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報：鮮為人知的近現代中國科幻生態圖景

一

“副文本”（Paratext）的概念最早由法國文論家熱拉爾·熱奈特提出，用以指稱環繞于作品“正文本”之外、卻深刻影響其傳播和接受的一切文本形態，包括標題、副標題、序言、跋、注釋、廣告、評論、插圖，乃至讀者來信等。與以作者和作品為中心的傳統文學研究不同，副文本研究強調文本在進入公共領域時所經歷的多重中介過程，關注編輯、出版人、評論者與讀者等多方主體如何共同參與意義的生產。通過副文本與正文本之間的互動，我們能看到，一部作品何以按照某種既定或偏離初衷的路徑進入社會視野，塑造其時代反響，并最終被納入或排除出歷史敘事。

將副文本納入文學史的討論范圍，意味著研究重心從“知人論世”式的文本闡釋，轉向對文化生態與觀念流變的考察。在此，文本不再只是審美對象，而成為社會思潮與敘事力量的載體。這一研究路徑對于近現代中國科幻尤為關鍵。自清末至1949年這一階段，科幻作為一種文類尚未定型，類型邊界模糊，創作者多為譯者、報人或跨界寫作者，難以形成文學潮流或穩定陣地。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副文本反而成為連接早期科幻與社會各界的重要紐帶，使我們得以理解當時社會如何認識“科學小說”“理想小說”，以及來自海外的科幻影像等。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賈立元編著的《近現代中國科幻理論資料（1891—1949）》（下文簡稱《資料》）顯得尤為特別。該書系統收錄了1891年至1949年間與科幻相關的論文、序跋、發刊詞、編者按、讀者來信、雜評、廣告、書信、日記，以及個別作品的片段與批語，刻意不收錄“正文本”，從而凸顯編輯、營銷者與讀者等群體的話語位置。這一選擇不僅避免了贅述既有文學史的種種話語構建，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幅此前難以見到的、去中心化的早期科幻生態全景。

二

作為對該領域有充分研究興趣的讀者，我通讀該書最直接的動力在于：想知道當時那些并非后來意義上的“科幻迷”或“科幻作家”的人，究竟如何理解和談論科幻。這種問題意識本身或許帶有某種后設的錯位——畢竟在那個時代，即便在英語世界，人們也遠未形成有關科幻的共識，更不存在類似今日“科幻圈”的作家群落。然而，正是這種尚未被圈層敘事固化的狀態，使書中呈現出的時代面貌具有強烈的陌生化效果，也讓我們意識到：熟悉的“邊緣人敘事”，恰恰是后世建構出來的。

這種去類型化的狀態，首先體現在人物構成上。由于并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科幻作家”身份，當時的創作者背景呈現出驚人的多樣性。例如，法裔傳教士雷鳴遠以口述方式創作《花甲春秋》，由《益世報》的同事兼好友董郁青執筆成文；徐遲在以報告文學作家身份為人熟知之前，于1937年創作了科學小說《三大都會的毀滅》；《從月球到火星》的作者姜容樵是著名武術家，開設武館并系統調查中國武術理論……這些履歷的并置，本身就構成了對“科幻作者”隊伍豐富性的闡釋，也是創作者積極參與文化輸出的有力線索。

影像類的相關資料同樣引人注目。從觀眾反響看，早期科幻電影在當時已具備強烈的奇觀效應，新片上映往往萬人空巷；而專業文化人則多持批判態度，認為這些作品借助先進技術，卻仍沉溺于玄奇怪異的舊套。在民族危機與日本侵華的背景下，電影審查制度逐步確立，但其中也不乏令人困惑的個案：如改編自史蒂文森名作的《化身博士》久審未過，而殖民視角更為露骨的《獸世界》卻率先上映。大量影評提及當時流行的“獸片”，并圍繞其展開討論。與之相比，超級英雄電影在上海的放映反倒不顯新鮮，甚至出現《沙贊》（原子飛金剛）早于《超人》（無敵飛天俠）上映的情況。這些影片多集中于大都會放映，其時間節點又與日本侵華戰爭高度重疊，在文化消費的繁華與時代苦難之間形成耐人尋味的張力。

三

在戰爭的大背景下，H.G.威爾斯在中國的“國民化”過程便顯得順理成章。與儒勒·凡爾納相比，威爾斯在當時的知名度更高，這不僅源于其科幻創作，更與他在國際政治與文化領域的持續發聲密切相關。《未來世界》中關于中日戰爭的預測，使其在中國讀者中獲得了特殊的信任和期待。該書相關分卷被反復節譯、重印，威爾斯的行跡、社論乃至八卦也屢屢成為報紙追蹤的對象。1946年8月13日，這位“世界科幻之父”去世，國內報刊對此曾展開長達數月的悼念，這是當時其他科幻作家無可比擬的。

《資料》中還保留了許多容易被忽略、卻頗具啟發性和研究價值的“邊角材料”。例如，某些早期“科幻詩”實則是延續古代文人題詩傳統的簡短書評或讀后感。這類詩歌散見于葉恭綽、江起鵬、高燮等人的作品中，也有數例被匯編于均益圖書出版的《雙靈魂》中。再如，一些讀者與實踐者對科幻情懷的篤信：有人結伴遠行全國，令人聯想起《十五小豪杰》中的少年意氣，還有報道稱科學家公開懸賞登月方案，暗示科幻即將成為現實。這些材料已然超出狹義的文學范疇，為理解時人的生活方式與心理結構提供了珍貴線索。

回歸占據書中主導地位的諸多論爭文章，其中的不少觀點頗給人以親切之感：科文之爭、軟硬之爭、科學與志異之辨、理想與玄想之辯——這些議題在當時便已初見萌芽，后來延續至今的反復討論則很像對既有觀點的不斷復述。然而，不同歷史階段的討論所依托的社會土壤各不相同。在中國近代救亡圖存的語境下，科幻無論偏向科學還是人學，都被賦予了超越人性本我的期待。背負這樣的期待，科幻自然不被容許與享樂和庸俗掛鉤，甚至連《大都會》這樣的經典影片也會被斥為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墮落想象。另外，由于英語世界尚未形成系統性的文化輻射，許多討論更多是以本土的玄奇志怪體系為參照，對“科”與“魔”的差異進行辨析。周作人、張天翼等人的文章已具備相當的理論自覺，但其他情緒化的論述在聲量上更能代表時代主潮，成為后來科普型科幻創作的重要情感基礎。這些早期討論與當下“科幻的中國性”議題也形成了意味深長的呼應。

四

值得關注的是，彼時的困惑更多源于古典傳統與新潮觀念的交匯和反差。在“同為異常想象，為何玄奇不若科學更能打動人心”的問題下，亦有像《新西游記》這樣的作品試圖將古典和現代予以融合。回首科幻史，這種思考曾因種種原因出現過斷代，現如今，既然“中國式科幻”的相關討論再次重返舞臺中央，也許有必要重拾相關討論。

回到《資料》所展現的整體圖景，可以說，科幻在當時既未成型，卻也遠非地下小眾的孤立實踐。它會出現在戰區報紙上鼓舞士氣，會成為殖民話語的工具，會被讀者追捧或辱罵，會抄襲、斷更，也會在批評聲中繼續被世人消費。名士的跨國接力、女性的參與、大眾的熱情與抵觸，共同構成了一種無主體、去中心化的繁榮。這種狀態與當下科幻領域的陣地化和主體地位形成了鮮明對照。

由于科幻的邊界高度可塑，這種去中心化的生態繁榮背后所蘊含的觀念流動，以及跨越文化的發展差異，還會左右時人對科幻本身的判定。一些在當時已屬成熟技術的概念，如潛艇、飛艇、磁場或催眠術，在國內的落后語境中仍會被視為幻想。此外，從后人的視角出發，《資料》所形塑的整套文化環境還會和今日遙相呼應，形成跨時代的互動——背靠200余年的發展和全球各國、各民族的科幻話語之交融，當下，科幻已是一個大熔爐，和奇幻、恐怖、推理，和魔幻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后現代主義等都有交集。在這種背景下，當我們將一部作品納入科幻領域時，勢必也會將其背后的整條發展脈絡歸入其中。帶著這種后之視今的角度，我們得以進一步拓寬當時的科幻版圖，并透過這種持續性的開拓，不斷刷新對當時的認識。本文成文時，《資料》中所涉文獻記錄已被整合至中文科幻數據庫中，由是，現當代的種種科幻作品也將成為近現代中國科幻的副文本。這是一張不斷更新換代的多維領域地圖。至于后人會利用它行至何處，看到怎樣的風景，有何種體驗，又進一步發現哪些新的路徑、新的疆土，就留待這個領域的旅行者們去探索、去發現。

（作者系科幻書評人，中文科幻數據庫聯合創始人）

來源 文藝報1949

轉載 高校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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