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9日,英國《金融時報》在頭條位置拋出一篇標題相當扎眼的報道,名為《Wealthy Chinese sidestep Singapore for Dubai》,直譯過來就是"富裕的中國人繞開新加坡,轉向迪拜"。
這篇報道的信號意義非常明確,曾經洶涌涌入獅城的中國資本正在快速降溫,甚至開始調轉船頭西進中東。半年之后,美國對新加坡發起的301調查又把這塊短板徹底揭開,兩件事并到一起看,獅城幾十年累積的家底正在被悄悄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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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時報》援引多位私人銀行家與顧問的說法,直言中國富豪們對新加坡日益抬高的設立門檻感到沮喪。渣打銀行新加坡財富規劃與家族咨詢全球主管Mike Tan表示,過去一年間,該行收到的來自東亞客戶關于迪拜的咨詢數量出現激增。
迪拜國際金融中心登記的家族辦公室相關實體數量在2025年上半年末已達1000家,相比2024年底的800家與2023年末的600家增速明顯,而新加坡當前的存量在2000家以上。表面看獅城存量仍占優勢,但增量曲線已經倒過來了。新加坡每年平均批出約3.3萬張永久居留和2.13萬張公民身份,但實際批準率最低可能跌到8.25%,2023年那起牽涉中國福建籍人士的特大洗錢案之后,針對中國申請人的審查力度明顯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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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懂中國富人為什么掉頭離開,光盯著監管陣痛是不夠的,得把鏡頭拉到更長的時間尺度上去。新加坡的繁榮從來都建立在現代海洋秩序的基礎之上,從歷史脈絡看,它天然傾向于依附每一代海洋霸權的核心力量。
1641年荷蘭人攻占馬六甲,借此據點掌握了周邊海域與海上貿易的主導權。1819年英國殖民官員萊佛士爵士登陸新加坡,將這片土地納入英屬印度版圖,此后因馬六甲海峽咽喉位置的特殊價值被直接劃歸英國政府管轄。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后,英國艦隊主力被歐洲戰場牢牢牽制,新加坡隨之被日軍攻陷,這一事件也被普遍視為英國海洋霸權由盛轉衰的標志性節點。1990年新加坡與美國簽署諒解備忘錄,正式邀請美軍使用其空軍與海軍基地,并在樟宜海軍基地為美軍航母及大型艦艇專門修建了量身定制的深水碼頭,從此完成了從英國附庸到美國戰略支點的身份切換。
海洋霸權之所以能夠成立,關鍵在于自然資源儲量與人類社會生產效率之間存在明顯的地域差異,這種差異使得商品的跨區域交換可以帶來巨大的價值增值。海洋本質上是一個廉價的運輸平臺,誰掌握了海洋,誰就能在全球流通過程中截取最大份額的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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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始終沒意識到,它心心念念維護的美國,其實已經厭倦了它現有的國際定位。2026年4月18日,《聯合早報》披露了一則看上去頗為蹊蹺的消息,稱近期有"大國"對新加坡提出"產能過剩"和"強迫勞動"指控,并表示這些論述實際上缺乏事實依據。
這兩個標簽,長期以來都是美國用來抹黑中國制造業的慣用工具,這一次居然套到了對西方世界一貫忠心耿耿的新加坡頭上。問題隨之浮現,到底是哪個國家在如此操作,《聯合早報》又為何始終不敢直呼其名,而只能含糊地以"大國"代稱,稍加梳理便可發現,這里的大國指向的就是美國。
2026年3月,美國貿易代表署正式宣布對包括中國、歐盟、日本、韓國、新加坡、印度、墨西哥、越南、馬來西亞在內的16個經濟體啟動301調查,重點針對半導體、鋼鐵、鋁、電動車電池及太陽能模組等20大產業,所依據的理由正是制造業的結構性產能過剩與生產問題。
許多人初聞這一消息會困惑,新加坡作為面積僅相當于香港三分之二的城邦小國,從何談起制造業產能過剩。可聯合國2024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新加坡出口商品中占比最高的類別恰恰是集成電路、半導體設備、數據存儲設備等高附加值電子工業品,其次是礦物燃料與石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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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數據掰開看就明白,相當大比例屬于轉口貿易,在很多國家都積極扮演"陽澄湖"角色的當下,獅城自然也難以免俗。按照特朗普政府的對外經濟邏輯,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的根本目的是降低本國對中國工業品的依賴,推動制造業回流美國本土,那么新加坡作為轉口樞紐的角色,在白宮眼里自然就不再討喜。
新加坡方面在回應美方指控時援引了不少數據,比如本國工業用地租金年均上漲約5%,并不存在產能閑置或過剩,本國法律框架完全符合國際標準,且從未被列入美國勞工部所發布的強迫勞動或同謀商品清單。
然而歷史經驗早已表明,美國的301調查只講立場,從未真正講過事實。新自由主義時代全球經濟的運行邏輯是"華盛頓共識",其終極目標是把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改造成美元資本可以自由進出的樂園。在"一個中心多個節點"的結構下,美國享受最大紅利,新加坡作為亞太節點也能分一杯羹。可當全球秩序加速向多極化與區域化方向演進,各大經濟體開始在自家門口建設交換樞紐時,獅城享受了幾十年的時代紅利就走到了盡頭。
亞太經濟區的中心毫無疑問會以中國為核心,歐洲經濟區則會圍繞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幾個國家展開。打開亞太地圖看一眼便知,新加坡偏居西南一隅,當整個亞太被深度整合進統一的大供應鏈體系,從運輸成本的角度衡量,它就很難再扮演最佳物資集散地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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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過頭再看英媒那篇報道,邏輯就豁然開朗。富豪們比誰都精明,看得明白,香港背后站著整個中國,無論金融市場起起落落,家里人的事終歸還是家里的事。新加坡呢,不過是夾在中美之間的一個縣級中轉站,沒有市場腹地,缺乏核心產業,連主權基金淡馬錫的命脈都和中國深度綁定,2020年其投資組合中對中國的投資占比一度高達29%,反而超過了對新加坡本土25%的占比。
獅城一邊享受著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一邊在政治軍事層面甘心充當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抓手,這種騎墻的算盤到了今天大國博弈白熱化的階段必然失靈。一旦在政治上得罪了最大的客戶來源地,誰還敢把身家性命寄存在這個賬房里。當中國不再給臉,當區域莊家不再賞光,新加坡所能回歸的,不過是地理坐標上一個本該如此的小縣城。從獅城到迪拜,這不僅是富人們的資產騰挪,更是一次全球資本對安全感與確定性的重新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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