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一段舞蹈,接著是一場網暴,很多人看到這件事的時候,第一反應都是意外,兩名中國游客在富士山腳下的便利店前拍攝視頻,時間是清晨5點,內容不過是一段簡單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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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這件事放在十年前,恐怕很難想象會發展成這樣,畢竟在很多人的認知里,日本一直是禮貌、克制、有秩序的代名詞。
可當類似事件越來越頻繁地出現時,一個問題也隨之浮現:變化的到底是外國游客,還是日本社會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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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變了嗎?變化的其實不是態度,而是成本
這條新聞之所以引發廣泛討論,并不僅僅因為評論區里的那些言論,而是因為它觸碰到了一個很多人都能感受到的現象。
這些年,越來越多前往日本旅游、工作和生活的人開始發現,日本社會似乎正在發生某種微妙的變化,富士山中國情侶事件不是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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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時間,一對來自奧地利的夫婦在東京和大阪乘坐地鐵時,接連遭遇陌生人的故意碰撞,撞完之后,對方甚至連一句道歉都沒有,仿佛什么事都沒發生一樣。
更引發關注的是今年4月份發生在愛知縣的一起惡性案件,一名伊朗游客因為與當地人發生爭執,隨后遭到多人圍毆,據報道,對方甚至使用金屬管實施攻擊,最終釀成嚴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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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些事件單獨出現,或許還能歸結于個別人的行為,但當類似案例不斷累積時,人們開始意識到,問題可能已經超出了個體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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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十年,日本留給世界的印象始終是高質量服務,商場店員彎腰鞠躬,餐廳服務員耐心接待,買雙鞋都可能有人蹲下來幫你試穿。
很多游客第一次到日本時,都會被這種細致服務所震撼,但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事實是,這種禮貌從來不是憑空產生的。
它建立在經濟繁榮、收入穩定和社會安全感之上,當整個社會處于上升周期的時候,人們更愿意保持耐心,也更有余力去維持體面。
可一旦這些基礎開始松動,很多原本被隱藏起來的問題也會慢慢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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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真正焦慮的,不是外國人,而是自己的未來
如果要用一個詞概括今天日本普通人的處境,大概就是疲憊,過去幾年,日本經歷了持續的日元貶值。
對于外國游客來說,這似乎是好事,拿著美元、人民幣或者歐元來到日本,很多商品看起來都比以前便宜不少,于是大量游客涌入日本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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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場、藥妝店、景點,到處都是外國人的身影,可對于日本本國居民來說,情況卻完全相反。因為日元貶值帶來的,不只是旅游收入增加。還有進口成本全面上升。
日本是資源進口大國,食品價格上漲,能源價格上漲,汽油上漲,電費上漲,生活中的幾乎所有開支都在上漲,問題在于,物價漲了,工資卻沒有同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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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實際工資已經連續多年出現下降,很多上班族每天面對的是越來越高的生活成本,以及越來越沉重的工作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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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這樣一個場景:一個普通上班族,每天被工作壓得喘不過氣,收入增長停滯、房租上漲、食品漲價、養老壓力增加。
而當他走出公司時,卻看到外國游客開心購物、大量消費,理性上他知道問題不在游客,但情緒并不總是遵循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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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人們無法改變經濟環境,也無法向真正造成壓力的體系發泄不滿,于是最容易接觸到、也最沒有反擊能力的陌生群體,便成了情緒釋放的出口。
這也是為什么歷史上許多國家在經濟壓力增加時,排外情緒往往會同步上升,表面上看,人們是在針對外國人,實際上,他們真正不滿的,是自己越來越看不到希望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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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為什么一邊缺人,一邊提高移民門檻
比民間情緒變化更值得關注的,是政策層面的調整,很多人一直有個疑問,日本明明是全球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勞動力不足已經是公開事實,既然缺人,為什么還不斷提高外國人獲得身份的門檻?
答案其實很簡單,因為缺勞動力和歡迎移民,從來都不是同一個問題,日本現在面臨的最大挑戰,并不是沒有人工作,而是財政壓力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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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比已經接近30%,超過3000萬老年人正在領取養老金、使用醫療資源,對于政府來說,這是一筆極其龐大的長期支出。
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這套體系還能維持,因為有足夠多的年輕人工作、繳稅,可當人口結構開始倒掛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納稅的人越來越少,領取福利的人越來越多,財政缺口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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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政府看待外國人的方式自然會發生變化,過去的邏輯是:先歡迎,再管理,現在的邏輯則變成:先篩選,再歡迎。
因此,從2026年4月1日起,日本歸化審查標準進一步提高,過去通常居住5年左右即可申請,如今原則上要求居住1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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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記錄審核從原來的最近1年擴大到最近5年,社保繳納證明審核時間也同步延長,這些變化釋放出的信號非常明確。
日本希望獲得的是長期穩定貢獻稅收的人群,而不是單純增加人口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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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難受的,其實是夾在中間的百萬華人
在整個變化過程中,受到影響最大的,其實并不是短期游客,而是長期生活在日本的近百萬華人,過去很多人選擇赴日發展,看中的無非是三點。
收入更高、機會更多、福利更完善,那個年代,日本一個月的收入,可能相當于國內幾個月的工資,因此大量華人赴日求學、就業、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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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天情況已經發生變化,第一是經濟優勢明顯縮小,日元持續貶值之后,許多人發現辛苦工作賺來的收入,換算回國內已經沒有過去那樣明顯的優勢。
第二是身份認同問題,不少人在日本生活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工作在日本,納稅在日本,家庭也在日本,但依然很難真正進入主流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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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的禮貌并不等于真正的接納,很多人會發現,自己始終處于一個若即若離的位置,再加上經濟壓力增加后,一部分社會情緒開始向外國人轉移,這種疏離感變得更加明顯。
而回國,也未必像想象中那么簡單,有些人在多年前已經加入日本國籍,根據中國國籍管理制度,取得外國國籍后,其身份已經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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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們想回國長期生活時,又會面臨新的現實問題,身份變化帶來的手續問題,與國內社會長期脫節帶來的適應問題,以及人際關系重新建立的問題。
于是很多人發現,自己似乎被夾在了中間,留下來,不一定輕松,離開,也未必容易,這或許才是許多在日華人如今最真實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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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底,國家之間從來不是慈善機構,無論是日本、美國,還是任何發達國家,移民政策的本質都建立在利益交換之上。
與其把希望寄托在某個國家的福利或者某種身份上,不如把精力放在提升自身能力上。
因為真正能夠陪伴一個人走到最后的,從來不是護照上的顏色,也不是某個國家一時的政策紅利,而是自身持續創造價值的能力。
當個人足夠強大時,無論身處哪個國家,都有更多選擇,當國家不斷發展時,每一個普通人也會擁有更充足的底氣,這或許才是這場討論背后,最值得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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