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王世達
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飛離印度多日之后，有關他這次訪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修復”了美印關系或是“安撫”了新德里的戰略焦慮，仍是一個問號。在國際格局深刻演變、大國關系復雜調整的背景下，印度戰略界和輿論界不少人對于“華盛頓不可靠”的疑慮依然揮之不去，他們開始回顧近些年來印度外交政策的得與失，強調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戰略自主才最符合印度的國家利益。
客觀而言，追求“戰略自主”是印度歷屆政府的對外政策宣示以及試圖確立的國際形象，但在不同時期政策表述與具體效果不盡相同。
不少人一提到印度外交，首先想到的就是“不結盟”。1947年印度獨立后，首任總理尼赫魯將“不結盟”作為印度外交政策的基軸，強調在獨立自主、和平共處以及不參與大國對抗等原則下維護國家利益，提升國際地位，力求將印度打造成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在當時美蘇冷戰背景下，“不結盟”外交使印度免于在兩大對抗陣營中選邊站隊，而是在“戰略自主”和實用主義政策下與兩方面保持聯系，從美國和蘇聯都獲得了相當規模的經濟、技術乃至軍事裝備援助與支持。
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在“不結盟”理念下，當時的印度、埃及、南斯拉夫等國共同發起和推動不結盟運動，主張獨立自主、非集團化原則，反對殖民主義與霸權主義，并將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和國際經濟新秩序作為目標。與此同時，堅定維護自身主權獨立和國家利益的廣大亞非拉國家還成立了“七十七國集團”，當時的一個主要原因也是不愿卷入美蘇陣營對抗，堅持奉行“不結盟”政策。這樣的時代背景，使印度在美蘇之間“左右逢源”的同時，也在“第三世界”提升了自身形象。
進入21世紀尤其是2014年印度人民黨上臺執政后，“不結盟”的提法逐漸淡出印度外交話語表述。一方面，這是印人黨政府出于國內政治考慮進行的調整。“不結盟”政策被認為是尼赫魯以及國大黨的歷史政治遺產，為了打壓對手政黨的政治影響力和號召力，印人黨難免要對國大黨執政時期的一些路線、方針和政策進行某種淡化甚至否定。其中一個表現，就是在外交政策表述中幾乎不再提及“不結盟”，轉而越來越多使用“多向結盟”一詞。
另一方面，當今世界格局與美蘇冷戰以及冷戰結束初期已經大不相同，這也成為新德里轉向“多向結盟”的國際背景。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美國雖然實力依然強大，但世界多極化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更是成為當今世界大變局的鮮明標志。同樣基于實用主義邏輯，過去實行“不結盟”政策的印度，現在強調“多向結盟”，并稱這是實現自身戰略自主的現實路徑。
不過，新德里“多向結盟”里的“結盟”，與過去“不結盟”或者美國聯盟體系中的“結盟”，意義顯然不同。這個“多向結盟”，不是與其他國家結成政治、軍事意義上的條約盟友，而是技術層面或者“基于具體議題”的合作，即“在不同議題上依據自身國家利益做出結盟或不結盟的決定”，目的是處理好多對大國關系，“不會因為其中某一對大國關系影響其他雙邊大國關系”。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在俄烏沖突持續延宕的背景下，印度拒絕跟隨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對俄羅斯實施制裁，堅持購買俄羅斯石油并開展其他領域經貿合作，同時又希望繼續經營好與華盛頓的關系。但就當前實際效果來看，這種“多向結盟”很難達到新德里“互不影響”的預期。
可見，無論國大黨執政時期的“不結盟”外交，還是當前印人黨政府強調的“多向結盟”，雖然話語表述不同，但新德里的出發點或者準繩，都是追求戰略自主，維護國家利益。
正是基于這樣的邏輯，在當前面臨大國關系復雜調整，包括與華盛頓在經貿乃至政治等領域分歧嚴重的情況下，印度要做的不是等待誰的“安撫”，而是應該重新評估自身戰略處境，朝著真正有利于實現戰略自主、切實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向更加快速、堅定地調整。其中，更大程度改善、穩定和發展對華關系，推動中印關系沿著健康穩定軌道前進，無疑是至關重要的努力方向。正如中方所強調的，中印同為文明古國、發展中大國、全球南方重要成員，都處在各自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中印關系發展歷程表明，做相互成就的伙伴、實現“龍象共舞”是雙方的正確選擇，完全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南亞所執行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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