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爆出內幕，伊朗戰爭不是華盛頓起草的，而是出自耶路撒冷

據《紐約時報》報道，這場針對伊朗的戰爭并非起草于華盛頓，而是出自耶路撒冷。提出方案的是本雅明·內塔尼亞胡，隨后他在2月白宮的一次會議上將計劃提交給特朗普及其內閣批準。

4個月過去，特朗普已顯得進退失據。美國最初公開宣示的戰爭目標，現已被悄然擱置。如今特朗普只想保全面子，并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

但內塔尼亞胡另有打算。他的目標與美國并不相同，包括擴大以色列控制區、削弱伊朗，尤其是讓美國陷入一場長期戰爭。因此，他正試圖通過在黎巴嫩持續挑釁伊朗方面，破壞停火并重啟戰事。

特朗普最近在電話中直接對內塔尼亞胡說：“你簡直瘋了。要不是我，你早就進監獄了。是我在保你。現在所有人都恨你。所有人都因為這件事恨以色列。”

盡管如此，停火看起來仍越來越脆弱。特朗普無法迫使伊朗接受任何一種不會被視為他本人讓步的安排。因此，內塔尼亞胡或許會壓過特朗普。在伊朗和以色列最近一次交火后，特朗普曾憤怒斥責內塔尼亞胡向伊朗開火，并用缺乏說服力的口吻提醒對方：“由我說了算。”

自2023年10月7日以來，以色列似乎一直在主導局勢節奏，在7條戰線上發動戰爭，而美國則像是任由自己被牽著走。一個擁有3.5億人口的國家，正被一個人口不足1000萬、國土狹小、遠在9000公里之外的小國帶上一條明顯損害自身利益的道路。

這種仿佛是以色列在支配美國的表象，為反猶陰謀論者提供了素材。不過，這種奇特關系確實需要解釋，而事實證明，答案遠比陰謀論簡單。

美以關系形成于戰后時期。當時，中東正成為美國的關鍵地區，而美國也在崛起為世界資本主義超級大國。中東為何如此重要？石油當然是原因之一。到1970年，美國原油產量達到峰值，此后開始下降。戰后長期工業繁榮使美國對海灣石油的需求不斷上升。

但石油只是其中一部分。由于中東靠近蘇聯，再加上20世紀50年代起席卷該地區的革命動蕩，中東成為冷戰前線。如今，美國帝國主義與以色列已深度交織，以至于人們很容易以為雙方從一開始就是這種關系，仿佛以色列自誕生之日起就是美國在該地區利益的橋頭堡。但歷史并非如此展開。

那么，美以關系究竟是如何演變的？1948年，也就是“災難日”時期，正在上升的美國帝國主義在中東的首要目標，是取代正在衰落的英國影響力。

英國主要依靠一系列反動君主制維持其統治。以色列的建立恰好有利于美國，因為它削弱了英國。因此，杜魯門總統很快承認了以色列國。

但美國帝國主義并不只是想削弱大英帝國，它還想全面接管英國留下的勢力范圍，這意味著要把那些反動的阿拉伯君主國納入自己的軌道。因此，在這一階段，美國人謹慎行事，避免因對新生的以色列過于熱心而激起阿拉伯公眾對自身的不滿。畢竟，以色列是在恐怖手段和對阿拉伯人大規模驅逐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

正如我們在別處討論過的，美國確實支持以色列，但主要是間接支持，方式包括西德賠款，以及猶太裔美國資本家的私人援助。

但到了20世紀50年代，美國政策面臨新的挑戰。隨著激進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軍官依靠群眾推動政局更替，阿拉伯君主制在整個地區接連垮臺，開端便是1952年埃及“自由軍官組織”發起的政治變動。

即便在這種新局面下，美國帝國主義的戰略制定者也仍在摸索。畢竟，埃及國王法魯克是英國的傀儡，而不是美國的。也許美國可以與納賽爾合作？

因此，1956年納賽爾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后，以色列、英國和法國出兵占領西奈半島，艾森豪威爾總統則憤怒要求它們撤軍。

今天還能想象一位美國總統對以色列采取這種立場嗎？人們當然可以想象美國向英國和法國提出這種要求，但很難想象它會這樣對待以色列。

蘇伊士運河危機的后果，使以色列與美國的關系在隨后10年里受到影響。也正因為如此，以色列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繞開美國，在與法國帝國主義秘密合作下發展了自己的核計劃。

這一美國政策很快出了問題。埃及原本在大國之間保持平衡，后來卻越來越倒向蘇聯，并開始大量接收蘇制武器。敘利亞也開始朝同一方向靠攏。接著在1958年，伊拉克爆發革命，哈希姆王朝被推翻，取而代之的同樣是希望效仿納賽爾的民族主義軍官。

美國政策不得不調整。20世紀50年代末，總統提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艾森豪威爾主義”：美國將在任何它認為有必要的地方進行干預。此后，美國就在約旦和黎巴嫩采取了行動。

至此，偽裝被拋開。美國帝國主義公開以一個咄咄逼人的帝國主義強權姿態出現在中東，愿意通過軍事干預來維護自身利益。

問題在于，當時美國正深陷越南。美國在中東最需要的，是一個強大而武裝充分、可供其借力行事的代理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肯尼迪于1963年與以色列簽署了第一筆重大的直接軍事交易。

但美以關系真正的轉折點出現在1967年，即以色列在六日戰爭中的勝利。以色列發動了一場驚人的先發制人打擊，在埃及空軍尚未起飛前就將其全部摧毀。隨后，以色列迅速從約旦手中奪取約旦河西岸，從敘利亞手中奪取戈蘭高地，又從埃及手中奪取加沙以及整個西奈半島，直至蘇伊士運河。

美國統治階級為之狂喜。蘇聯在該地區的兩個主要盟友——埃及和敘利亞——在沒有一名美軍士兵參戰的情況下遭受重創。從那時起，資金、武器和情報開始源源不斷流向以色列。

按通脹調整后，自那以來，以色列獲得的援助已超過3300億美元。美國在經濟和軍事上將其打造為地區超級強國：一個能夠替美國作戰的強大小斯巴達。

以色列的軍費開支數據，生動顯示出其扭曲而軍事化的經濟。直到1967年，這一開支一直低于國內生產總值的10%，按大多數標準看已屬偏高。到1967年，這一比例躍升至15%以上，并繼續攀升。1975年，軍費開支一度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0%，直到1986年都從未低于15%。

從1967年到冷戰結束的整個時期，以色列都是一個由美元支撐的武裝營地。用美國將軍亞歷山大·黑格的話說，它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不會沉沒的美國航空母艦”。

作為對這種支持的回報，以色列也多次回饋了美國支持者。六日戰爭以及20世紀70年代初隨后發生的戰爭，幾乎直接促成了納賽爾1970年去世后埃及在薩達特治下重回美國勢力范圍。

在敘利亞，戰敗同樣推動了左翼復興黨軍官的失勢，并使哈菲茲·阿薩德領導下的右翼力量在1970年上升。他們啟動了“開放政策”，由此開始恢復資本主義的進程。難怪以色列會受到其支持者——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階級——如此推崇。

把兩者綁在一起的紐帶越來越多，也越來越牢。以色列吸引了西方資本投資。今天，以色列科技產業在網絡安全、人工智能、無人機和機器人技術方面處于世界領先地位，這都得益于它與美國軍工復合體之間的特殊關系，而它本身也是這一體系的重要補充。

而這種關系確實具有特殊性。以色列不僅是全球獲得美國軍事援助最多的國家，也是唯一一個被美國允許將這類援助用于扶持本國軍工產業、而不必全部購買美國產品的國家。

摩薩德也成為美國情報體系中的關鍵一環。美國將軍約翰·基根曾形容，以色列向美國提供的情報價值“相當于5個中央情報局”。

在多場戰爭中，以色列繳獲了大量蘇聯裝備和武器，使美國得以在軍備競賽中保持優勢。它幫助美國獲得蘇制雷達、坦克，甚至戰斗機。在一個案例中，摩薩德甚至誘使一名伊拉克飛行員把一架蘇制米格戰機直接飛到以色列。

還可以繼續舉例，但意思已經很清楚了。

考慮到以色列為美國帝國主義提供的服務，以及它由此獲得的價值，它在幾十年間深深打動美國統治階級，也就不足為奇了。支持這個小國，已經成為美國兩黨共同奉行的信條。

其中最熱心的支持者組成了一個強大的游說集團——美國政治中最有影響力的游說力量。這個“以色列游說集團”不僅包括許多猶太裔美國資本家和猶太社群中的建制派，也包括同樣強大的福音派猶太復國主義力量。

但需要強調的是：以色列游說集團的崛起并不是這種特殊關系的原因，而是其結果。美國統治階級對以色列的親近，并不比它對古巴革命的敵意更需要借助某個游說集團來解釋。

但即便在客觀觀察者看來，以色列的行為顯然有損美國帝國主義利益時，我們看到的又是什么？美國統治階級中這股強大的意見力量，這種本能，在以色列游說集團的推動下，仍讓美國與以色列步調一致，哪怕雙方利益已經出現分歧。不過，任何事情都有其限度。

以色列統治階級始終有自己獨立的利益，而且與美國利益相去甚遠。為了維護這些利益，它們在挑戰自己的支持者時，遠比美國在挑戰以色列時更少顧忌。

以色列這種強硬姿態從何而來？以色列統治階級的盤算很簡單。對美國帝國主義而言，與以色列的關系要么全有，要么全無。要么以色列維持在該地區的軍事優勢，要么就做不到。

美國人或許會抱怨以色列政府的做法，也可能暫時暫停武器運輸，但歷屆以色列政府始終認定，美國最終還是會站在自己一邊。

以色列統治階級感到，地球上最強大帝國的全部力量都站在自己身后，它也早已習慣像擰水龍頭一樣，隨時打開或關閉這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