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憋屈的大清明君：勤政25年零昏招，為何成了王朝衰敗的背鍋俠？

嘉慶作為清朝中期的一個守誠之主，不能說是百分百的努力，也算是拿出了大部分時間和精力去干好皇帝的這份工作。

他幾乎每天都在勤奮批奏折，對于局勢和政策的選擇也是慎之又慎。要是政策上出現了什么大錯，嘉慶也從來不顯擺皇帝架子，直接坦然地對外承認。

哪怕天理教的弓箭射到了紫禁城的匾額上，他也能為底層人著想，寬恕了那些被裹挾參與暴動的百姓。

面對這樣的一個已經是仁慈到有些“憋屈”的明君身上，為什么總有人指責他是清王朝晚期衰敗的罪魁禍首呢？

乾隆到底留下的爛攤子太大

其實究其根本，還是由于清代在嘉慶一朝下跌幅度太大，幾乎是到了一路狂飆的那種境地。

不僅沒有了向上發展的空間和紅利，連官僚和基層治理都是爛成一片。

這期間光是在嘉慶一朝，就鬧出來一大堆數不清的農民起義。甚至連皇帝本人都差點因一場意外，被街邊造反的農民砍死。

可這些也不能完全怪嘉慶本人，問題還是出在他那個晚年昏庸的老爹乾隆身上。

很多人可能對乾隆晚期清廷內部的腐敗情況存在誤解，認為就算官僚系統再怎么爛，憑借清朝深厚的家底，再撐上個幾十年也不成問題。

但實際上，當時的清廷已經進入了一種內外全都爛透了的境地。不光財政連年虧損，地方上的白蓮教農民起義更是如同輻射一樣，從川陜逐步擴散到了全國各地。

舉個簡單的例子，清廷當時的正常收入是四千萬兩白銀左右，這里面包括全國各省的田賦，鹽、茶等商稅只能排在其次。

盡管以前一直傳聞說乾隆年間清廷的稅收是八千萬兩白銀，但哪怕是政治和經濟良好的乾隆初期稅收撐死也就五千萬兩左右，遠遠到不了八千萬兩。

然而，等到白蓮教起義爆發后，清廷的支出一下子飆升，由于各地練兵所需的物資和軍備過大，清廷的原本每年四千萬兩的稅收一下子就被放血抽干。

甚至在嘉慶剛登基之時，清廷的財政還因為鎮壓農民起義虧損了一千余萬兩。

既然經濟上捉襟見肘，政治上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乾隆晚期的官僚政治有多黑暗，想必大家都能從一些野史傳記了解一二。但野史上講的內容跟現實比起來還是差距太大。

乾隆晚年安于享樂，再加上鎮壓各地起義和邊境軍事支出不斷增加。清廷就拿出了“議罪銀”政策，以買賣官職或是免除刑罰的方式讓民間自發地掏錢買功名。

更逆天的是這項政策針對的還是那些有錢、有資產的地方大員和巨財商賈。

一般品級低的窮官還根本就掏不起。而且議罪銀的歸屬是在內務府，也就是直接流向皇帝的私人口袋。此舉直接造成了清朝的一個“奇象”。

官場上有人不停地貪，可等到東窗事發后，直接掏一筆錢打到內務府就為自己脫了罪。

到時候在家閑居幾年，就再次出來做官。這等于是給貪官開了個后門，讓他們把貪到的錢和乾隆三流分賬。

更離譜的是，議罪銀是在乾隆四十五年確立，一直到嘉慶四年乾隆本人去世，這項制度愣是運行了足足二十年。

這是什么概念？意味著腐敗的官僚體系第一次有了長期的法理依靠，可以通過議罪銀將手里的貪來的錢洗白，然后再拿著洗白的錢繼續去買更大的官。

現在我們應該知道為什么乾隆晚年會放任貪腐，因為他自己也是這套體系的受益者。

每年都會有數不盡的“灰色收入”進入他的內帑，供這個老人在奢靡和排場中不斷地紙醉金迷下去。

所以你把這些全拼在一起，就能清楚嘉慶接手的清廷到底是個什么局面，財政不斷虧損，開局就虧損一千多萬；議罪銀制度運轉二十年，貪污已經成為良性的閉環體系；地方上因為土地兼并，白蓮教起義席卷全國。

這么大的一個爛攤子，你不要說嘉慶換成別人，都有可能被局勢折騰到崩潰。

嘉慶掌權后的應對，二十年勤奮換來只是空文

我們再來看嘉慶掌權后是如何應對的，他首先殺了乾隆生前的心腹寵臣和珅，然后對外宣稱“只誅和珅一人”，以此來平息官僚們的恐慌情緒。

至于這樣做的原因也很簡單，平叛和鎮壓農民起義的活還需要這些人去做，總不能一竿子都打死。

另一方面嘉慶對議罪銀制度也是直接撤銷，杜絕了官員給自身貪污資產洗白的可能。這樣既表明了態度，也限制住打擊面，避免官僚內恐懼的情緒蔓延。

但光表明態度喊口號可不行，還要看實際行動。為此嘉慶在白蓮教起義后期，嚴懲了因為軍前貪腐、虛報軍餉而導致平叛進度滯后的一批將領和地方官員。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湖北安襄鄖荊道道員?胡齊侖。

他在清軍鎮壓起義期間，專門負責掌管軍隊錢糧。然而，胡齊侖在握有財政大權后不僅貪污克扣，還主動把錢分給那些平叛的清軍軍官。

此舉在當時著實惡劣，嘉慶直接將其連同那些收過錢的中層將官一起處死，警示其他官員和將領。

這一刀下去，效果立竿見影。前線軍費虛報的問題被大幅遏制，平叛的效率也明顯回升。截止嘉慶九年，白蓮教起義終于被徹底平定，持續九年的頑疾總算是壓了下去。

平叛之后，嘉慶終于喘口氣搞起了建設。

一方面他開始砍宮中的用度，嚴禁搞父親的那套好大喜功的敘事的排場。另一方面，他將重心放在用人和審查貪污案件上。

在嘉慶眼中，肅清官僚機構最好的辦法就是立典型，但現在的大清上下貪污成風，下狠藥的話風險太大。所以只能在小事上嚴辦，對于那些牽扯到整個利益鏈條的大案，反而不敢深挖。

為此，我們能看到在嘉慶一朝的實錄中，嘉慶本人幾乎每天都在無比勤奮地處理政務，對于那些各省報上來的小案和瑣碎政務，他都是逐條批閱分析，從不敷衍了事，每天都是在超負荷工作。

而在此過程中嘉慶的確辦理了許多基層官僚貪污的案子，比如張光裕案、旗人和順殺人案，以及王叔勛行賄買官案。

但這些案件中除了個別小案嚴辦到底外，對于那些牽扯到京師背后官僚的，嘉慶則是點到為止，只做象征性的懲處不給予深究。

這樣做的好處是，嘉慶一朝的官員在吃相比乾隆晚期要收斂了不少，至少表面上沒人敢這么明目張膽了。

但壞處也很明顯，那就是典型不斷抓，就是抓不完，貪官年年殺，年年有貪官。

這也是嘉慶身上最讓人無語的地方，他反貪的目標永遠都只是人而不是制度，用戰術上的勤奮來掩蓋戰略上的無力，最后二十年的勤奮換來的只是一紙空文。

結語

對于嘉慶來講，他背上清朝覆滅的鍋著實不應該。

他的懲貪舉措雖然有問題，但如果放在一般的王朝里，他這已經是相當不錯的操作了。可奈何他接下的是乾隆留下的那套已經爛到根子里的清朝。

嘉慶二十五年，前往避暑山莊休息的嘉慶帝，終于因為過度勞累，突發暴病死在了批復奏折的御案上，結束了自己努力又憋屈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