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四歲那年，我媽第一次把麥克風塞進我手里。那是一個模糊得不像真實的圣誕節，紫色地毯的講臺，樂隊在右邊，左邊是搭了一半的馬槽布景，她和唱詩班指揮站在我面前，教我張嘴，教我笑，教我像一只被馴好的鳥。
記憶里有時有其他唱詩班的人走動，有時空無一人，有時有人爬在梯子上調那串從陽臺欄桿垂下來的彩燈。我記不清究竟是哪次排練，只記得那棟樓、那個臺，還有一百次被推到臺上的自己。那些畫面像霧一樣，一用力看就散掉，卻從沒真正消失過。
那是表演的開端——一首歌，一個被要求對觀眾微笑的指令，一次我母親代我接收所有贊美而我站在一旁像只被訓練好的動物的經歷。我不記得聽過多少次別人當著我面夸她：“才這么小就能不走調，不怯場，讓唱就唱，太厲害了。”那些贊美從頭到尾沒有一次是看著我的眼睛說的。它們是給我母親的，就像在夸一只鸚鵡會說人話，夸的是馴它的人手藝好，跟鸚鵡本身沒什么關系。
在那個福音派小鎮上，孩子從來都是財產，訓練得越好，財產的估值就越高。沒人明說，但那種被物化的感覺，我打記事起就能感受到。我被當成一件被展覽的商品，而我媽是那個得意的擁有者，帶著一只不會出錯的鸚鵡四處展示，卻從沒問過這只鸚鵡想不想開口。
我常常想對那個四歲的自己說：撒潑吧，尖叫吧，踢人、罵人、咬人，鬧到方圓一條街的大人都知道這孩子失控了。那才是我唯一應該給出的回應。如果我當時在臺上發了脾氣，讓母親當著眾人的面難堪，哪怕只是一點點丟臉，她或許就不會那么毫無顧忌地一次次把我推上舞臺，逼我跳她教的那支舞。她會留下一個念頭——這個孩子可能會在任何一場展示里突然不配合，讓她在全教會面前抬不起頭。誰又愿意讓自己的獨生女變成一場不可控的笑話呢？
可是那一切從來沒有發生。我沒有鬧，沒有叫，沒有讓任何人覺得這只鸚鵡有反抗的念頭。我只是安靜地接過了麥克風，從此學會了站在不屬于自己的燈光下，替另一個人完成被贊美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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