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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群星璀璨的西南夷文明,到青銅鑄就的古滇傳奇,再到郡縣制度下的萬里同風,一段跨越數(shù)千年的云南歷史長卷在北京大運河博物館徐徐展開。作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系列展覽之一,“疆壤益廣開郡縣——戰(zhàn)國秦漢時期的云南”展日前在該館開幕。展覽集結了云南省博物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李家山青銅器博物館等十余家文博機構的400余件(套)珍貴文物,其中包括首次進京展出的晉寧河泊所遺址出土簡牘、封泥等重磅考古成果,生動呈現(xiàn)云南地區(qū)融入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發(fā)展歷程。
青銅器熔鑄古滇人群像
步入展廳,“星燦云南”單元首先映入眼簾。幾根藍色光柱自穹頂垂落,點點星光閃爍其間。戰(zhàn)國秦漢時期,“滇”“昆明”“哀牢”“勞浸”等族群恰如繁星散布于云南各地,在交流互鑒中創(chuàng)造出燦爛的青銅文明。
透過展柜中斑駁的青銅器,人們得以觸摸那些在史書中僅留下寥寥數(shù)語的西南夷族群,感受他們的生產(chǎn)生活、審美信仰與文化創(chuàng)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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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于祥云紅土坡墓地的手持鐵劍銅武士像。
比如出土于祥云紅土坡墓地的手持鐵劍銅武士像。武士深目高鼻,左手殘斷,右手執(zhí)物,推測為劍。這件西漢時期的文物屬于西南夷族群中的“昆明”,雖有殘缺卻氣勢不減。昆明人常與周邊部族發(fā)生戰(zhàn)爭,曾殺漢使,阻擋其通身毒國(今印度地區(qū))。漢武帝為征討“昆明”,在長安開鑿“昆明池”以操練水軍,該族群的戰(zhàn)斗力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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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于大理巍山窖藏的青銅人物形杖首。
另一件出土于大理巍山窖藏的戰(zhàn)國時期青銅人物形杖首則透露些許異域氣息:人物身著方格紋薄衫與菱形紋飾長裙,頭梳發(fā)辮,裝束獨特。有學者認為,這件器物有可能是外來之物,是昆明人與外界交往的產(chǎn)物。
在西南諸夷中,生活在滇池區(qū)域的“滇人”堪稱最強大的一支。他們以無限寫實的手法和精湛的冶煉技術熔鑄青銅器,讓湮沒在歷史深處的神秘“古滇國”重新浮現(xiàn)于觀眾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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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于昆明晉寧石寨山6號墓的房屋模型銅扣飾。
展品中有件房屋模型銅扣飾,展示了滇人祭祀活動的場景:干欄式建筑高高架起,欄桿上依次排列一牛頭、一牛前腿、一牛肋和一牛后腿。共鑄有十七個人物,動作繁雜、姿態(tài)各異,可見祭祀時的熱鬧非凡。該器物出土于昆明晉寧石寨山6號墓,活動內(nèi)容或與滇王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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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四舞俑銅鼓。
四舞俑銅鼓則將古滇人的樂舞文化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鼓面邊緣插飾有四個身著盛裝的舞俑形象,他們向外而立,舞姿、服飾各異——其中二人頭梳尖形發(fā)髻,腰別短劍,雙手橫伸上舉做舞蹈狀;另二人頭戴高筒尖頂帽,右手持鈴,左手持棒,做伴奏狀。華麗的發(fā)飾、耳環(huán)、項鏈和披風纖毫畢現(xiàn),滇人的形象躍然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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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昆明晉寧石寨山墓地出土的鎏金二人盤舞銅扣飾。
與之相映成趣的,是一件鎏金二人盤舞銅扣飾。兩位舞者身懸長劍、手持圓盤,在一條盤繞的長蛇之間邊歌邊舞。不過方寸大小的器物情節(jié)充沛,動感十足。從兩個舞者的形象特征與裝束來看,或為居住在滇國的塞人。可見滇池盆地也是各方文化融匯發(fā)展的沃壤。
簡牘封泥實證漢代邊疆治理
西漢武帝時開始經(jīng)略和統(tǒng)一西南夷。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國降漢,武帝賜滇王金印,設益州郡,云南大部自此被納入漢朝大一統(tǒng)國家的行政版圖。步入展覽最后一部分“歸融華夏”,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之一——晉寧河泊所遺址出土的文物成了展覽中最受矚目的焦點。作為西漢中央政府對西南邊疆進行長期有效行政管轄的直接證據(jù),它向我們還原了塵封兩千多年的治理細節(jié)。
1956年在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滇王之印”,實證了《史記》等文獻對古滇國的記載。益州郡郡治何在?曾是個謎。近些年來河泊所遺址發(fā)現(xiàn)的漢晉時期城墻、壕溝、道路、大型高臺建筑基址以及與“益州郡”有關的銘文瓦當、官印封泥、有字簡牘等實物,實證了河泊所遺址就是漢代益州郡郡治所在地。
在呈矩形排列的四面展柜間,河泊所遺址出土的數(shù)枚簡牘靜靜陳列。迄今為止,河泊所遺址共出土簡牘5萬余枚,其中有字簡牘1.5萬余枚,內(nèi)容涉及政區(qū)建設、賦役制度、司法運作、民族關系等,堪稱漢代邊疆治理的文獻“檔案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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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昆明晉寧河泊所遺址出土的“滇池以亭行”簡牘。(圖片來自大運河博物館)
在有字簡牘中,一枚“滇池以亭行”簡牘尤為典型。寥寥數(shù)字,卻讓人窺見兩千多年前邊疆地區(qū)的信息傳遞網(wǎng)絡。該簡牘為秦漢文書傳遞時使用的題署。簡文“滇池以亭行”居中大書——“滇池”指滇池縣廷,是收信地址;傳行方式是“以亭行”,即取道鄉(xiāng)亭傳遞郵書,反映出漢代在益州郡已經(jīng)建立起較為完整的郵亭系統(tǒng)。這枚簡牘的出土地極有可能是當時的滇池縣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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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昆明晉寧河泊所遺址出土的“滇國相印”封泥。(圖片來自大運河博物館)
簡牘一旁陳列著河泊所遺址出土的封泥。古時簡牘以繩捆扎,為防止在傳遞過程中被人竊看,會用泥封于結繩處,并加蓋印章,好比“簡牘之鎖”。眼前這一“滇國相印”封泥不過掌心大小,卻意義非凡。“相”為王國中最高行政長官,為天子代置,王國內(nèi)的事務均由“相”來掌管,并督導諸侯王。此封泥是出土文物中第一次出現(xiàn)“滇國”二字。一旁還陳列著“滇王相印”與“益州太守章”封泥。由此可見,漢朝在滇國故地設立益州郡后,仍保留滇國國號與王號,并以“相”制衡,實行“郡國并行”的雙重管理模式,推動了西南邊疆融入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
展覽將持續(xù)至10月7日。
原標題:《戰(zhàn)國秦漢時期云南文物講述邊疆歸融之路,河泊所遺址重磅考古成果首次進京展出》
欄目主編:江勝信
文字編輯:李揚
本文作者:文匯報 彭丹
圖片來源:除標注外均彭丹/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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