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賢亮 | 雨雹為災：明末的災荒奏報與社會治理

原載《史學集刊》2026年第3期"明清史研究"。

雨雹為災：明末的災荒奏報與社會治理

馮賢亮

(復旦大學 歷史學系，上海 200433)

摘　要：明末天災不斷，加重了王朝統治的危機感。從崇禎六年以后，特別是崇禎九年松江府上海縣等地發生的雹災，對農業生產、賦稅征收以及社會治理造成了重大沖擊。官員們的災荒奏報，明晰地體現了常規的報災、勘災與救災的流程與制度化要求，促進了當時的社會治理，但官員的層級上報以及核查等工作，在努力確保受災地方的救濟工作時，也有其滯緩性和局限性，暴露出基層治理的困境所在以及官員“天人感應”式責任倫理推卸的泛化問題。從國家治理層面而言，政治控制與維持經濟的考量仍須占據重要位置。

關鍵詞：雹災；災荒奏報；天人感應；社會治理

傳統中國的災害史記錄既有悠久的歷史，又提供了很多災害成因的解釋以及防災、減災的策略，[1]對農業、農村與農民產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響，關乎社會治理的成效和國家統治的穩定。一般而言，自然災變的兩大要素為氣溫與降水。兩者的分配組合，會形成不同的氣候環境以及災害，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當然，不同地區災害的發生都具有不確定性，存在受災程度的空間差異。[2]古代中國的人們對災害的產生，已有相當的認知與解釋，這是所謂向災而生的一種表現。像冰雹的出現，就是因大氣環流異常、冷暖空氣活動頻繁且不穩定而形成強對流運動的結果。就明代而言，鄧拓很早就分析指出，在明代276年之中，比較突出的災害達1011次之多，是曠古未有之記錄。其中，除了水災、旱災與地震外，明代發生較多的災害為雹災，共計112次。[3]關于明代雹災的相關研究，學界已經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4]但對其細致的研究一直比較缺乏。在明末巡撫江南的張國維的奏疏中，有兩份關于江南雹災發生及其如何應對的匯報，尚未引起學界關注。本文即以此為個案，從官方報告的微觀角度，分析明末的災情發生、災荒奏報與地方治理的實態，以期更好地揭示官方應對災變的行政流程、制度實踐及其政治文化意涵。

一、明末的雹災

中國是世界上雹災比較嚴重的國家之一，地形地貌對雹災的形成和分布有著重要影響，主要是山區多、平原少，西部多、東部少，具有很強的季節性，并伴有狂風和強降水。[5]由于山區地勢起伏較大，因此氣流在上升過程中容易冷卻凝結，形成冰雹。同時，內陸地區相對干燥，水汽含量較少，在特定的氣象條件下，一旦有充足的水汽補充，就很容易形成強對流而引發雹災。像甘肅南部的洮州，土地干旱，夏季多雹災；[6]陜西西安、商州、城固等地，都是雹災最嚴重的地方。[7]東南沿海地區雖然水汽充足，但是受海洋調節作用的影響，氣流相對穩定，雹災發生的頻率較低。

明朝時期已經進入小冰期的氣候異常階段，自然災害頻發成為常態。這種干寒氣候的出現，維持了較長時期。據竺可楨的宏觀歸納，明清時期屬于近世中國最為寒冷的階段，特別是1600—1800年間的最低溫平均達到－2℃～－1℃，也是兩千多年來北歐挪威雪線最低的時期。[8]明代萬歷至崇禎年間，中國進入了歷史上第五個小冰河期，氣候轉趨酷寒，無任何“冬無雪”的記錄。[9]

據《明史·五行志》記載，明代的水、旱、雹、震等災害幾乎連年不斷。[10]兵部尚書馬文升(1426—1510)對其所處時代的災異有著明晰的感受，他認為天災在不斷增長，如“天鳴地震、星殞如輪、冰雹屢降、天火時發、夏霜隕禾等項災異”可謂頻繁。[11]到16世紀后期，歸有光(1507—1571)對此有清晰的感知并說：“邇者歲災流行，大江南北，河海嘯溢；畿輔邊關，雨雹遍野。夫雨水冰雹，皆陰類也。”[12]上天所降的水、旱、風、露、霜、雹之災，常使人間“餓死滿道，白骨交橫”。[13]

明代發生的屬于重雹的大災，并不鮮見，如陳獻章(1428—1500)所歸納的，春季的雨雹，小者如蓮子，大者如彈丸，更大的則如拳頭。[14]嘉靖十三年(1534)三月初二，太湖地區雨雹，“大如拳石，草木廬舍被損”。[15]比較起來，袁宏道所說的萬歷三十五年(1607)四月那次“天雨雹，大者如栗”的情形，[16]已算不上最嚴重的了。但其弟袁中道在萬歷四十五年(1617)所逢如雞蛋大的冰雹，[17]就應屬重雹了，與謝肇淛(1567—1624)所歸納的如桃李、如斧、如斗、如馬頭大小的冰雹一樣，都會對民生造成巨大的災難。[18]在明清兩代記錄的山西省發生的707次雹災中，重雹災就有211次。[19]崇禎八年(1635)七月間，山西省臨縣發生大冰雹，連降三日，“種二尺余，大如鵝卵，傷稼”。[20]同時期在南方擔任巡撫工作的張國維(1595—1646)向朝廷報告，應天府溧陽縣也遭遇了特別嚴重的大雹災，可謂“異常災變”，冰雹“其大如瓜，其小如茄”，[21]屬江南地區比較罕有的雹災。

據統計，明代浙江的杭州府、嘉興府、湖州府發生的雹災總計只有9次(湖州府5次、嘉興府4次)；蘇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鎮江府發生的雹災稍多，總計20次(蘇州府3次、松江府5次、常州府11次、鎮江府1次)，但都遠不及水災、旱災、風災、地震、疫病等災的發生頻率。因方志記錄不同的關系，清代的雹災遠高于明代，在上述府域，發生雹災較多的地方就在湖州、常州、松江。[22]總體上應與多低山和丘陵的自然環境有一定關系，但地勢低平的松江府是個例外。

崇禎年間，江南多山的湖州府發生的雹災主要有兩次，即發生在崇禎六年(1633)二月和崇禎七年(1634)四月。[23]地方史志中記錄的濱海松江府的雨雹災害主要有四次，一是元代元統二年(1334)夏五月的雨雹，“大者如雞子，小者如蓮菂”；[24]二是明代弘治四年(1491)夏四月的雨雹，“損麥，沙岡尤甚，擊牛馬，有至死者”；[25]三是天啟五年(1625)春三月的雨雹，“大如雞卵”“傷麥”；[26]四是天啟六年(1626)春二月的雨雹，“大風雨雹，殺麥”。[27]《明史》記載崇禎朝引起全國性關注的雹災共有11次，其中明確發生在東南沿海的雹災，即為崇禎七年四月的這一次。[28]

崇禎七年，39歲的張國維被擢升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等地；當年四月，他抵達蘇州任職，[29]適逢江南地區發生了較大規模的雹災。張國維崇禎七年的《雹災旱災疏》和崇禎九年(1636)的《雹災疏》，[30]揭示了明末東南地區所發生的兩次比較大的雹災，后者未被正史與地方志書所記錄，頗值得注意。崇禎九年，地方官曾向上級官府呈報了雹災嚴重影響當時社會穩定與經濟生產的情況，但在嘉慶《松江府志》、同治《上海縣志》等地方志書中，并未對其有所記載。不過，地方志記載的該年氣候是比較異常的，主要表現是三月份的“雨黃沙”、六月份的“大旱”、十二月的“極寒，黃浦、泖湖皆冰”。[31]這些記錄當然還十分籠統。以現代的科學觀察與歷史記載相比照，則可以得出更為清晰的認識，即冰雹在今天的上海地區主要分布于舊上海、川沙、金山、奉賢等縣，天降冰雹大的如碗口，小的如黃豆，也曾有重達50斤的冰雹，傷人無數。至于冰雹集中降落的時間，一般不會超過半小時，形成的雹災區則呈線狀分布，范圍其實并不很大。[32]

張國維崇禎七年的《雹災旱災疏》與崇禎九年的《雹災疏》，雖都未被正史所記錄，但都清晰地呈現了明末東南地區所發生雹災的災情情況，以及與災情相關的具體問題。像張國維這樣，從巡撫的行政層面，結合基層的災荒奏報，自上而下地展開社會治理等工作，為進一步探討明代地方災荒奏報機制與社會治理邏輯提供了重要依據。

二、災情發生及其奏報

東南沿海因沒有地形高下的大幅起伏，雹與霰很少發生。東南沿海發生的雹災一般以三月份居多，以年際平均而言，大概每四年始遇一次，頻率較低，但地方上偶遇的雹災，大多會產生比較嚴重的災情。[33]在史料中存有的相關記錄，都可以表明雨雹成災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引起了官方與民間的共同關注。

崇禎六年二月七日，蘇州府吳江縣地區發生過一次小規模的雹災，次年四月七日又發生了一次“大雨雹”。[34]根據常州府江陰縣署印同知蔡如葵的申報，以及常鎮兵備道副使徐世蔭呈奉巡撫張國維的匯報，這次雹災發生于四月初七日申酉時分，江陰縣的東北方向首先出現了“黑云彌蔽，雷電震作，狂風冰雹”的惡劣天氣，冰雹霎時傾瀉而下，導致民間發生恐慌。后經官方的實地查勘，又據寶池、順化、西順、清化等鄉百姓上報，官府核實了各被災地方的實際情況：“在田二麥，盡皆摧碎如韲。民間男婦，悲啼遍野。”四月的農作物還未成熟 ，雹災的發生對國計民生造成了較大影響。[35]

常鎮兵備道副使徐世蔭從蘇州府常熟縣回巡常州、鎮江沿途的受災地區時，發現受災程度各有不同，像江陰、宜興、靖江、丹陽、金壇五縣，全災、半災的都有，成災等級三分、七分的也有。僅江陰縣寶池等鄉，受災田共計133 830余畝；宜興縣受災的有1 285 300多畝；丹陽縣勘實的受災農區，也有5650多畝。當然，這些并非全因雹災所致，當中也受到了風潮、蟲、旱三災的影響。[36]

崇禎九年春天上海縣等地發生的大雹災，在官方史志中未見記錄。根據張國維留下的一份《雹災疏》，可以知曉當時雹災的基本情況及其重大影響。在雹災發生后，從基層組織、上海知縣到松江知府，迅速形成了上下傳遞的信息溝通，最終上呈至巡撫衙門。巡撫張國維的反應也很快，即刻向朝廷報告，并按朝廷批示開展了救災的相關部署工作。根據張國維的奏疏，可以揭示當時官方的救災實態，增進我們對明末地方社會救災工作的認知。

首先，根據災荒奏報，可以揭示逐級上報的規范與行政效率問題。在崇禎九年二月二十一日雹災發生后，上海縣當日即向上級松江府呈報了災情：“雷電驟發，雨霰結成冰片，大如丸彈。自午達申，翻瓦破屋。”[37]按現代冰雹的分級，冰雹直徑在2cm以上、累計降雹時間30分鐘以上、地面積雹厚度5cm以上的屬于重雹。[38]由此可以推知，崇禎九年的這次雹災應當屬于重雹。

松江府衙接到報告后，依照明朝制定的關于災情的上報規范，凡各處災傷，地方官府要及時奏報，各級部門必須會同踏勘，否則“許本處耆宿連名申訴，有司極刑不饒”，[39]即責令上海縣限期十日內完成踏勘并上報地方受災的確切情況，再經松江府向巡撫報告，最終形成縣、府與監察系統三方聯動的勘察奏報應對機制。[40]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奏報全程僅用時十五天(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初六日)，比制度規定的地方踏勘“夏災不得過六月終，秋災不得過九月終”的時限提前很多，[41]顯示出災害應急效率的局部提升。

依照制度規定，“凡部內有水旱霜雹及蝗蝻為害，一應災傷田糧，有司官吏應準告而不即受理、申報檢踏及本管上司不與委官覆踏者，各杖八十。若初覆檢踏官吏不行親詣田所，及雖詣田所不為用心從實檢踏，止憑里長甲首朦朧供報，中間以熟作荒、以荒作熟、增減分數，通同作弊、瞞官害民者，各杖一百，罷職役不敘。若致枉有所征免糧數，記贓重者坐贓論，里長甲首各與同罪，受財者并計贓以枉法從重論”。[42]同時，如果查出地方官吏、里甲長失于關防，致有不實，以及民戶將成熟田地冒告災傷而枉有所免的，將計畝論罪。[43]這些對地方官吏加速災情處理，具有一定的法律強制效力，促進了災情奏報與勘災工作。

其次，根據災荒奏報，可以窺知有關勘災制度的實施情況。上海知縣王大憲率領地方上的鄉約、耆老踏勘時，需要會同鄉村報災人員，明確受災情況及其影響。當時查實的受災范圍，基本上確認是第三十保、第二十九保、第二十八保、第二十七保、第二十五保、第二十四保、第二十三保、第二十一保、第二十保、第十九保、第十七保等領轄的鄉區，農田遭受冰雹摧殘的豆麥，達到了十分之三四的比例。[44]

關于基層勘察的災情情況，仍然需要各級官府的核查確認。松江知府方岳貢在復核報告中，向巡撫張國維表示已經經過仔細的覆勘。張國維在給朝廷的奏疏中講道：“申府呈院，據此為照，事干災異，合就行查。仰府即便確查該縣本日冰雹起自何方、何方停止、經過所在、豆麥有無損傷，或全災，或半災，詳開分數，務要印官寡從躬親踏勘，毋容里胥乘機捏報，以熟作荒，及需索不遂，又以荒作熟，如有此等情弊，定行嚴加究處。”[45]

知府方岳貢與巡撫張國維程式化的官方表達，體現了地方契合勘災制度的實踐和程序的公正性，也為朝廷的決策提供了基本依據。張國維等人深知基層勘察的復雜性，要求知縣要輕車減從，親自到鄉間踏勘，并警惕里胥從中舞弊的潛在問題。

明末國家財政的困窘與地方吏治的腐敗經常使勘災流于形式。例如，巡撫周孔教很早就指出，地方官府存在虛報成災分數且冒請蠲賑的亂象，因此踏勘真實的災情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一邑有災無災不同，一里災輕災重互異，毋得輕信有司妄捏虛報”；對成災等級分數的核定，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采取蠲賑的不同等差。其間最重要的仍是在踏勘災情時委用得人，以期民沾實惠，不得以虛文冒破。[46]根據后來官方確定的成災等級，成災低于五分的可以向中央題請緩征稅糧，成災五分至十分的，符合相應成災等級分數的鄉村，可以獲得蠲免10%～70%的比例，同時根據成災分數的高低，饑民接受賑濟的月數可以有1～4個月的時間差別。[47]當然在處理這些工作時，地方上還存在更嚴重的問題，正如當時鄉間紳士們感知的那樣，即在救災的同時，仍要面臨官府征科的煩擾，以及如狼如虎、如蛇如蝎的“蠹役奸書”的坑害。[48]因此，制度的執行力，會受到時代背景、區域社會差異以及基層吏治水平的局限，各地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論。

最后，根據災荒奏報，可以深化災情分析與歷史比較的認識。府、州、縣的災情匯報，最終由巡撫酌定后上報給朝廷，奏疏強調了災情分析的結果，以及與歷史比較的認識問題。張國維根據各級官吏的覆勘，認同并明確了上海縣地方的受災區域和農作物的受損程度，[49]便于朝廷直觀地感知雹災的嚴重性，為后續請求救助奠定了事實基礎。東南沿海地區是明代的財賦重地，朝廷不可能不予以特別的關注。

同時，地方官府還將此次雹災與上海縣往年的受災情況進行對比。在明末連年水旱和饑饉頻仍的背景下，地方社會仍要承擔冬春漕白糧的交運任務，從而維持朝廷應對北方地區的戰爭以及中央需要的錢糧供給，這就使地方對災荒打擊的承受力變得更為脆弱。根據巡按御史路振飛的要求，府縣官員結合基層責任人(主要是鄉約陸觀、胡秉宰等，分催秦漢良等人)的報告，與天啟六年七月十六日發生的災異進行了比較。當時上海縣境內出現了所謂的“孽龍”，“自西北隅布陣，道由東南入海，傾盆冰塊，大若杯棬，小同銀杏，年年陡發，秋飆冰雹，荒歉無收，迄今數載，民生日困，國課艱輸”；崇禎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孽龍”再次經過，“冰雹驟傾，二麥摧殘，官民增慘苦”，又因“編戶屢空，田疇難種”，災情變得更加嚴重，亟需官方的救濟。[50]兩次雹災都是所謂“孽龍”過境所導致的，從而強化了天人感應的思想，但崇禎九年的災情顯然要較天啟六年嚴重。

三、雹災對地方社會的沖擊

天啟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浙江的嘉善縣也發生了雷雹大作的災情。[51]御史周宗文記錄了此次雹災的嚴重性：“風雷倏忽，冰雹驟至，如拳如炮，砰轟排激，飄忽震蕩。人畜當之立斃，麥苗遇之糜爛。問諸黃發鮐背之老，皆目所未經見者。”[52]災情不可謂不重，但更大的雹災后來也斷續發生。如崇禎四年五月，山西北部的大同與南部的襄垣同時發生雨雹災情，“大如伏牛，小如拳，斃人畜甚眾”。[53]再如崇禎六年二月七日，江南的吳縣冰雹如雨，“三春俱旱”，[54]地方官紳們強調了雹災與旱災的交織，破壞力都很強，對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巨大影響。

崇禎七年，江南大部分地區都遭受了異常雹災。根據各地的匯報，形成了以縣域為單位的雹災問題。按常州府靖江縣知縣唐堯俞的查勘報告，當地各種災患一直不斷：“靖江孤僻偏邑，洊罹天災，乃自舊年六月二十五日，風潮頃作，民半為魚。至九月十八日淹沒未盡，谷菽稍成，又值風災吹折，已蒙題報十分重災，全賴二麥接濟不虞。”崇禎七年四月初七日未刻，“西北作云，漸至東南。至申刻，怪風怒吼，轟雷震空，雨兼冰雹交下，間多石塊，頃刻堆積盈尺，道途行人擊傷手足頭額者不可枚舉，飛鳥亦多折翅而墮。屋瓦擊如飛燕，麥苗概作腐泥。初八日黎明，災民數千泣告求賑”。按知縣唐堯俞的實際勘查，以縣境內的十團、耿公團兩個鄉區受災最為嚴重，“黃白啼號，塞滿道路”，一片凄慘景象。另外，鎮江府丹陽縣申稱，四月初七日發生大冰雹后，鄉間菜、麥俱被砸壞。在里長王文棟、潘軒等人向縣府的報告中，“或謂打為泥粉，或稱盡作平土，老幼悲號，哭聲振地，莩瘠轉散，俱不可知”。在金壇縣，里長王深、包璲等人呈稱，當地已經三年連災，民不聊生。[55]在多山的溧陽縣，突發的大冰雹，使“天昏地暗，拔木揚沙，頃刻尺許，茂林卷籜，瓦蓋無存，秧種沉泥，麥苗飄浪”，春作既廢，秋成無望。[56]這場覆蓋于江南廣泛地區的重大雹災，都是發生于四月初七日，[57]時間上是比較統一的。

需要指出的是，東南沿海不少地方還屬于時人所稱的斥鹵之地，甚至是沙涘荒蕪之區，[58]并不適合傳統的稻作生產。像松江府的上海縣，屬于早期海岸線岡身以東的沙壤地帶，號稱濱海瘠鹵之區，棉花的種植比例很高。總體而觀，松江府以東地區多種棉花，比例高達十分之六七，[59]嘉定地方的鄉民長期保持“棉七稻三”的農作習慣，[60]他們種糧的比例本就不高，除水稻外還多種麥子，[61]鄉民依賴大麥與小麥輸賦的問題在災后更為突出。如張國維在崇禎九年的奏疏中說：“今春勉爾茍延以待花豆者，唯二麥是望。不意本年二月二十一日，突有冰雹之災也。”[62]

農歷二月正是農作開始、鄉民早起夜眠和最為要緊的生產時期。[63]本來麥子的抗災能力與水稻相比要強很多，在播種后，雪、霜、旱、澇等災害都不會對其產生多大影響，[64]但大范圍的冰雹導致麥、豆損毀三四成，直接切斷了鄉民的春收預期。謝肇淛曾解釋說：“雹下之地，禾麥經年不生，蓋冷氣凝結，入地未化耳。”[65]這對春季的農業生產顯然是一種重創，甚至會造成農業生產鏈的斷裂，導致鄉民的生活更為困苦。松江人陳子龍(1608—1647)親歷過雹災的沖擊，寫有律詩《雹》，發出了“雨冰何歷落，韶歲告陽愆”，“慎莫傷牟麥，三農愁不眠”的感嘆與期盼。[66]這種對于自然環境變化與自然破壞力的表達，屬于古代知識分子抒發對山川草木、季節氣候、天地星辰的感受和體會的慣習方式，能夠呈現地方社會存在的自然意識。[67]雨雹之類的大災，有著強大的破壞力，會使鄉民難以維持生計，無力正常繳納國賦。明代的上海縣，農業種植除棉花外，基本以水稻、小麥、豆類等作物為主，雹災對這些農作物的破壞直接影響了農民的生計。百姓在正常年景下依靠大麥和小麥能夠繳納賦稅、維持正常的生計，但在災害發生后，鄉村社會已是“編戶屢空，田疇難種”，自然出現了“國賦又不知將何取辦”的困境，地方經濟秩序難以維續。如張國維所論“向之藉以裹糧力作者，一旦竟成虛望矣”，[68]對基層經濟產生了巨大震蕩。

因災荒不斷，米價不斷攀升，從每石1000文錢左右，漲到每斗米300文(計銀一錢八九分)，再到每石二三兩白銀。[69]自崇禎七年四月江南發生大范圍雹災后，直到六月間，地方農作與生計仍未恢復，所謂“秧猶未浴，倉箱已竭，泛舟不來，米價翔涌”，米價每斗高達140錢。張國維對此十分焦慮，因為江南不僅要養活大量的城鄉百姓、維持龐大的府州縣官吏的生活與行政工作，而且是全國財賦的重要提供區，出現如此的災荒危機，“西北數百萬之供億從何灌輸，其可寒心孰甚”。[70]

明代賦稅高度依賴田賦，在朱元璋還是吳王的時候，他就已經制定了“賦稅十取一，役法計田出夫”的賦役制度。[71]“國家財賦，仰給東南”，[72]“國家糧餉，率仰給東南”，[73]以及“國計者何？賦稅是也。民生者何？力田是也”，[74]成為明代君民對“國計民生”的基本認識。在明代，僅東南地區的蘇州府和松江府的歲供即高達450多萬石。[75]如東南地區發生大災荒，必將嚴重影響明代國家財政的運轉。

在災荒之年，鄉民的收成大大減少，無力繳納賦稅，從而影響了國家的財政收支平衡。按弘治朝以來的規定，被災十分(全災)地區的賦稅可蠲免七分，被災十分以下的逐級遞減，而且只是免存留的糧餉，不涉及起運。[76]在明朝祖制中，有著“災荒疏至，必賜蠲振”[77]的明確規定。崇禎年間，地方災傷雖然也需上報，但各種加派已成定例，[78]遼餉依舊催征，極大地加重了民間的困苦。[79]地方士民要面臨的，仍是繁雜的正餉、雜餉、加派、貼役等國家征需，[80]很多地方官府強制要求“正賦不可減、加派不可停、舊逋不可蠲”，[81]使百姓無以為生。

需要強調的是，天災和中原地區的戰亂，阻斷了國計民生，明末清初的上海人葉夢珠曾說：“蓋松民貿利，半仰給于織紡。其如山左荒亂，中州糜爛，尤甚吾鄉，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布商裹足不至，松民惟有立而待斃耳。”[82]賦稅的剛性征收與災后民生凋敝的沖突，加速了王朝統治基礎的瓦解，使得社會治理形同虛設。

四、“天人感應”式責任的表達

作為大氣中的固體降水，冰雹多孕育于春季和夏季的濃黑積云中，并伴有雷暴現象。[83]對此，古人早有解釋：“盛陽雨水，溫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84]雹是“天地之沴氣”，因炎氣熏蒸郁逼而成，形成了破壞力較大的災害性天氣，“害禾殺谷，大妨于農”。[85]

需要強調的是，古人對于雹災發生的原因，還有上天震怒以及“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的雙重解釋。在民間信仰中，冰雹的生成是雹神(俗名李左車)、李靖、蜥蜴、蛤蟆、龍王、蝙蝠等神靈操縱的結果。[86]這種天人感應而成雹災的說法，是人們對遭受災害打擊后的一種反思：“凡雨雹所起，必有愁怨不平之事，在國都則咎在君相，在外則其方之長吏當之。”[87]因此，古人認為天災頻仍、農業連年歉收，是怨懟之氣上干天和的結果。[88]如漢代文人蕭望之所說，災異是陰陽不和的結果，更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89]

雖然天人感應之機很難言喻，[90]但是“天人感應之機有必然而不爽者”，[91]是確實可征的，甚至“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成為經典式的話語，足以垂戒后世。[92]這種思想現象可謂歷史悠久，是古代的一種天命論，以人們的行為，尤其是政府的行為，來解釋自然變化現象，構成了“災害文化”的重要內容。[93]在民間話語中，甚至有雹神善惡分明、雹不打善人的言說。[94]

自秦漢以來，“學者惑于災異久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95]明代太常寺丞邊貢(1476—1532)明確地表示“災異之來，厥有咎征”，[96]這些都形塑了長期存在的政治文化邏輯的基本思想，在官方的奏疏或公文書中多有明晰的體現。在明代，從地方到中央“天人感應”式責任的表達，以及“天人感應”思想都是廣泛存在的。明成祖朱棣認為，“上天示戒，不可不謹”。[97]明孝宗朱祐樘就說過“天道人事，相為流通，感應之機，捷于影響”，自然災害是“上天示戒”，[98]“愁怨之聲，上干天和”的結果。[99]正因如此，所以古人認為“災異疊見，四方水旱相仍”，[100]是對人類行為的一種警示。歸有光表示，世人當知“天人渾合一理”，上天變化都是人之所為的顯化：“災異之學”自古即是一門重要的學問與經世策略，天人相應之機是絕不應被輕視的。[101]

官員也會因災異而進行自我反省，認為災異頻仍是他們奉職無狀所致，[102]“災異之來，悉由人事，陰陽善惡，各以類從”，[103]天雨雹災正是“小人害正”的表現。[104]周宗文向天啟皇帝上疏表示，“君子為陽，小人為陰”，“陰脅陽不相入”即形成雹，是上天的一種警示。[105]鄒元標(1551—1624)則從歷史實際出發，認為政治上的清明平和會使民間安定和諧，“民和則天地之和，應之雖有水旱，不能為異”，即使發生災異，亦不足為憂。[106]因此，戶部尚書畢自嚴(1569—1638)認為災異的發生對于王朝統治是有震懾作用的：“蓋災異之來，天所以震懾人君，而亦所以仁愛人君也。人君應之以實，則震懾實為休祥，酬之以文，則仁愛終為譴責。故天之鑒下也，洞見于幾微，而君之回天也，轉移于呼吸，即今似有不容不亟為修省者。”[107]

在巡撫江南而遭遇雹災打擊的情勢下，張國維在給崇禎帝的奏疏中，也有自我批評以及敬天禮神、希望上天垂憐的行動說明：“臣側身省咎，率屬齋戒，素角祈禱，與縉紳耆老朝于壇壝而夕于祠祀，靡愛其力，第恐德微誠薄，不足以致甘

。唯藉皇上之靈與國家之福，或變咎征為休征，轉恒晹為時雨，庶吳民有郇伯之詠，而臣亦不必繪鄭俠之圖矣。并圣鑒敕部，復議施行。”

[108]張國維用西周文王之子郇伯、北宋官員鄭俠對于百姓的關心與愛護之情，來表達其盡心力于地方的救助工作以及仰借國家的力量使災禍之報轉化為吉利之兆的期盼。

張國維非常籠統地用“朝于壇壝而夕于祠祀”的方式，展現了官方在災情發生后所采取的祀神行動。因罕見關于明代東南沿海地區雹神廟的史料記載，張國維在何種形態的壇壝、祠祀中禮敬神靈，已無法確知。但在其他地區，特別是在北方，雹神廟及其信仰是相當多的，[109]地位與城隍廟、文廟、東岳廟、八蠟廟等相埒，[110]有的地方還稱“冰神廟”；[111]西南的貴州因多雹，后來各府、廳、州多建有雹神廟，春秋致祭。[112]

天人感應的表達，在后來張國維給朝廷的奏疏中，被進一步強調和申說，認為天降大災“實由臣不德召此災眚，雖痛自修省，難贖愆尤，而小民嗷嗷，旦夕莫必其命，不能不望于圣恩蠲賑，救此災黎也”。[113]張國維還援引了傳統的氣象觀念和陰陽學說，解釋道：“雹陽之專氣盛，陽雨水溫，暖而蕩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摶而為雹。惟冬之愆陽、夏之伏陰有之，而見于仲春方和之日，尤為不宜。”[114]

在當時的認知背景下，借助這種感應思想，強調此次雹災發生在仲春的異常性，進一步渲染了災情的嚴重程度，使崇禎帝更能理解此次雹災的特殊性和對其重視的必要性。張國維在奏疏中說：“臣等慘目傷心，痌瘝惟切，無奈庫帑如洗，補助莫施，睹此凋疲之極、逋負之多，有不得不亟為上聞而為之所者。”同時，他痛切地表達了地方官吏應有的責任與反思：“抑聞雹在外，咎在長吏，實由臣等奉職無狀，不能宣鬯民隱，以召此異也。”[115]

將雹災歸咎于官員們奉職無狀的言說，有著悠遠的歷史。宋代官員認為，“災異之來，實由人事，政治闕失，感動天地”。[116]在明朝官員遞交給皇帝的奏疏中，也會說地方災異是“臣等奉職無狀之所致”。[117]古人認為“非常災變”的產生，是官員“奉職無狀所致”，需要“痛加省懲待罪”。[118]張國維等人“慘目傷心，痌瘝惟切”的表達，符合災荒之際官場政治的通用方式。在崇禎九年四月十一日，張國維會同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路振飛勘察后完成的報災疏文中，照例會有懇請崇禎帝下令戶部，查照近期相關事例，對東南地區采取相應救濟措施的話語。[119]張國維在《雹災疏》中所呈現的反思，是將雹災與官員自身的治理責任聯系起來，試圖通過自我省察來尋求解決之道，淡化了技術等方面的應對問題。

結　語

明末烏程人凌義渠(1591—1644)清晰地指出：“邇者歲屢不登，民食頗寡，以往況今，大可悲悼。然未有若庚辰(崇禎十三年)以來之甚者也。”[120]對于各種自然災變，基層官吏的應對方式，基本都是按契合制度設計的要求來展開的，包括勘察災情、奏請匯報以及提出賑濟建議等。但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在于對災后民生問題的揭示，強調基層社會的不安定及對其加強治理的必要性，都屬于彌補損失與挽救民生的內容，在防災與減災層面所發揮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不過，在現實生活中，后來有了用火器(鳥槍)來御雹的方法，[121]體現了人力驅災的能動性。

由于處于明末政治危機的時代，朝廷程式化的應對與制度實踐層面可能出現的惰性，都會將明末統治的危機進一步推向崩潰的邊緣。各級官員一般都會請求皇帝下令相關部門，按照常規舉措，采取相應的賑恤行動。[122]至于應對災害的方式，都是傳統的蠲免賦稅、組織自救等。《明會典》記錄的最重要的樣式就是：凡勘實災傷，“將稅糧即與蠲免”，或根據受災等級進行折收。[123]勘災、報災、救災這三個環節可謂缺一不可，以便更好地確保災區能得到真正的救助，國家的支配在其間發揮了關鍵作用。當然，明末所處的時代，已有近代科技的產生，人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掌握了認識與利用自然的能力，也注意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天人感應說的信仰，并不是如一些環境史學者所說的“只有在中國北方那樣的地區”才存在，[124]而是相當普遍的。在天災發生的表述中，雖然充斥了自然力的影響因素，但是也從天人感應信仰的層面，揭示了人類活動對環境的不良影響。這種影響從長期觀察來看，一直在加劇，需要客觀認識和評價。[125]

崇禎七年七月初三日與崇禎九年五月十八日，崇禎帝對張國維報災奏疏的回應，都僅作了“該部知道”的簡單表達，[126]也屬慣常的批復方式，需要由責任部門(主要是戶部)進一步明確蠲免或賑濟措施。這符合晚明以來災害應對的程式化特征：一方面，如畢自嚴所說，確實存在國家“錢糧匱乏，從來所入不足供所出”的困窘，[127]難以真正實行議恤；另一方面，不同地區的災荒救濟仍需依賴社會自救。因此制度實踐層面的惰性，實際上透露出國家治理的困境。張國維不僅需要按制度要求展開相應的救災舉措，而且在災后要加強地方水利建設，包括太湖水系的治理與捍海塘的修護，從而維持王朝統治亟需的漕糧物資。[128]

明末曾長期寓居嘉定的文壇名士程嘉燧(1565—1643)認為，高鄉地區雹災的危害重于低鄉地區，但雹災同樣會加劇低鄉稻作區農民生活的困難。[129]在崇禎朝以后，全國各地雹災雖仍有斷續發生，但并不頻繁。按巡撫韓世琦的報告，順治十八年(1661)江南“自春徂夏淫雨冰雹”，給農作造成沉重打擊。[130]另據上海人葉夢珠的記錄，還有康熙十一年(1672)二月的“大雨雹”(雹大者如胡桃，小者如龍眼，頃刻之間使家居庭院積滿)與康熙十七年(1678)四月的“雨雹”，[131]災情雖然也不小，但都不及明末的雹災之重。

與其他奏報文本一樣，張國維的雹災奏疏符合地方災荒說明的一般樣式，有關于地方危機與基層治理的關系表達，強調在明末不安定情勢下，王朝統治所依賴的江南地區更需要重視保障的問題。他說：“東西盜作，處處萑苻，惟此江南一塊土尚稱安謐。然百年未有之災，頻年洊告，恐不聊生之民走險而不擇也。”[132]當然，雹災與水旱災害有所不同，不會像水旱災害那樣會讓官方比較多地糾結于水利環境與政治、經濟之間沖突的問題。[133]

面對突發的自然災害，像張國維這樣的報災公文書，既能體現制度設計的嚴密性，包括層級奏報的要求與勘災成例的援引等，又能揭示財政能力的局限、責任倫理的泛化以及無法看到的技術路線問題，但這些都著眼于政治控制與經濟維持的考量問題。總之，面對自然天災，地方官員的災荒奏報工作，雖然會促進社會治理，包蘊了傳統社會的應災思想與救災效能，但是社會應對和治理模式仍有其限度，其具體的經驗表達、物質救濟與技術應對的實態，仍需要從地方社會的實際行動中去獲取。

作者簡介：馮賢亮，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明清史、中國社會史。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唐宋以來太湖平原的環境變化與治理研究”(24&ZD272)

[1]鄒逸麟：《“災害與社會”研究芻議》，《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6期。

[2][法]西爾維·布呂內爾著，王吉會譯：《饑荒與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頁。

[3]鄧云特：《中國救荒史》，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30頁。

[4]有關明代雹災及其相關的災害文化與信仰的考察，參見吳滔：《明清雹災概述》，《古今農業》，1997年第4期；尹建中、劉呈慶：《山東明清時期雹災史料的初步分析》，《山東師大學報》(自然科學版)，1998年第4期；瞿穎：《山西省明清時期雹災時空分布特征分析》，《災害學》，2015年第4期；劉浩等：《1644—1948年間河北地區雹災的時空特征分布及分析》，《湖北農業科學》，2020年第9期；劉衛英、王立：《明清災害敘事、御災策略及民間信仰》，中華書局2022年版，第149－174頁；等等。

[5]郭天財、王永華主編：《小麥高產與防災減災技術》，中原農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2－193頁。

[6]同治《蘇州府志》卷一○一《人物二十八》，光緒九年(1883)刊本，第19頁b。

[7](明)孫傳庭：《孫忠靖遺集》卷一《題被災地方蠲免錢糧疏》，咸豐六年(1856)刻本，第56頁a。

[8]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9]竺可楨：《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臺灣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47頁。

[10]參見《明史》卷二八《五行志一》、卷二九《五行志二》、卷三○《五行志三》，中華書局1974年版。

[11](明)馬文升：《馬端肅公奏議》卷七《災異事》，(明)馬文升撰，馬建民整理：《馬文升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77頁。

[12](明)歸有光著，周本淳校點：《震川先生集》卷一六《太仆寺新立題名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15頁。

[13](明)徐光啟撰，石聲漢校注：《農政全書校注》卷二七《樹藝·蓏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79頁。

[14](明)陳獻章撰，黎業明整理：《陳獻章全集》卷四《五言古詩·正月二日雨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411頁。

[15](清)翁澍：《具區志》卷一四《災異》，康熙二十八年(1689)序刻本，第6頁a。

[16](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四九《墨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559頁。

[17](明)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游居杮錄》卷一二，《珂雪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480頁。

[18](明)謝肇淛：《五雜組》卷一《天部一》，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4－25頁。

[19]瞿穎：《山西省明清時期雹災時空分布特征分析》，《災害學》，2015年第4期。

[20]《崇禎實錄》卷八，崇禎八年七月己酉條，“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259頁。

[21](明)張國維：《張忠敏公遺集》卷一《雹災疏(崇禎八年五月)》，咸豐七年(1857)五世孫振珂刻本，第12頁b－13頁a。

[22]莊華峰：《明清時期長江下游自然災害與鄉村社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32－33、47頁。

[23]同治《湖州府志》卷四四《前事略·災異》，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第18頁b；(清)汪曰楨：《南潯鎮志》卷一九《災祥一》，同治二年(1863)刻本，第24頁b。

[24]正德《松江府志》卷三二《祥異》，正德七年(1512)刻本，第13頁a。

[25]正德《松江府志》卷三二《祥異》，第16頁a；萬歷《青浦縣志》卷六《祥異》，萬歷二十五年(1597)序刻本，第29頁b。

[26]崇禎《松江府志》卷四七《災異》，崇禎四年(1631)刻本，第29頁b；光緒《青浦縣志》卷二九《雜記上·祥異》，光緒五年(1879)刻本，第5頁a。

[27]嘉慶《松江府志》卷八○《祥異志》，嘉慶二十三年(1818)松江府學刻本，第18頁a－b。

[28]《明史》卷二八《五行志一》，第433頁。

[29](明)張國維：《張忠敏公遺集》卷一○《年譜》，第7頁a。

[30](明)張國維：《撫吳疏草》，《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史部第39冊，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3、160－162頁。

[31]嘉慶《松江府志》卷八○《祥異志》，第19頁a。

[32]段紹伯編著：《上海自然環境》，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頁。

[33]上海通社編：《上海研究資料》，上海書店1984年版，第33頁。

[34]乾隆《震澤縣志》卷二七《災祥·災變》，乾隆十一年(1746)刻本，第13頁a。

[35](明)張國維：《撫吳疏草》，《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史部第39冊，第18頁。

[36](明)張國維：《撫吳疏草》，《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史部第39冊，第20－21頁。

[37](明)張國維：《撫吳疏草》，《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史部第39冊，第160頁。

[38]郭天財、王永華主編：《小麥高產與防災減災技術》，第195頁。

[39](明)申時行等修：《明會典》卷一七《戶部四·災傷》，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17頁。

[40](明)張國維：《撫吳疏草》，《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史部第39冊，第160－162頁。

[41](明)申時行等修：《明會典》卷一七《戶部四·災傷》，第117頁。

[42](明)申時行等修：《明會典》卷一六三《刑部五·律例四·戶律一》，第838頁。

[43](明)雷夢麟：《讀律瑣言》卷五《戶律·田宅》，嘉靖四十二年(1563)歙縣知縣熊秉元刻本，第3頁a－b。

[44](明)張國維：《撫吳疏草》，《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史部第39冊，第161頁。

[45](明)張國維：《撫吳疏草》，《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史部第39冊，第160頁。

[46](明)周孔教：《周中丞疏稿·江南疏稿》卷二《災黎蒙軫遵旨勘報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史部第64冊，齊魯書社1996年版，第247頁。

[47]馮賢亮：《太湖平原的環境刻畫與城鄉變遷(1368—191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7頁。

[48](明)沈氏：《奇荒紀事》，(清)蔡蓉升纂、(清)蔡蒙等續纂：《雙林鎮志》卷三一《文存》，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年鉛印本，第47頁b。

[49](明)張國維：《撫吳疏草》，《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史部第39冊，第161頁。

[50](明)張國維：《撫吳疏草》，《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史部第39冊，第160－161頁。

[51]嘉慶《嘉善縣志》卷二○《雜志·祥眚》，嘉慶五年(1800)刻本，第6頁b。

[52](明)周宗文：《轉災為祥永凝休命疏》，光緒《重修嘉善縣志》卷三一《藝文志二》，光緒二十年(1894)重修本，第25頁a。

[53](清)龍文彬：《明會要》卷六九《祥異二》，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1339頁。

[54]崇禎《吳縣志》卷一一《祥異》，崇禎十五年(1642)序刻本，第51頁a；乾隆《吳縣志》卷二六《祥異二》，乾隆十年(1745)序刊本，第9頁b。

[55](明)張國維：《撫吳疏草》，《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史部第39冊，第18－19頁。

[56](明)張國維：《張忠敏公遺集》卷一《雹災疏(崇禎八年五月)》，第12頁b－13頁a。

[57]乾隆《吳縣志》卷二六《祥異二》，第9頁b。

[58](清)葉夢珠撰，來新夏點校：《閱世編》卷一《田產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4－25頁。

[59]崇禎《太倉州志》卷一五《瑣綴志·災祥》，崇禎十五年刻本，第36頁a。

[60]呂舜祥修，武嘏純纂：《嘉定疁東志》，云廬油印本，1948年，第25－26頁。

[61]康熙《上海縣志》卷一《風俗》，康熙二十二年(1683)序刻本，第20頁b、27頁a。

[62](明)張國維：《撫吳疏草》，《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史部第39冊，第161頁。

[63](明)徐光啟撰，石聲漢校注：《農政全書校注》卷一一《農事·占候》，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55頁。

[64](明)宋應星著，鐘廣言注釋：《天工開物》上卷《乃粒》，香港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39頁。

[65](明)謝肇淛：《五雜組》卷一《天部一》，第24頁。

[66](明)陳子龍著，施蟄存、馬祖熙標校：《陳子龍詩集》卷一二《五言律詩·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75－376頁。

[67]鄺子：《從〈詩經〉及唐前歌謠看民間的自然意識》，劉翠溶編：《自然與人為互動：環境史研究的視角》，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07－109頁。

[68](明)張國維：《撫吳疏草》，《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史部第39冊，第161－162頁。

[69](清)葉夢珠撰，來新夏點校：《閱世編》卷七《食貨一》，第153頁。

[70](明)張國維：《撫吳疏草》，《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史部第39冊，第22頁。

[71]《明史》卷七八《食貨志二》，第1893頁。

[72]《明憲宗實錄》卷二一，成化元年九月丁卯條，“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420頁。

[73]《明孝宗實錄》卷九○，弘治七年七月丙午條，“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1658頁。

[74](清)錢泳撰，張偉校點：《履園叢話·叢話四》，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96頁。

[75]《明神宗實錄》卷五三三，萬歷四十三年六月辛巳條，“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10070頁。

[76](明)申時行等修：《明會典》卷二五《戶部十二·蠲免》，第456頁。

[77]《明史》卷七八《食貨志二》，第1908頁。

[78]《明史》卷七八《食貨志二》，第1903頁。

[79]康熙《崇明縣志》卷七《祲祥志·祲祥》，康熙二十年(1681)刻本，第5頁a。

[80](明)李陳玉：《退思堂集·考滿事跡冊》，崇禎十年(1637)刻本，第14頁b。

[81](清)鄭廉著，王興亞點校：《豫變紀略》卷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3頁。

[82](清)葉夢珠撰，來新夏點校：《閱世編》卷一《災祥》，第14頁。

[83]段紹伯編著：《上海自然環境》，第48頁。

[84]《漢書》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第七中之下》，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427頁。

[85](清)張宗法：《三農紀》卷二，《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75冊第520頁。

[86]劉衛英、王立：《明清災害敘事、御災策略及民間信仰》，第153、156－163頁。

[87](唐)李淳風：《觀象玩占》卷四二《雹·總敘》，《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049冊第537頁。

[88](明)萬表：《玩鹿亭稿》卷三《策問三條》，《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集部第76冊，第64頁。

[89](明)鄒泉：《尚論編》卷六《西漢》，萬歷十五年(1587)黃門刻本，第32頁b。

[90]錢伯城、魏同賢、馬樟根主編：《全明文》卷七七《胡翰·五行志序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14頁。

[91](明)張五典著，田同旭、趙建斌、馬艷點校：《大司馬張海虹先生文集》卷七《壽韓母郭太恭人七十五敘》，山右歷史文化研究院編：《山右叢書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93頁。

[92](明)湛若水：《春秋正傳》卷一四《僖公》，(明)湛若水撰，黃明同主編：《湛若水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70頁。

[93][英]安特利婭·楊庫著，劉翠溶譯：《中國自然災害史之探索：臨汾縣個案研究》，劉翠溶編：《自然與人為互動：環境史研究的視角》，第165－167頁。

[94]劉衛英、王立：《明清災害敘事、御災策略及民間信仰》，第169頁。

[95](宋)鮑云龍撰，(明)鮑寧辨正：《天原發微》卷三上《少陽》，天順五年(1461)鮑氏耕讀書堂刻本，第18頁a。

[96](明)邊貢：《邊華泉集稿》卷六《祈雨文》，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歷間刻本，第14頁a。

[97]《明太宗實錄》卷二五，永樂元年閏十一月癸亥條，“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467頁。

[98]《明孝宗實錄》卷一四二，弘治十一年十月丁亥條，第2459頁。

[99](明)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卷一三八《李景文(東陽)奏疏·應詔上書疏》，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375頁。

[100](明)韓文著，王卯根點校：《韓忠定公集》卷二《正鹽法以重國計疏》，山右歷史文化研究院編：《山右叢書三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87頁。

[101](明)歸有光著，周本淳校點：《震川先生集》卷一《經解·洪范傳》，第8、14頁。

[102]《明神宗實錄》卷五八一，萬歷四十七年四月甲戌條，第11049頁。

[103](明)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卷四五《林莊敏(聰)奏疏·修德弭災二十事疏》，第343頁。

[104](明)陳子龍著，施蟄存、馬祖熙標校：《陳子龍詩集》附錄二《年譜(自撰)》卷上，第644頁。

[105](明)周宗文：《轉災為祥永凝休命疏》，光緒《重修嘉善縣志》卷三一《藝文志二》，第25頁a。

[106](明)鄒元標：《鄒忠介公奏疏》卷一《直抒膚見疏》，崇禎十四年(1641)林銓刻本，第24頁a－b。

[107](明)畢自嚴：《石隱園藏稿》卷五《地震陳言疏》，康熙二十五年(1686)畢際有刻本，第44頁b。

[108](明)張國維：《撫吳疏草》，《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史部第39冊，第22－23頁。

[109]參見韓同春：《民眾記憶中的雹神信仰與祭祀儀式》，《重慶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王立、劉衛英：《明清雹災與雹神崇拜的民俗敘事》，《晉陽學刊》，2011年第5期。

[110]道光《榆林府志》卷八《建置志·祠祀》，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第1頁b。

[111]光緒《高唐州志》卷四《祠祀考》，光緒三十三年(1907)刻本，第24頁b。

[112]道光《大定府志》卷三九《典祀略二》，道光二十九年(1849)刻本，第15頁b。

[113](明)張國維：《張忠敏公遺集》卷一《雹災疏(崇禎八年五月)》，第13頁a。

[114](明)張國維：《撫吳疏草》，《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史部第39冊，第161頁。

[115](明)張國維：《撫吳疏草》，《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史部第39冊，第162頁。

[116](宋)陳均編：《皇朝編年備要》卷一二《仁宗皇帝》，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第42頁a。

[117](明)李尚思：《督撫奏議》卷三《報龍安府地震疏》，山右歷史文化研究院編：《山右叢書三編》，第558頁。

[118](明)湛若水：《湛若水章疏集》，(明)湛若水撰，黃明同主編：《湛若水全集》，第58頁。

[119](明)張國維：《撫吳疏草》，《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史部第39冊，第162頁。

[120](明)凌義渠：《凌忠清集》卷六《吳興太守陸公血譜序》，清順治元年(1644)序刻本，第8頁a。

[121](清)趙翼撰，李解民點校：《檐曝雜記》卷四，“蝦蟆銜雹”條，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76頁。

[122](明)張國維：《撫吳疏草》，《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史部第39冊，第162頁。

[123](明)申時行等修：《明會典》卷一七《戶部四·災傷》，第117頁。

[124][英]伊懋可著，梅雪琴、毛利霞、王玉山譯：《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21頁。

[125]黃春長：《環境變遷》，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

[126](明)張國維：《撫吳疏草》，《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史部第39冊，第23、162頁。

[127](明)金日昇輯：《頌天臚筆》卷三《召對》，崇禎二年(1629)刻本，第38頁b。

[128](明)張國維：《張忠敏公遺集》卷一○《年譜》，第7頁a－b。

[129](明)程嘉燧著，沈習康點校：《松圓偈庵集》卷上《中順大夫潞安郡侯鶴慶楊公壽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05頁。

[130](清)韓世琦：《撫吳疏草》卷七《十八年旱災印結職名疏》，《四庫未收書輯刊》本，第8輯第5冊，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566頁。

[131](清)葉夢珠撰，來新夏點校：《閱世編》卷一《天象》，第5－6頁。

[132](明)張國維：《撫吳疏草》，《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史部第39冊，第22頁。

[133](明)謝肇淛：《五雜組》卷三《地部一》，第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