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種共同體、中國現代性與全球化 |生命政治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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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是【生命政治】讀書會系列二【生命政治與中國研究】之第三次討論。在這里和之前一樣每周分享討論筆記。

因為是即時性的討論，所以其實很多引用或是觀點并不全面，放出來也是為了拋磚引玉，期待留言討論、歡迎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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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性史》第一卷筆記

○Judith Butler 《脆弱生命》與《消解性別》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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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本《身體之用》The Use of Bodies 筆記

○生命政治研究簡介與毛時代的文化生存筆記

○例外狀態與強制勞動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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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nd Biopolitics讀書會 #3

主題：中國現代性與肯定性的生命政治

筆記整理：Yawen

1. 閱讀書目

• Lu, Sheldon. H. (2007). Chinese modernity and global biopolitic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visual cultur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Introduction: China and the Biopolitical Order. pp.1-22.

• Body Writing: Beauty Writers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53-70 (Optional)

• The Naked Body Politic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Optional)

• Esposito, Roberto. 2008 [2004]. Bios: Bio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rans. Timothy Campbel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必讀Introduction

• 衛慧《上 海寶貝》

2. 領讀重點

當代意大利政治思想家羅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 是自福柯，阿甘本之后非常重要的生命政治學者，本次讀書會聚焦他兩方面的創見：
1）不同于福柯“消極”的生命政治 – 對內規范，對外排斥 –Esposito提出了“肯定性”的生命政治。
2）雖然部分認同阿甘本灰暗的，只看到免疫機制負面意義的生命政治（例外狀態/納粹集中營的常態化）, Esposito啟發性地設想了一種共同體與他者共生的生命政治，強調和肯定了生命體之間的互相合作、互相交織的作用。

“免疫”(immunity)和“共同體”(community)

Esposito從詞源的角度出發，用羅馬法中“munus”這一概念來闡釋“immunity”與“community”的聯系。他注意到“munus”在拉丁語中的三重涵義：義務，禮物與責任，故而認為共同體的形成和維續并非僅僅停留在概念的認同層面上，更是基于一種互益的關系，需要互相虧欠來保持運作，比如林沖納投名狀以實現成為真正梁山好漢的轉變。

“免疫”則指的是一種區分機制，把共同體當中不負有債務的人群或免疫個體區分出來，使得共同體得以維持。其他學者也有類似的表達，比如德里達認為“911”后一種極具毀滅性的“自體免疫”（類似人體免疫系統攻擊自身正常細胞的自體免疫性疾病）正在全球范圍內擴張，以美國（布什政府）為典型，過度防范一種空泛的，不具名的威脅。對比之下，阿甘本的赤裸生命(bare life) – 被共同體包含性地排斥在外的人 – 則描繪了共同體中“不負債人群”的極端處境。

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免疫”和“共同體” 既互相配合抵御外部的入侵，又在概念和實踐上互相角力。相較于阿甘本對于權力和例外狀態蔓延的全副警惕，Esposito認為免疫機制不一定總是消極的，造惡的。比如胎兒作為母親體內的“他者“被母親接納并且受母體庇護，兩者能夠和諧共處。但這又并不一定會指向一種虛妄的，沒有矛盾的理想，而是隱含了一個不斷交涉和協商的過程。Esposito將這種免疫機制與共同體互相否定和互相成就的狀態延伸到對于政體的認知上，提出免疫裝置運作的三個方向：生命的絕對規范化，身體的雙重封閉，出生的預先壓制。

雖然Esposito對于免疫機抱持比較樂觀的態度，讀書會的討論更加側重免疫系統作用過程中產生的他者（以及“他者中的他者“）和代價，特別是當許多國家還在依靠文明等級重新塑造自己在全球體系中的地位，建構出一系列文明的他者時，而他者內部還有更加邊緣化的他者時，Esposito的“共生免疫共同體”的概念似乎過于理想化。

聯系之前對歐陸哲學家常用的詞源學概念解析方法的討論以及適用性，讀書會成員們發散性地探討了歐陸哲學概念本土化的過程以及其中涉及的意義的轉移，對譯的復雜性，和背后隱含的權力關系。大家也討論了判斷歐陸哲學家思想中歐洲中心主義傾向的標準，即有沒有把西方經驗當作一般經驗的范式，有沒有涉及到非西方國家，有沒有承認理論適用范圍的局限，以及以不了解而拒絕研究非西方的論斷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便利的托詞。

3. 全球化視角下的生命政治

Chinese modernity and global biopolitics 一書野心十足地從晚清的身體書含括到當代多媒體的各個方面，作者Sheldon Lu最核心的論斷似乎是，中國已經成為了全球資本主義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被吸納到資本主義市場當中。讀書會成員們針對本書的概念混淆，語言風格，論證過程的不嚴謹等多處疏漏展開了批評。比如“global”, “transnational”, “biopolitics”等關鍵詞匯被泛用，把“biopolitics”等同于“the politics of bodies”或是“body politics”，把bare life和body也畫上等號，并且“global biopolitics”的框架也沒有被清晰定義；大雜燴式地引入了很多主題，但論述不夠深刻，也沒有多大創新。

對于衛慧和棉棉的女性書寫，Lu則老生常談地引向了“美女作家”，“自傳式寫作”等話題，并對其中大膽的性描寫發表了許多主觀且不具備分析性的感嘆。雖然衛慧和棉棉整體對于“新新人類”的描寫比較符號化，相對難以引起現代讀者共鳴，但她們所貢獻的私小說式的語言挑戰了家國的宏大主流敘事，也對一些當代流行作家的寫作頗有啟發。

隨后，讀書會成員們重點對于Lu在介紹中提及的“affective labor”進行了討論，從數字時代網絡紅人的兩種情感勞動（emotional labor & affective labor），跨國服務（包括體力服務和情感服務，兩種服務的邊界也日益模糊），領養，到器官移植，大家援引了很多現實的例子來闡述全球化框架下生命政治中情感維度權力關系的不對等。對于Lu在現實和虛構中自由游走，讀書會的成員們也表達了疑問，Lu好像并沒有通過論述在書中解釋清楚文學，電影和表演等表現形式與現實語境的聯系，而相對扎實的分析往往能夠帶出text 與context微妙復雜的互動關系。

下周見！

吃書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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