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夏天的夜晚,田埂上的螢火蟲一閃一閃,蜻蜓貼著水面飛,抓一只放在手心還能感覺到翅膀撲動。
那個畫面對很多人來說是真實的童年記憶。可現在走遍城市和農村,這些東西早就不見了蹤影。
奇怪的是,蝗蟲也不見了。同樣都消失了,原因卻完全不一樣。那些螢火蟲和蜻蜓,到底去哪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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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中國的歷史記載,從漢代到清末,蝗災的記錄密密麻麻,幾乎每隔幾十年就來一次。
一旦蝗群到來,一塊農田從綠油油變成光禿禿,用不了半天。蝗蟲不挑食,莊稼吃完了啃樹葉,樹葉沒了咬草根,草根沒了連晾曬在外面的糧食布匹也不放過。古代農民面對這種東西毫無辦法,只能燒香拜神,祈求"蝗神"繞道而行。結果當然沒用,該來的還是來,該餓的還是餓。
蝗蟲能爆發成這種規模,靠的是一套非常特殊的生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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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單獨生活的蝗蟲,其實就是普通的螞蚱,綠色的身體,動作緩慢,啃啃草葉,毫無攻擊性。問題出在數量上。當旱災或者其他原因導致食物減少,蝗蟲被迫向同一片有草的地方聚集,密度越來越大,個體之間開始頻繁接觸和摩擦,尤其是后腿內側受到刺激之后,體內的血清素水平迅速上升。
血清素這個東西,在人類身上跟情緒調節有關,而在蝗蟲身上,它是啟動群體化的開關。血清素一旦拉升,蝗蟲的神經系統就切換到了另一種模式:身體從綠色慢慢變成黑黃相間,行動變得亢奮,食量暴增,而且開始產生強烈的群聚傾向,向同一個方向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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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研究人員意外的是,這個過程不只靠身體接觸觸發。實驗室里把一只蝗蟲單獨用玻璃隔離起來,不讓它跟其他蝗蟲有任何肢體接觸,只讓它看見旁邊的同類在互相摩擦,結果這只隔離的蝗蟲同樣發生了群體化的轉變。視覺信號本身,就足以啟動這套程序。
這意味著蝗群一旦形成,擴散速度極快。邊緣的蝗蟲看見中心的蝗蟲在聚集,自動被卷進來,群體規模滾雪球一樣擴大。一個成熟的蝗群,可以綿延幾十公里,遮天蔽日,飛過去的地方什么都不剩。
這種災害在古代基本無解。人力追不上,驅趕沒用,蝗群飛走了又來,來了又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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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后,新中國面對的依然是這個老問題。
1950年代初,各地組織農民人工撲打蝗蟲,拿著掃帚、鐵鍬,下田直接消滅蟲卵和若蟲。這個方法費力,效率低,對大規模蝗群幾乎沒有決定性作用,但在當時是唯一能快速動員的手段。
同一時期,蘇聯向中國提供了技術援助,化學農藥開始進入治蝗體系。六六六、滴滴涕這類有機氯農藥被噴灑在蝗區,殺蟲效率大幅提升。飛機噴藥作業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試驗,覆蓋范圍一下子從幾百畝擴大到幾萬畝,對集中爆發的蝗群有了真正的壓制能力。
到了1960年代,治蝗的思路開始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改造"。蝗蟲的繁殖需要特定環境:干燥疏松的沙質土壤,大面積裸露的灘地,以及稀疏低矮的植被。河灘、湖灘、鹽堿荒地,這些地方是蝗蟲最理想的產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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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開始大規模改造這些區域。興修水利,把容易泛濫的河道治理好,原本反復被淹又反復干涸的河灘地被改造成穩定的農田。植樹造林,大量荒地種上樹木,改變了地表結構。開墾荒地,把蝗蟲賴以繁殖的裸露地面變成有人耕作的土地。
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國累計改造了約75%的歷史蝗區。這個數字背后是幾十年的持續投入和幾百萬人的勞動力,但它從根本上斷掉了蝗災大規模爆發的生態條件。
進入1980年代之后,監測技術也在升級。建立了專門的飛蝗預報體系,利用飛機遙感、衛星遙感對大范圍地區進行定期掃描,地面監測站同步采集蟲情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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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蟲從卵孵化成若蟲、長出翅膀之前這段時間,是最好的撲殺窗口期,沒有翅膀就飛不走,集中在一個區域更容易處理。預報系統的目標就是在這個窗口期之前發出預警,讓滅殺行動趕在蝗群形成之前完成。
無人機技術成熟之后,精準噴藥進一步降低了農藥用量,同時提高了命中率。
幾十年疊加下來,中國本土的大規模蝗災基本消失了。最近幾十年里,中國偶爾出現的蝗蟲威脅,主要來自境外遷入,本土繁殖爆發的情況已經極為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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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災被壓住的這幾十年,螢火蟲和蜻蜓的數量也在持續下降,而且這個過程沒有人專門去記錄,沒有預警,沒有新聞報道,就那么靜悄悄地發生了。
等大家意識到的時候,童年里那種夏夜漫天螢火的場景已經成了集體記憶里的遙遠畫面。
螢火蟲對生存環境的要求非常苛刻。它需要干凈的水源,岸邊有腐殖質豐富的泥土,植被茂密,濕度穩定。螢火蟲的幼蟲生活在水邊的土壤里,靠捕食蝸牛、螺類維生,整個幼蟲期長達一到兩年。這段時間里,它對周圍環境的變化極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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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是第一道打擊。廣譜殺蟲劑的名字本身就說明了問題——"廣譜"意味著不加區分,凡是昆蟲,統統在打擊范圍之內。螢火蟲幼蟲待在土壤里,接觸土壤中的農藥殘留;成蟲在夜間飛行,經過噴過藥的田地;它的食物蝸牛,也在農藥的覆蓋范圍內大量減少。三個環節同時受損,螢火蟲的種群數量就很難維持。
水體污染是第二道打擊。農田排水把化肥和農藥帶進周邊的溝渠和小河,水質惡化,水中的氧氣減少,螢火蟲幼蟲需要的那種干凈濕潤的水岸環境被破壞掉了。
棲息地消失是第三道打擊,也是最徹底的一道。
治理蝗災改造灘地的同時,大量天然的河岸和濕地消失了。原本長滿雜草、蘆葦和灌木的河灘,被推成了平整的農田。自然的土質河岸,被澆上水泥硬化,方便灌溉和管理,防止水土流失。城市擴張把郊區的濕地一塊一塊填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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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火蟲需要的那種環境,要求雜亂、潮濕、自然、少人干擾。這些特點恰好跟農業現代化的方向相反。農業要高效,要整齊,要可控,要減少病蟲害,每一條都在壓縮螢火蟲能用的空間。
蜻蜓的情況和螢火蟲類似,但還有它自己的麻煩。蜻蜓的稚蟲(俗稱水蠆)生活在水里,是水生昆蟲,對水質的要求極高。水體污染直接打掉了蜻蜓的繁殖能力。成蟲在空中捕食小型飛蟲,農藥減少了空中飛蟲的總量,也就減少了蜻蜓的食物供給。
兩個物種消失的方式,跟蝗蟲消失的方式完全不同。蝗蟲是被人盯著、追著、專門消滅的,有預算、有方案、有部門負責。螢火蟲和蜻蜓的消失,沒有人主動去做,是各種人類活動的副產品疊加出來的結果,沒有人為此負責,也沒有人在當時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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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已經有一些研究機構和民間組織在做螢火蟲的保護和恢復工作。
部分地方開始劃定螢火蟲保護區,禁止在保護區附近使用廣譜殺蟲劑,恢復河岸的天然植被,清理水泥硬化的岸邊,讓土質河岸重新裸露出來。一些地方的螢火蟲數量已經出現了恢復跡象,說明只要條件合適,種群是可以重建的。
農藥使用方式也在改變。精準施藥、生物農藥替代化學農藥,這些技術在推廣中。生物防治用的是天然天敵,比如寄生蜂、病原微生物,對目標害蟲有效,對其他昆蟲的傷害相對小得多。這個方向走下去,殺蟲和保護非目標物種之間的矛盾有可能縮小。
水質治理是另一條路。清理農業面源污染,減少化肥農藥流入水體,修復濕地生態,這些工程量巨大,但已經在一些地區取得了效果。水質改善之后,水生昆蟲的種類和數量往往會比較快速地回升。
城市里的情況更復雜一些。不少城市開始保留或者建造"生態濕地公園",模擬自然水岸環境,為蜻蜓、螢火蟲提供人工替代棲息地。效果參差不齊,但至少是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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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難改變的其實是認知。很多人看見蟲子的第一反應是打死,不管是益蟲還是害蟲。農村地區的農民面對經濟壓力,更傾向于用最快最便宜的方式解決蟲害問題,廣譜農藥至今仍是最常見的選擇。在糧食產量和生態保護之間做取舍,農民很難選擇后者,因為后者的收益是長期的、抽象的,前者的損失是眼前的、具體的。
這不是哪個人或者哪個部門的責任問題,是整個農業體系在幾十年發展中積累下來的結構性矛盾。
蝗災的治理是成功的,這一點沒有爭議,它保住了幾億人的糧食供應。螢火蟲和蜻蜓的消失是真實的損失,雖然不影響吃飯,但生態系統的完整性是有價值的,捕食害蟲、指示水質、參與物質循環,這些功能不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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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件事發生在同一個時代,互相有關聯,但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在已知的技術條件下,減少廣譜農藥的使用、保留部分自然灘地和水岸,既不會讓蝗災卷土重來,也能給螢火蟲和蜻蜓留下生存的余地。
做到這一點需要更精細的管理,需要更多投入,需要在政策層面把生物多樣性保護納入農業規劃,而不是等到物種消失之后才開始補救。
那些在夏夜里發光的小東西,不只是童年記憶里的點綴。它們在不在,折射的是一片土地的生態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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