，曾山在北京病逝，活了七十三歲。四天之后，追悼會在八寶山舉行。毛澤東送來了花圈，周恩來專程從外地趕回來，葉劍英致的悼詞。朱德、徐向前、聶榮臻、鄧穎超都來了。

追悼會上葉劍英念的那篇悼詞里，說曾山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優(yōu)秀黨員”，說他的一生是“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光輝戰(zhàn)斗的一生”。這些詞匯在悼詞里是標準用語，但放在曾山身上，熟悉他經(jīng)歷的人知道，每一個字都站得住。

從贛西南的省蘇維埃主席，到新四軍的組建者之一，到淮海戰(zhàn)役的后勤主帥，到上海的財經(jīng)接管者，到走遍災區(qū)的救災部長——曾山七十二年的路，每一步都有痕跡，每一程都有見證。他不是最響亮的名字，不是被反復書寫和歌頌的英雄人物。但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實實在在，每一件都在中國革命的漫長鏈條中占據(jù)著一個不可替代的環(huán)節(jié)。

毛澤東當年那句“曾山是有功的”，不是一句客套話。那是用幾十年的時間、用無數(shù)件具體的事情，一件一件換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