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和楊廣執政有許多相似之處，為何一個是明君，一個卻是暴君？

讀透文史，點擊好看

作者：甪里先生

編輯：莉莉絲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國歷史上公認的明君、圣主，也成為此后一千多年的帝王典范。然而，若對之仔細思索便會發現，隋煬帝對他的影響隨處可見，隋煬帝就好像一把“達摩克里斯之劍”（源于古希臘神話，即“懸頂之劍”，使人時刻感到危機意識，猶如警鐘在鳴）懸于其頭頂。二者具有太多的相似之處，甚至可以毫不諱言的說，正是隋煬帝的前車之覆造就了李世民的明君大業。

我們不妨對二者做個簡單對比，李世民與隋煬帝同為次子，由于嫡長子繼承制的緣故，注定了二者無法按正常程序即位，但也不是沒有可能。

唐太宗李世民_圖

按照阿德勒的說法，家庭排行處于中間的孩子，往往容易被忽視，為引起重視，他們就會通過后天的自我完善來獲得競爭力。所以二者在其青少年時期均有不凡表現，從隋煬帝滅南陳，李世民平義軍等行為來看，這一觀點還是具有一定說服力的。隨著競爭力的增強，不可避免的帶來信心的膨脹，即：天子有德有才者居之，這在其潛意識里不自覺的生根、發芽，一旦破土而出，逼宮之事便是勢之使然，后來果然如是。

雖然即位貴如天子，卻難以服眾，只有上合天意，下順民心才是天命所歸，如何才能證明這一點？惟有文治武功、開創盛世，讓老百姓安居樂業才能證明。根據何在？“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上天常佑善人，否則何以能開創治世？那么，上天無心，何以知之？上天雖無心，但“天生烝民”，烝民代天所視、代天所聽，說白了也就是一句話，即：老百姓認同就是天命，哪管你是弒君還是嗣位。二者都明白這一點，但明白歸明白，失之毫厘，就會謬以千里。

不妨分析一下二者的年號，大業者，開創大一統之業也，即功蓋秦皇漢武；貞觀者，即澄清天下，恢宏正道也。無奈楊廣用力過猛，不懂“治大國若烹小鮮”的道理，在錯誤的時機干了正確的事，無論是西巡、東征高句麗還是營建東都、開鑿大運河都無疑是“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罪在當代，利在千秋之舉。而李世民則“無為而治”即可，因為這些隋煬帝代他辦了，罪在楊廣，利在世民，這豈不是天意？這也難怪，誰讓人家是老君的后代，“我無為而民自化”，“治大國若烹小鮮”的基因早已根植在潛意識里，不學即能。

隋大運河_圖

“食色，性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這是人之天性，不可抗拒，無論是誰，皆是如此，更何況皇帝。那么，皇帝又何以不能免俗，他不是真龍天子嗎？不，他是人，“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bài”，作為皇帝，擁有三宮六院也是平常之事，何況“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若不“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又何以彰顯皇帝之權威，享受皇帝之快感？皇權與皇帝是雙向的，皇帝為皇權不斷賦于新的內涵，塑造著它。

反過來，皇權又塑造著皇帝，所謂“心懷利器，殺心自起”即是如此。正是因為沒有“頭頂的星空與心中的道德律”，所以即位前一向“自律”的楊廣在即位后，便大肆享樂，掉進了英雄冢，按照心理學的的說法，一個對自己過度克制、壓抑的人，會使自己的真實欲望得不到滿足，一旦條件發生轉化，潛意識的洪水將會沖毀堤壩，變得不可收拾。

從楊廣的所作所為來看，似乎證實了這一點。后期的李世民與之大致相似，但幸運的是，他避免了前車之覆。“我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是因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這是牛頓的經典名言。牛頓如是，李世民亦如是，巨人之為巨人，不能以成敗論，他們對于后人的借鑒意義是具有同等價值的，有時，似乎失敗的意義更大一些，因為這足以令后人警醒，楊廣就是后者。正是因為親歷了隋朝的二世而斬以及風起云涌的農民起義，使李世民充分認識到行王道、德政的迫切性與必要性，所以在貞觀前期，李世民基本是“無為而治”，“使民以時”，這也是他之所以能開創“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貞觀治世的一個重要原因。

楊廣（569年－618年4月11日），即隋煬帝_圖

但是，一個人的自制力畢竟是有限的，李世民也不例外，隨著貞觀盛世的到來，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對他的警示作用也日漸削弱。如有一次，魏征在朝堂上“逆龍麟”，惹的李世民氣憤至極，回到后宮后，聲稱要殺了魏征這個鄉巴佬，幸得長孫皇后的勸解才罷休。

后來，李世民又重走了隋煬帝的路線，出兵高句麗，說來也怪，仿佛難逃歷史的輪回，李世民再次鎩羽而歸。之后，他痛定思痛，意識到沒有了魏征這面鏡子，自己才會迷失了方向。另外，在李世民的晚年，耽于享樂，一方面大煉丹藥，想要長生久視；另一發面，廣選天下秀女以充實后宮，最為我們所熟知的便是徐惠和武媚。其實這個問題不僅在于李世民一人身上，縱觀整個歷史，比如是，如漢武帝、唐明皇、康熙帝······皆是虎頭蛇尾，鮮有善始善終者，這無疑是歷史的一大怪圈，令人費解。

唐征高句麗百濟之戰_圖

單就李世民來看，是因為有隋煬帝這把達摩克里斯之劍懸頂，使得他兢兢業業、如履薄冰，這無疑是最好的外在約束。當然我們也不可否認李世民的自律，但這畢竟太脆弱了。似乎從后面的事情，我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李世民之所以想殺魏征、東征高句麗、充實后宮，無疑是潛意識所為，因為被壓抑久了，再加上達摩克里斯之劍的威力削弱，所以使得洪水決堤。

我們試想一下，普通人對于別人的指責尚且接受不了，何況一國之君呢？如果常被指責，不僅削弱了君主的自信心，而且也淡化了君主頭上的光環，威嚴和神圣蕩然無存，試問這何以服眾？之所以東征高句麗，也還是出于想要超過隋煬帝，避免其后塵的考慮，這就使得其難以理性地對待客觀條件，所以失敗也就是理所必然了；之所以充實后宮，實際上與隋煬帝是一樣的，我們不能用“馬太效應”來看待這一現象，認為李世民開創了貞觀盛世，就一定是不好色的，隋煬帝國破身亡就是好色的。問題的關鍵不在于皇帝好不好色，關鍵在于如何處理好其與政治的關系。

李世民 步輦圖_圖

將隋煬帝喻為達摩克里斯之劍不一定確切，但就李世民的一生來看，他始終是以隋煬帝為前車之鑒的，這無疑是一股強大的外在約束力，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從而開創了貞觀盛世。但是隨著盛世的到來，膨脹了李世民的自信心，即認為自己是明君，楊廣不過是亡國之君，事實證明自己高明于楊廣千萬倍，自己肯定不會成為楊廣之流，所以鄙視他也是自然而然的了，對其前車之鑒也就不以為然了。

參考資料：《唐書》《隋書》

文字由歷史大學堂團隊創作，配圖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秦漢、唐宋、明清、二戰等，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