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怡 | 分析與構建：中國哲學走向現代的兩個基本維度

“中國傳統哲學如何走向現代”，或者說，“中國傳統哲學如何實現現代化”，這個問題之所以在百余年的思想實踐中反復被提出，并不是因為中國傳統思想本身缺乏回應現代世界的思想潛能，而是由于我們尚未真正完成從方法反思到理論構建的自覺轉換。長期以來，中國哲學研究在“解釋傳統”與“引介西學”之間徘徊，分析的方法不斷深化，但理論構建的成果還相對薄弱。從根本上看，現代化并非單純的時間概念，而是一種研究范式與理論形態的轉變。中國哲學能否實現現代化，不取決于是否討論現代問題，也不取決于是否運用現代術語，而取決于是否形成了以問題為中心、以理論構建為指向的思想形態。在這一意義上，“分析”與“構建”并不是兩個彼此割裂的階段，而是中國哲學走向現代應當同時具備的兩個基本維度。

以問題為導向的分析方法

長期以來，“分析”常被誤解為西方分析哲學的技術工具，似乎與中國哲學傳統格格不入。但從更廣義來看，分析是一種以問題為中心的理性方式，其核心在于澄清概念、拆解結構、轉化議題，使復雜問題能夠進入公共討論視野。正是這種問題導向的分析方法，推動中國哲學逐步擺脫經典注解的研究模式，轉向現實問題與理論反思，使中國哲學在現代語境中不斷煥發新的生命力。

近代以來，中國哲學的一個重要轉向，就是從以經典為中心的義理詮釋，逐步轉向以哲學問題為中心的理論討論。無論是對“理”“氣”“心性”等傳統范疇的重新解釋，還是對主體性、認識結構、價值根基等問題的現代化表達，其內在動力都來自分析方法所引入的問題意識。通過分析，中國哲學不再只是文化傳統的歷史展示，而開始在知識論、倫理學和形而上學等領域形成可對話的理論表達。例如，馮友蘭的“新理學”不再只是解釋《論語》或《孟子》，而是關注“共相與殊相”等哲學議題。他采用西方新實在論的邏輯分析方法，重新審視宋明理學中的“理”與“氣”。在他看來，“理”代表超越時空的潛能，而“氣”是實現理的載體，這種觀點將傳統的道德形而上學轉化為一種邏輯建構的本體論。牟宗三圍繞“康德問題”，以康德的“理智直觀”為起點，考察人類能否認識“物自身”。他認為，西方哲學缺乏理智直觀，限制了形而上學的發展；反觀中國哲學，尤其是儒家，通過“心體”與“性體”的實踐，肯定了人類擁有理智直觀。這一思路成功地把中國傳統心性論轉化為可以與世界對話的道德形而上學。通過問題導向的分析方法，中國哲學從歷史講述轉向哲學思辨，讓傳統思想能夠被知識論、倫理學和邏輯學等現代研究范式重新理解和評價。

自主意識與學科范式的轉換

“自主意識”在這里指的是中國哲學對“什么是哲學”這一問題的自我反思。傳統上，中國思想并不以“哲學”命名，而是以內圣外王、修齊治平等實踐理念為核心，展現出高度融合與綜合的理論特色。而現代西方哲學則重視概念分析、邏輯推理和體系構建，這樣的差異使得中國哲學在進入現代學術體系時遇到了不可避免的解釋困難。因此，如何在繼承中國哲學精神傳統的基礎上實現其現代轉化，成為當代中國哲學研究必須面對的核心議題。而分析方法的引入，又直接推動了中國哲學研究范式的深刻轉換。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以實踐智慧與整體理解見長，其理論表達往往融貫于經典文本與修身工夫；現代西方哲學學科則強調概念清晰、論證嚴密與體系建構。這種差異，也使得中國哲學在進入現代學術體系時，面臨著不可回避的結構性挑戰。

近代歷史表明，中國哲學逐漸由傳統經學轉型為現代“哲學”學科。這一變化在中國哲學的理論構建上體現得尤為突出。過去，中國哲學研究多以經典文本為核心，注重注釋、義理和傳承；而現代西方哲學研究則更加關注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等思想問題。這種轉向并不是否定經典，而是通過問題化的方法賦予經典新的生命，使其能夠進入現代哲學討論場域。沒有理論構建，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就只能停留在詮釋層面。中國哲學的理論發展，在繼承傳統精神的基礎上積極回應當代難題，比如技術理性的擴張、價值觀的多元化沖突以及人與自然的緊張關系等。通過重新詮釋天人合一、仁義禮智信等思想核心，中國哲學為世界貢獻了與西方不同的價值視角。它在理論結構上并非簡單模仿西方體系，而是在比較和對照中建立了獨特的邏輯和問題意識。例如，通過重新理解主體性、實踐理性和倫理共同體，中國哲學在全球范圍內提出了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想主張。

中國現代哲學的范式轉換，首先體現在研究對象的變化上。中國哲學研究不再以“如何正確理解經典”為最終目標，而是將經典視為回應哲學問題的思想資源。這一轉變，使中國哲學得以進入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等現代哲學討論領域，也使傳統思想獲得了新的解釋維度。其次體現在研究話語的構建上。中國哲學若要在現代學術共同體中被理解與討論，就必須形成一種既具有普遍可理解性，又不喪失自身思想特質的話語形式。這種話語并非對西方哲學概念的簡單翻譯，而是在比較與反思中生成的理論語言。

然而，如果這一范式轉換僅停留在方法更新與話語調整的層面，中國哲學的現代化仍然是不完整的。范式轉換的真正完成，必須以新的理論構建為標志。沒有理論構建，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就只能停留在詮釋層面，難以形成具有原創性的思想成果。

從分析走向理論構建

如果說“分析”與“范式轉換”主要指向反思與調整，那么“構建”則意味著積極的理論創造。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并沒有停留在對傳統的解釋或對西方的回應層面，而是始終致力于在現代語境中形成具有原創性的思想成果。在不斷推進理論創造的過程中，中國哲學不僅注重本土思想資源的發掘與創新，還積極吸收世界哲學的多元智慧，實現了思想的深度融合與自我超越。通過對歷史經驗的反思、對現實問題的批判和對未來圖景的展望，中國哲學展現出強烈的開放性和前瞻性。例如，面對全球科技進步帶來的價值挑戰與倫理危機、社會環境的復雜變革等，中國哲學以其獨特的整體視角與和諧理念，為人類共同體的未來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徑。

相較于分析方法的廣泛運用，理論構建始終是中國哲學現代化過程中較為薄弱的環節。長期以來，中國哲學研究更多致力于說明傳統思想“可以如何現代化”，卻較少回答“中國哲學能夠為現代世界提供什么樣的理論視角”。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構建”成為中國哲學現代化的關鍵任務。

當然，理論構建并非否定傳統，而是在繼承傳統思想精神的基礎上，對當代問題作出系統回應。當今世界正面臨技術理性擴張、價值多元沖突、人與自然關系緊張等深層挑戰，這些問題既是現代性的普遍難題，也為中國哲學提供了展開理論創造的重要契機。只有當傳統思想被轉化為回應這些問題的理論結構時，中國哲學的現代意義才能真正顯現。通過重新理解天人合一、仁義禮智信等思想核心，中國哲學能為現代社會提供不同于工具理性與個人主義的價值路徑。

構建的關鍵，在于形成具有自覺意識的理論形態。中國哲學的現代構建，不應是對西方哲學體系的簡單復制，而應在跨文化比較中生成自身的問題結構和理論語言。例如，在對主體性的理解上，通過實踐理性和倫理共同體的視角，對抽象主體理論作出補充；在對社會關系的理解上，通過整體性和關系性思維，回應現代社會的碎片化傾向。這種理論努力，既立足于自身傳統，又面向普遍問題。

理論構建的最終目標，并非確立一種封閉的思想體系，而是在開放對話中形成具有世界意義的哲學表達。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哲學不再是單一文明內部的思想活動，而是不同文明間交流互鑒與共同反思的實踐。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哲學的現代化，既是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世界哲學多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持續的理論創造，中國哲學將在全球哲學格局中占據獨特位置。這種位置，并非來自文化身份的自我強調，而是源于對共同問題的原創性回應。當中國哲學能夠以自己的理論語言，參與對現代問題的普遍討論時，它才真正完成了從傳統思想到現代哲學的轉化。

因此，中國哲學現代化的現實路徑，正在于以問題為導向的分析方法，推動自主而有創造力的理論構建。當分析與構建形成內在統一時，中國哲學才能在現代語境中獲得持續發展的思想動力，并為理解當代世界貢獻具有中國立場和普遍意義的哲學智慧。

作者：江怡，系山西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