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3年1月1日清晨，達旺周邊的山林里彌漫著霧氣，山雀啾鳴。那天，工兵王琪一頭扎進叢林，只想著看看高原罕見的常綠竹林，身后的營地已在撤離倒計時。幾步之差，卻讓他與連隊錯過了半個世紀。
歸隊鈴聲午后驟然響起，班長張玉民點名時發現缺了人。士兵們拿著步話機、吹著哨子，在刺骨寒風里翻遍溝谷，直升機也低空盤旋，無果。最終部隊被迫按“失蹤”處理。那一刻，沒人料到，王琪會在山那頭的另一條公路邊，被印度紅十字卡車“順手”帶走。
停戰談判結束，戰俘交換的隊伍里沒有王琪。他既非俘虜名單上的人，也沒有任何身份材料，很快被印軍扣押。被指“間諜”，他被投入監牢。寒夜、濕霉、陌生語言，二十出頭的青年忽然跌入無盡的黑暗。他只記得一句中文嘀咕：“我得回家。”
七年后，案件改判無罪，鐵門雖開，國門卻關。王琪被驅逐到奧里薩邦一隅，警察每周點名。沒有護照，沒有路費，離家萬里，身份仿佛被蒸發。活下去，成了第一要務。面粉廠里扛麻袋，集市上擺小攤，日子一天天磨過去。他學會了印地語，也沾了咖喱的辛辣，卻始終把“回去”兩個字壓在心底。
村里人起初提防這個瘦高的外鄉漢，久而久之被他的勤懇打動。警察家的妹妹Sushila 嫁給了他，婚禮簡單，彩色花環繞著他的軍帽。1975年，王琪成為四個孩子的父親。夜深人靜，他仍摸出那塊被磨得發亮的軍功章，低聲對妻子說：“總有一天，我要帶你們看秦嶺。”
家書成了臍帶。1986年，一封自稱“養院”的來信出現在陜西咸陽的王宅。大哥王致遠打開信，認出弟弟字跡，癱坐在院里老槐樹下。母親已于三年前病逝，未能等到這份消息。兄弟姐妹含淚提筆回信，告訴王琪：家還在，人都在，唯有娘走了。信鴿往返，十指相扣在紙上。王琪卻始終被卡在簽證和護照的重重關隘。
2008年，他得悉母親離世，心如刀絞。白發漸生，歸途卻遙遙。誰料，轉機在2013年降臨。中國駐印度使館在核實身份后，為他補發護照，并給予生活補助。可印度地方部門仍以各種條例推諉。王琪只好四處陳情，文件摞了一摞又一摞。
2017年1月，國內媒體將他的遭遇公之于眾。與此同時，網絡嘈雜，“叛逃”“逃兵”的指責刺耳。曾任排長的王祖國電話里只說了一句：“別冤枉他。”隨后向軍方提供當年搜救記錄，證實王琪確在執行任務時迷失。事實終于壓下流言。
外交部派出專班，在新德里密集斡旋。2月10日，印度方面簽發離境許可。當天夜里，中國使館門前紅燈籠高掛，歡迎橫幅映紅了王琪的白發。兒子用不太熟練的中文說：“爸，咱回家。”
2月11日清晨，他們登上CA948航班。機輪觸地咸陽機場的那一刻，舷窗外的冬日黃土地如舊夢重現。迎候區，王致遠拄著拐杖喊：“三娃！”王琪撲上前，兄弟倆相擁良久。旁人只聽見一句哽咽：“哥，我回來了。”
隨后的日子，他換上了陜北粗布對襟褂子，鄉里人逢面就遞煙。老人總要說幾句：“多虧國家硬氣，才把我弄回。”臘面香飄，嫂子一搟就是幾斤面。王琪捧起那碗熱騰騰的手搟面，一口接一口，眸中霧氣翻涌。
3月5日，他回到薛宅南村，為母親上墳。寒風刮得臉頰生疼，他跪在墳前低聲自語：“娘，孩回來了，晚了。”無人抽噎，只有田野風聲作答。鄉親們搬來炕桌，擂鼓，唱秦腔，算是替老人接風。有人悄聲感嘆：“一個兵，能讓外交部出面，可見祖國變化了。”
此后，王琪的生活歸于平靜。清晨，他常在村口踱步，給鄰居講當年在雪山架橋的故事；夜晚，他陪孫女認字，用夾雜陜普和印地語的腔調教孩子唱《南泥灣》。偶爾，他會取出那張已經磨損的回鄉機票，小心翼翼地夾回書本深處。說得最多的一句話，仍是那句：“人活一輩子，最重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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