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國秦漢時期云南文物講述邊疆歸融之路，河泊所遺址重磅考古成果首次進京展出

從群星璀璨的西南夷文明，到青銅鑄就的古滇傳奇，再到郡縣制度下的萬里同風，一段跨越數(shù)千年的云南歷史長卷在北京大運河博物館徐徐展開。作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系列展覽之一，“疆壤益廣開郡縣——戰(zhàn)國秦漢時期的云南”展日前在該館開幕。展覽集結了云南省博物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李家山青銅器博物館等十余家文博機構的400余件（套）珍貴文物，其中包括首次進京展出的晉寧河泊所遺址出土簡牘、封泥等重磅考古成果，生動呈現(xiàn)云南地區(qū)融入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發(fā)展歷程。

青銅器熔鑄古滇人群像

步入展廳，“星燦云南”單元首先映入眼簾。幾根藍色光柱自穹頂垂落，點點星光閃爍其間。戰(zhàn)國秦漢時期，“滇”“昆明”“哀牢”“勞浸”等族群恰如繁星散布于云南各地，在交流互鑒中創(chuàng)造出燦爛的青銅文明。

透過展柜中斑駁的青銅器，人們得以觸摸那些在史書中僅留下寥寥數(shù)語的西南夷族群，感受他們的生產(chǎn)生活、審美信仰與文化創(chuàng)造。

出土于祥云紅土坡墓地的手持鐵劍銅武士像。

比如出土于祥云紅土坡墓地的手持鐵劍銅武士像。武士深目高鼻，左手殘斷，右手執(zhí)物，推測為劍。這件西漢時期的文物屬于西南夷族群中的“昆明”，雖有殘缺卻氣勢不減。昆明人常與周邊部族發(fā)生戰(zhàn)爭，曾殺漢使，阻擋其通身毒國（今印度地區(qū)）。漢武帝為征討“昆明”，在長安開鑿“昆明池”以操練水軍，該族群的戰(zhàn)斗力可見一斑。

出土于大理巍山窖藏的青銅人物形杖首。

另一件出土于大理巍山窖藏的戰(zhàn)國時期青銅人物形杖首則透露些許異域氣息：人物身著方格紋薄衫與菱形紋飾長裙，頭梳發(fā)辮，裝束獨特。有學者認為，這件器物有可能是外來之物，是昆明人與外界交往的產(chǎn)物。

在西南諸夷中，生活在滇池區(qū)域的“滇人”堪稱最強大的一支。他們以無限寫實的手法和精湛的冶煉技術熔鑄青銅器，讓湮沒在歷史深處的神秘“古滇國”重新浮現(xiàn)于觀眾眼前。

出土于昆明晉寧石寨山6號墓的房屋模型銅扣飾。

展品中有件房屋模型銅扣飾，展示了滇人祭祀活動的場景：干欄式建筑高高架起，欄桿上依次排列一牛頭、一牛前腿、一牛肋和一牛后腿。共鑄有十七個人物，動作繁雜、姿態(tài)各異，可見祭祀時的熱鬧非凡。該器物出土于昆明晉寧石寨山6號墓，活動內(nèi)容或與滇王有關。

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四舞俑銅鼓。

四舞俑銅鼓則將古滇人的樂舞文化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鼓面邊緣插飾有四個身著盛裝的舞俑形象，他們向外而立，舞姿、服飾各異——其中二人頭梳尖形發(fā)髻，腰別短劍，雙手橫伸上舉做舞蹈狀；另二人頭戴高筒尖頂帽，右手持鈴，左手持棒，做伴奏狀。華麗的發(fā)飾、耳環(huán)、項鏈和披風纖毫畢現(xiàn)，滇人的形象躍然眼前。

云南昆明晉寧石寨山墓地出土的鎏金二人盤舞銅扣飾。

與之相映成趣的，是一件鎏金二人盤舞銅扣飾。兩位舞者身懸長劍、手持圓盤，在一條盤繞的長蛇之間邊歌邊舞。不過方寸大小的器物情節(jié)充沛，動感十足。從兩個舞者的形象特征與裝束來看，或為居住在滇國的塞人。可見滇池盆地也是各方文化融匯發(fā)展的沃壤。

簡牘封泥實證漢代邊疆治理

西漢武帝時開始經(jīng)略和統(tǒng)一西南夷。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國降漢，武帝賜滇王金印，設益州郡，云南大部自此被納入漢朝大一統(tǒng)國家的行政版圖。步入展覽最后一部分“歸融華夏”，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之一——晉寧河泊所遺址出土的文物成了展覽中最受矚目的焦點。作為西漢中央政府對西南邊疆進行長期有效行政管轄的直接證據(jù)，它向我們還原了塵封兩千多年的治理細節(jié)。

1956年在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滇王之印”，實證了《史記》等文獻對古滇國的記載。益州郡郡治何在？曾是個謎。近些年來河泊所遺址發(fā)現(xiàn)的漢晉時期城墻、壕溝、道路、大型高臺建筑基址以及與“益州郡”有關的銘文瓦當、官印封泥、有字簡牘等實物，實證了河泊所遺址就是漢代益州郡郡治所在地。

在呈矩形排列的四面展柜間，河泊所遺址出土的數(shù)枚簡牘靜靜陳列。迄今為止，河泊所遺址共出土簡牘5萬余枚，其中有字簡牘1.5萬余枚，內(nèi)容涉及政區(qū)建設、賦役制度、司法運作、民族關系等，堪稱漢代邊疆治理的文獻“檔案庫”。

云南昆明晉寧河泊所遺址出土的“滇池以亭行”簡牘。（圖片來自大運河博物館）

在有字簡牘中，一枚“滇池以亭行”簡牘尤為典型。寥寥數(shù)字，卻讓人窺見兩千多年前邊疆地區(qū)的信息傳遞網(wǎng)絡。該簡牘為秦漢文書傳遞時使用的題署。簡文“滇池以亭行”居中大書——“滇池”指滇池縣廷，是收信地址；傳行方式是“以亭行”，即取道鄉(xiāng)亭傳遞郵書，反映出漢代在益州郡已經(jīng)建立起較為完整的郵亭系統(tǒng)。這枚簡牘的出土地極有可能是當時的滇池縣廷。

云南昆明晉寧河泊所遺址出土的“滇國相印”封泥。（圖片來自大運河博物館）

簡牘一旁陳列著河泊所遺址出土的封泥。古時簡牘以繩捆扎，為防止在傳遞過程中被人竊看，會用泥封于結繩處，并加蓋印章，好比“簡牘之鎖”。眼前這一“滇國相印”封泥不過掌心大小，卻意義非凡。“相”為王國中最高行政長官，為天子代置，王國內(nèi)的事務均由“相”來掌管，并督導諸侯王。此封泥是出土文物中第一次出現(xiàn)“滇國”二字。一旁還陳列著“滇王相印”與“益州太守章”封泥。由此可見，漢朝在滇國故地設立益州郡后，仍保留滇國國號與王號，并以“相”制衡，實行“郡國并行”的雙重管理模式，推動了西南邊疆融入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

展覽將持續(xù)至10月7日。

原標題：《戰(zhàn)國秦漢時期云南文物講述邊疆歸融之路，河泊所遺址重磅考古成果首次進京展出》

欄目主編：江勝信

文字編輯：李揚

本文作者：文匯報 彭丹

圖片來源：除標注外均彭丹/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