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巴西與烏拉圭爆發沖突未正式宣布戰爭，雙方具體做了哪些舉動？態度表現如何？
1863年冬末的烏拉圭河畔，塞羅拉戈省一位名叫大衛·卡納巴羅的牧場主拍著欄桿抱怨：“再這么查稅，我們的牛就要被逼到巴西那邊去了。”此情此景，道出了邊境地區的日常煩惱——牲畜溢出、逃奴往返、關稅飄忽不定。看似雞毛蒜皮的小摩擦，卻悄悄撥動了拉普拉塔大棋局的指針。
南跨國界的牛群背后，是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烏拉圭布蘭科黨堅持高關稅維農、限制外僑土地投機；而巴西南里奧格蘭德的莊園主則倚仗龐大市場，需確保牧場順暢出海。翻開賬簿，不和諧的數字在兩國首都的書桌上越攢越厚，終于逼出一句帶火藥味的勸告：“若貴國不能保障我僑民之財產安全，只能另尋手段。”這是1864年春，巴西公使薩萊瓦遞交的“備忘錄”，字字噙著冷意。
烏拉圭新任代總統阿塔那西奧·阿吉雷并未退讓。他反問薩萊瓦：“烏拉圭獨立四十載，要不要把主權也寫進貴國的海關章程里？”調停談判旋即陷入僵局。七月間，英、阿兩國代表在蒙得維的亞的咖啡館里試圖撮合，“別讓大炮替你們說話。”英國人桑頓勸道，可惜誰也說不動兩邊。八月初，巴西最后通牒遞交后僅六日，里約熱內盧的燈光徹夜不滅，帝國海軍蒸汽艦正悄然掉頭南下。
塔曼達雷中將押著十二艘蒸汽艦一頭扎進烏拉圭河。濃霧散開時，烏方唯一像樣的武裝船“薩爾托鎮號”正欲溯流北逃。“停船，否則開火！”巴西軍官皮涅拉在甲板上連喊三遍。烏拉圭水兵回以一串炮聲，結果螺旋槳受損，只得擱淺自焚。三天后，蒙得維的亞宣布與巴西斷交，拉美少見的“不宣而戰”由此坐實。
海面被鎖死，陸地卻仍在較量。巴西南方軍此刻只有一個旅在邊境集結，人數不過兩千。為了省卻長途攻堅之苦，塔曼達雷把目光投向正被圍得喘不過氣的科羅拉多黨首領弗洛雷斯。雙方在捷豹河口的漁棚里草草握手——弗洛雷斯要巴西的炮艇與軍餉，巴西要一份“保證書”：戰后解決所有對巴欠款，開放河流航運。協議生效后不足一周，巴西騎兵穿過雨后的馬塔草原，10月中旬輕而易舉接管了邊陲小城梅洛，旋即讓給弗洛雷斯留守，自己又退回國境，保持“旁觀者”姿態。
真正撬動戰局的，是薩爾托。那是一座把守烏拉圭河渡口的小城，駐防不過四百余人。11月末，巴西炮艇自水面施壓，弗洛雷斯的騎兵從干涸的河床兜抄后路。守軍指揮官帕洛梅克只得到寥寥數門舊炮的支援，最終舉白旗投降，交出了250名士兵和幾門火炮。科羅拉多黨隨即在鐘樓升起紅旗，北部通往巴西的道路徹底失守。
勝負似乎已定，卻還剩下一塊硬骨頭——佩桑杜。12月初，塔曼達雷把旗艦錨定于城外，白天炮擊，夜里放探照燈壓迫防線。城中指揮官戈麥斯最初信心滿滿，直到烏將軍薩阿率部前來增援又在黑河一帶遲疑，“若硬闖，只怕兩敗俱傷。”他轉身撤回首都，佩桑杜遂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城墻外，巴西海軍與弗洛雷斯的騎兵仍在磨合，協同不暢拖慢了攻勢；城墻內，守軍用河水泡干餅充饑，日夜等待不知何時到來的解圍。
扼住北方門戶，巴西人贏得了最迫切的戰略緩沖；扶持科羅拉多人控制要道，弗洛雷斯則找回了丟失多年的政治資本。烏拉圭政府退居蒙得維的亞，布蘭科黨的旗幟在風雨中漸顯暗淡。至此，拉普拉塔又一次證明，小河流的小漩渦，也足以吸引大國駛來巨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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