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要弄清楚公共部門工會到底在解決什么問題，其實并不容易，直到我看到那群美國收入最高的鐵路工人走上了罷工警戒線。
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為成員爭取最優厚的待遇。工會的制度設計如此，他們也確實把這件事做得無可挑剔。以連接紐約郊區與市區的長島鐵路為例，那里員工的平均年薪已經達到121646美元，比紐約市80394美元的家庭收入中位數整整高出了50%。工作規則更是讓工程師們有機會在同一天駕駛不同類型列車，或者送完旅客再把車開到維修車間時，拿到雙倍甚至三倍的工資。
去年有超過300名長島鐵路的員工，在基本工資之外每人還賺到了10萬美元的加班費。這筆額外收入又會推高他們最終的養老金數額。按照規定，服務滿30年后，55歲就可以開始領取。對于工會成員來說，這樣的回報體系當然是好事，甚至好到讓絕大多數美國勞動者難以想象。但真正買單的，是納稅人和通勤者，他們有理由問一句，這筆交易到底公不公平。
州長凱西·霍楚爾確實對工會有所抵制，但她還是迅速以未曾公開的條款結束了那場罷工，這意味著巨額的加班費支出、昂貴的勞動規則和臃腫的養老金體系仍將紋絲不動。在藍州和藍城，這是公共部門工會擁有驚人政治力量下的尋常操作。但這一切并非注定無法改變。強大的工會之所以能持續存在，是因為美國大約30個州通過了與公共部門工作者進行強制性集體談判的法律。
問題在于，如果這個過程真在推進共同利益，那倒也無妨。但現有的研究表明情況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工會例行堅持的那些薪酬方案和勞動規則，一直在消耗公共部門的運行效率和實際效能。簡單說，法律沒能把工會的激勵方向與公共利益對齊。這已經成了大問題，尤其在我們那些最具活力的城市苦苦掙扎著，想要提供好學校、有效治安和高品質公共交通的時候。
改革早就該來了。幸運的是，這件事依然有實現的空間。對于許多工會成員而言，集體談判法的存在理由再明顯不過。有位長島鐵路的工程師在罷工時說，這份工作的培訓過程長達一年多，包含多次考試，有些筆試困難重重，他們具備極高的專業資質，因此坦率地講，這筆錢是他們應得的。
這個“我們應得的”論點，公眾該如何看待？在市場經濟里，薪酬本身并不取決于勞動者抽象地認為自己該拿多少。工資的連接點，其實是別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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