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1818黃金眼”報道,5月23日,杭州臨平禧瑞江南小區兩名9歲女孩被困電梯近2小時,輪流按壓求助鍵35–50次,物業公司保安接到孩子求助電話卻只回“別再按電梯玩”,而未去察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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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看到這種事,第一反應是罵這個保安沒人性,沒有一點責任心,其過錯無需贅述。
問題是為何類似事件并不少見,發生在保安、外包客服、值班員、護工這些收入不高、替代性很強的崗位上的也比較高。
而一旦出事,輿論總能精準地找到一個“失德個人”,卻很少追問,是什么樣的崗位結構與待遇,才會產生這種“沒啥責任心的人”?
我們習慣于把責任心理解成一種道德品質,但現實中,責任心從來不只是道德問題,它也是一個制度、激勵與組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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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里有一個“效率工資理論”。主張企業支付高于市場平均水平的工資,不是為了“做慈善”,而是為了換取更高的生產率、更低的流失率、更強的約束力和更穩定的紀律。
員工之所以更賣力,不只是因為“多拿了錢所以感恩”,更重要的是:這份工作失去它的代價變高,變得值得珍惜。
說直白一點,“一個月才幾百塊錢,你玩什么命啊”,高工資不一定會有高責任心,但最低的工資待遇,大多員工自然會用低限度地應付,這是最劃算的策略,大不了換個地方繼續“擺爛”。
于是,糟糕的待遇,“責任心”就很容易退化成一種依賴個人良知的東西;可若主要靠“良知發電”,那出問題也是遲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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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為什么會對電梯內的求救,形成“孩子在亂按、在玩”的判斷?
很大概率是經常有小孩按著玩,讓他長期處在被騷擾、被戲弄、被虛假警報消耗之中,時間久了,會先入為主地把異常當噪音,把呼救當打擾。這是典型的“狼來了效應”。
但這只能解釋他為何麻木,不是說明他有權麻木。
成熟的制度設計,從來不是寄希望于一線人員“永遠保持敏感”,而是建立一套“寧可多跑一趟,也不能漏判一次”的流程。
尤其是電梯困人,這在物業管理中根本不是什么稀奇、復雜、無法識別的危急事項,而是高度標準化的常見風險場景:接到求救,核實樓棟、樓層、派人查看、聯系維保、必要時聯動消防,本應是一套條件反射式流程。
但他卻過去察看一下都懶得動,除了“狼來了”,也是日常工作被切割得非常碎,打卡、巡邏、看門、接話、登記,樣樣沾邊,卻很少有人系統地培訓,這一個動作后面的責任鏈條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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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主要的是,可能也覺得,認真和敷衍,在大多數時候并沒有差別,這才是最致命。就算真出了輿情,公司也是先切割個人;被辭退,也不過換個地方繼續上班;待遇都是那個樣。
承擔責任的收益極低,回避責任的成本也不高。這就不是簡單的懶,而是一種被環境訓練出來的“理性不負責”。
低薪自然不能為漠視生命開脫,但一個崗位如果工資長期處于低位;派遣、外包比例高;人員流動頻繁;培訓極簡;缺乏職業晉升;管理層只盯表面秩序,不看真實風險;出事后先甩鍋,不復盤原因;那這個崗位自然只能找到“只求混口飯吃的人”。這是結構性的起點。
你不可能一邊把人當一次性耗材,一邊要求他在關鍵時刻像專業人員那樣可靠。很多行業的問題,本質上都是“把人當成本,而不是能力的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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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一些企業愿意把員工待遇、供應商工人福利、勞動環境納入體系考核?并不只是因為道德高尚,而是他們發現:員工狀態會以各種方式,最終回到產品、服務和品牌上。
一個被善待的員工,不一定會變成圣人;
但一個被長期壓榨、羞辱、邊緣化的員工,幾乎一定會想辦法在別處把損失補回來。
所以,責任心不只是道德品質,同時也是職業能力與組織激勵的結果。
只講道德,不講培訓,責任心就變成盲目的熱情;
只講培訓,不講激勵,責任心就變成說在嘴上的流程;
只講激勵,不講道德,責任心又會退化為精致利己的績效游戲。
“效率工資”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錢能直接買來善良,而是因為它能提高崗位門檻、穩定人員結構、強化職業認同、增加違規成本,從而給責任心提供一個現實土壤。
員工并不需要“公司像家一樣”的PUA,需要的僅僅是:工資配得上責任,規則配得上風險,付出配得上尊重。
這些東西到位,責任心自然更容易生長;不到位,再多企業文化標語,也只是把人的疲憊粉飾成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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