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鄭經與日本德川幕府的關系

“事成之日，凡貴國所欲，無不可議。”
作 者 | 郭松民
編 輯 | 南 方

一、鄭氏家族與日本的淵源：從鄭芝龍、鄭成功到鄭經

鄭氏家族與日本的聯系始于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1604—1661）。

鄭芝龍早年投身海商，先隨舅父黃程至澳門學習葡萄牙語，后轉投當時東亞最大的海上武裝海商集團首領——日本平戶的華僑李旦（？—1625）門下。

李旦死后，鄭芝龍繼承其海上勢力和人脈，逐步建立起一支以福建、臺灣、日本平戶—長崎為據點的龐大船隊。

這支船隊兼具武裝走私、護航、貿易甚至劫掠等多重功能，是典型的“海盜—商業”復合集團。其活動范圍覆蓋東海、南海及東南亞海域，與日本、琉球、暹羅、柬埔寨、馬尼拉等地均有頻繁貿易。

鄭芝龍在平戶期間，娶當地女子田川氏為妻。1624年，田川氏于平戶千里濱產下一子，即日后著名的鄭成功。

鄭芝龍另有一子田川七左衛門，過繼予日本田川家族，后定居長崎，長期負責鄭氏集團與日本之間的貿易聯絡與資金調度。田川七左衛門的后代在長崎世襲唐通事（長崎港的官方翻譯官，具體負責處理與中國有關的通商與外交事）之職，成為鄭氏家族在日的常設代理人。

鄭芝龍集團與日本德川幕府的關系，本質上是利益驅動的貿易關系。

鄭芝龍向日本輸入生絲、絲綢、鹿皮、藥材等商品，從日本換回白銀、銅、刀劍、火繩槍等物資。尤其重要的是，鄭芝龍通過與日本商人及幕府官員的交往，在長崎建立了穩固的商業據點。

鄭芝龍降清（1646年）后，其在日本的商業網絡和人脈關系由鄭成功繼承。

鄭成功七歲之前生活在平戶，能通日語，對日本文化有親近感。其生母田川氏在鄭芝龍降清后自盡（一說死于亂軍之中），鄭成功遂矢志抗清。

鄭成功繼承鄭芝龍的海上武裝力量，并利用父親在長崎遺留的人脈與資金，持續與日本保持密切往來。

鄭成功曾多次遣使赴日，請求德川幕府提供軍事援助。

據《華夷變態》及日方檔案記載，1658年前后，鄭成功派遣使者攜帶親筆信至長崎，希望幕府派兵相助，并提供火繩槍、火藥、銅錢等物資。

幕府雖未直接出兵，但允諾提供一定數量的軍需物資。

長崎的華人商人及田川七左衛門亦從中斡旋，促成部分物資運往臺灣。鄭成功在臺期間，德川幕府曾提供銅、火藥、大米、火繩槍等，以資軍需。

鄭經（1642—1681）為鄭成功長子，襲延平王爵，主政臺灣明鄭政權凡十九年。

鄭經全面繼承了鄭氏家族在日的商業網絡與人脈關系。田川七左衛門的后代仍在長崎負責鄭氏貿易，鄭氏的“東寧船”常年往返于臺灣與長崎之間，大量輸入日本銀、銅、鉛、盔甲等軍需物資。

正是在這一深厚的血緣、商業與外交基礎上，鄭經得以在清軍壓境、三藩起事的關鍵時刻，連續三次派遣使者赴日乞兵。

二、鄭經三次遣使日本乞資

鄭經主政期間，先后三次向德川幕府遣使。

“乞資”是指鄭氏請求幕府將家族寄存于長崎的錢款發還，以充反攻軍費；更核心的訴求是“乞兵”——請求日本直接派兵協助反攻大陸。

三次乞資中，以第二次（1674年）最為關鍵，其遣使信函被完整收錄于《華夷變態》，成為研究鄭經對日外交的核心史料。

1、第一次乞資：康熙二年（1663年）

康熙二年（1663年），鄭經遣使攜《致長崎王殿下書》赴長崎，請求幕府將鄭氏家族存于長崎的錢財發還，以充反清軍資。

此番請求未得幕府積極回應。更關鍵的是，鄭氏在長崎存入之款已于此前被人提取——鄭泰之孫鄭奎舍與侄子鄭按舍當時已降清，搶先領走了這筆錢款，致使鄭經意圖完全落空，第一次乞資即告失敗。

2、第二次乞資：三藩之亂期間（1674年）——最詳盡的承諾

康熙十三年（1674年），吳三桂于云南起兵反清，耿精忠在福建響應，鄭經也趁機渡海西征，占領廈門、漳州、泉州等地。

此時，德川幕府正密切關注清朝的局勢。

1674年7月8日，吳三桂和鄭經的檄文抄寫本通過長崎唐通事遞送至江戶。同年10月，經由琉球—薩摩路線的戰爭報告亦送達幕府。隨后，來自朝鮮的對馬藩報告也相繼呈遞。

一系列情報表明清朝面臨嚴重危機，“對于許多期待明朝光復的日本和朝鮮的觀察者來說，清朝似乎在第三代就會滅亡”。

正是在此背景下，鄭經遣使攜信函赴長崎，向長崎奉行遞交了乞兵信。據《華夷變態》所錄，信中所述內容極為具體，明確列出了事成之后給予日本的回報：

“俾孤得藉貴力，掃蕩腥膻，克復江南，還我河山。事成之日，凡貴國所欲，無不可議：通商互市，永結和好；沿海諸港，任貴國往來；世世子孫，以信義相保。”

這封信函提出了空前優惠的條件——“凡貴國所欲，無不可議”，并具體列舉：通商互市并永結和好、任由日本商船出入中國沿海各港口、以信義世代相保。

然而，德川幕府經過內部討論后，最終拒絕了出兵請求。

幕府的決策過程如下：據載，幕府曾專門召集德川御三家（尾張、紀伊、水戶三藩主）討論此事。德川義直、賴宣、賴房三人皆主張出兵支援，然幕府大老井伊直孝以“無益”為由堅決反對，力阻出兵。最終井伊直孝意見占上風，出兵計劃被否決。

此后，幕府干脆回絕了鄭氏趁三藩之亂聯合作戰的建議，僅維持貿易往來，不提供任何實質軍事援助。

3、第三次乞資：約1677—1678年

鄭經第三次遣使赴日，結果與前兩次相仿。德川幕府雖對明鄭政權持一定友善態度，卻始終拒絕派遣援軍及歸還錢款。“除了日本為了表示友善而援助的軍需物資之外，一個兵也不派。直到（澎湖海戰后）鄭氏一門完全歸順之時，日本國依舊沒有理會。”

三、德川幕府對中國情報的搜集機制與《華夷變態》

德川幕府自17世紀30年代起實行鎖國政策，僅保留長崎、對馬、薩摩三個窗口對外交往，其中長崎是與中國及荷蘭貿易的唯一港口。

幕府雖鎖國，卻高度重視對中國形勢的監視。所有抵達長崎的中國商船，船主須立即接受長崎唐通事的詢問，陳述中國大陸近期發生的重大政事、戰況等，所提供的情報被稱為“唐船風說書”。

這些風說書經長崎奉行上報江戶幕府，由幕府儒官林春勝、林信篤父子匯編成冊，即《華夷變態》。該書共收錄文件約二千余件，涵蓋時間從1644年至1724年，是研究清初中日關系史乃至東亞國際關系的核心史料。

《華夷變態》一書的書名具有強烈的政治意涵，意為“夷狄占據中華王朝”，反映出日本對中國明清鼎革的立場——視清朝為“夷狄”，期待明朝恢復或漢人政權的光復。

鄭氏三代向日本遣使的書信，以及大陸政治局勢的種種情報，正是通過這一制度化的情報渠道傳遞至幕府中樞，被收錄在《華夷變態》之中，得以保存至今。

四、簡短的結論

終鄭經一世，其與日本德川幕府的交往脈絡清晰：依托家族歷史淵源，前后三次遣使向日本乞兵反攻大陸，均因德川幕府鎖國政策而未能如愿。

軍事求援失敗后，雙方長期維系海上貿易關系。

鄭經的對日外交，始終圍繞明鄭政權對抗清廷的現實需求展開，雖未達成借兵復國的目標，卻讓鄭氏政權與日本的海上聯系得以延續，成為這一時期東亞海上交往中一段特殊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