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政策年年談內需，年年談消費，可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就是不漲。
2020年到2023年，連續4年的通脹目標都是3%。2021年：漲0.9%，2022年是最好的一年，漲2.0%，2023年：漲0.2%，2024年還是漲0.2%，2025年干脆把目標下調到2%，消費補貼翻倍。
結果呢？CPI同比漲幅——0%！
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了一個主動通脹方案：
“央行要盡快把通脹年率推到6%左右，然后調到4%，再讓4%的通脹率持續到經濟全面復蘇。”這里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理論上高通脹是否成立，第二個問題是中國怎么才能推高通脹率。
關于第一個問題，弗里德曼說過：通脹率2%-5%對經濟有利，低于2%就可能掉進坑里。我們一看到美國高于3%的通脹率，就說美國崩潰了，其實美國經濟還算不錯，是我們自己掉到坑里了。張五常提出這么激進的方案，多半是有了日本沉沒三十年的前車之鑒。通縮的恢復是慢變量，一旦觸發，周期遠比通脹要長，時間表會停留在“大約在冬季”。
但也要看是什么意義上的通脹。
這就要回答第二個問題，張五常既然談的是央行，那就是放水。
要真金白銀把價格砸上去，不能靠指令，2024年，水、電、煤、氣、高鐵這些基礎價格，做了行政指令性的上調，市場不做反應，你漲價，我就關燈。所以，還是要用市場化的手段對市場。但中國的市場是一個奇怪的市場，確切地說，它不完全是一個有效市場，而是行政權下的有限市場，央行放水，錢流向哪，市場說了不算，辦公室精英說了算。
問題就在這，為什么很多西方原理性的東西，在中國沒有意義。
因為辦公室精英算的不是市場的賬，房價在深度調整，地方土拍地價還能往上漲；那就不能靠市場的自生力解決不足的問題，因為還在強化供應端，而消費端缺少政策。
這決定了如果按張五常的建議，將通脹率拉到6%，隱含了一個路徑：發鈔。
能用的方法差不多用了個遍，那就學美國，大規模直接發鈔，什么彎子也別繞，直接發到居民手中，但美國與中國有兩個根本不同，美元可以收割全世界，而人民幣只能收割自己，美國的效率也在中國之上。
如果沒有效率支撐，大量債務壓在政府頭上，無法良性化解，一旦印鈔機火力全開，就脫錨了，主動通脹就會變異成惡性通脹。
所以，問題不像張五常想的那么單一，效率是根本，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所有的方案最終都是空轉。
而效率的核心問題是誰來主導資配置，它不太可能產生于指令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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