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一份最新調查顯示,每十位父母中有九位支持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然而,本周圍繞一群倫敦西部12到16歲孩子的訪談揭示了一個尷尬的裂縫:孩子們自己對此態度復雜得多。這份數據沖擊背后,是一代被貼上“數字原住民”標簽的未成年人,在他們自己的屏幕上經營生意、維護社交、建立認同,而即將出臺的政府管制可能將打破這一切。
13歲的普雷西莎(Precisa)就是裂縫中一個鮮明的案例。她在課余時間經營一個滾珠香體露品牌,TikTok和Instagram是她推廣產品的主要陣地。Snapchat則是她個人社交的核心,多數時間用來發消息。“如果沒有這些應用幫我的話,生意肯定會難做得多,”她說。普雷西莎同時擔任倫敦哈默史密斯-富勒姆區的青年副市長,她提到,宣傳區青年委員會的工作同樣高度依賴社媒渠道。對于一個在數字空間里同時運轉商業與公共事務的少年來說,一刀切的禁令看起來更像是切斷基礎設施,而不是提供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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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雷西莎的觀點直接通向一個深層邏輯:一刀切禁令往往忽略掉社媒作為“工具”的異質性。她并非反對所有限制,而是呼吁更嚴格的有害內容監控和屏幕時間限制。“如果能控制得更多,或者持續監測會好得多,因為即便在TikTok上也有很多人在發非常不妥的東西,”她說。政府目前考慮的咨詢方向也呼應了這一思路——并非單純的禁或不禁,而是探討關掉自動播放、無限滾動等功能,引入屏幕時長限制,以及針對“高風險”平臺設置16歲以下年齡門檻,并限制直播等特定功能的使用。這意味著,像普雷西莎這樣依賴特定社媒功能的少年,可能面臨平臺整體被降級甚至封堵。
另一個少年佐伊(Zoe)14歲,除了Snapchat和WhatsApp外,父母禁止她使用其他平臺。等到15歲她才能逐步解鎖更多應用。她明確不支持禁令,理由卻和普雷西莎的商業驅動不同:她認為父母的控制已經足夠,但一旦自己將來更完整地進入社媒,她需要安全感。佐伊對個性化算法尤其警惕,“那感覺像是侵犯隱私,”她說。這份憂慮恰好踩中了政策討論中關于算法年齡限制的議題——政府正在考慮對個性化推薦算法施加年齡約束。佐伊的經歷實際上暴露了青少年對社媒治理的分層需求:保護來自父母,安全感則需要平臺設計和規則來保障,而全面禁令反而剝奪了他們在受控環境中逐步練習數字素養的機會。
群體中四個12歲孩子的一致表現則讓家長們可能心領神會:他們都在看YouTube。雖然這個視頻網站和所有大型社媒一樣設有13歲的使用門檻,但它允許成年人通過監護賬號讓孩子觀看適齡內容。有趣的是,這些12歲孩子沒有一個對YouTube Kids——那個專為12歲以下設計的版本——有好感。其中一個孩子評價道:“就是一些隨機卡通、片段之類的。”12歲的索菲亞(Sophia)說她喜歡YouTube是因為可以在上面聽音樂、看藝術視頻。如果像澳大利亞那樣將YouTube連同TikTok、Instagram一起對16歲以下封鎖,索菲亞們可能連被動獲取適齡藝術內容的機會都會失去。
從這些孩子的敘述中浮現出一個值得深思的行業影響:若禁令以硬性年齡切斷方式施行,可能反而迫使平臺往更極端的“分級”形態演進,要么做成全封閉的兒童花園,要么是全開放的青少年廣場。普雷西莎、佐伊和索菲亞的不同處境表明,未成年人作為社媒使用者的光譜遠比年齡數字復雜。工具性使用、社交使用、內容消費使用交織在一起,一刀切的禁令難免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潑掉。然而,平臺目前對個性化算法、無盡滾動和不明內容源頭的放任,又確實構成了一個成年人也未必能處理的心理環境。政府的下一步政策,或許不該是簡單畫一條年齡線,而是像這些孩子無意間建議的那樣,管住“功能”而非直接管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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