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后，1937年7月14日，吳宓在日記中說，有一天他和陳寅恪散步談起時局：“寅恪謂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此次事變，結果必為屈服。華北與中央皆無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國，屈服乃上策。保全華南，悉心備戰；將來或可逐漸恢復，至少中國尚可偏安茍存。一戰則全局覆沒，而中國永亡矣云云。寅恪之意，蓋以勝敗系于科學與器械軍力，而民氣士氣所補實微。況中國之人心士氣亦虛驕怯懦而極不可恃耶。宓按寅恪乃就事實，憑理智，以觀察論斷。但恐結果，徒有退讓屈辱，而仍無淬厲湔祓耳。”
吳宓在1937年7月21日日記記載：惟寅恪仍持前論，一力主和。謂戰則亡國，和可偏安，徐圖恢復。
從吳宓的日記來看，陳寅恪對抗戰悲觀，“抵抗必亡國，屈服乃上策”，所以要主和。
今天有人質疑陳寅恪的民族氣節哪里去了，更有人罵陳寅恪親日甚至漢奸的帽子都出來了。
1944年汪精衛死了以后，陳寅恪撰寫了一首七律《阜昌》，“千秋讀史心難問，一局收枰勝屬誰。世變無窮東海涸，冤禽公案總傳疑。”
陳寅恪的民族氣節沒有問題，九一八事變以后，陳寅恪吳宓等電國府，質問對日方針，痛斥投降主義，刊發于1932年3月5日的北平《世界日報》之上。
陳寅恪視“中華文化為三綱六紀”,以歷史文化來救國。1925年，陳寅恪寫一首詩送給北大歷史系學生“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抗戰時期香港淪陷，陳寅恪歷盡艱辛長途跋涉回內地，途中賦詩有云：“萬國干戈一葉舟，故丘歸去不夷猶。袖中縮手嗟空老，紙上刳肝或少留”。由此可見陳寅恪的愛國心。
陳寅恪是歷史學家，要從歷史中尋找答案找出一條救國之路。陳寅恪在《高鴻中明清和議條陳殘本跋》中提出，“成一不戰不和，亦戰亦和之局，卒坐是以亡其國。此殘篇故紙，蓋三百年前廢興得失關鍵之所在，因略征舊籍，以為參證如此。”
陳寅恪的主和，完全是出于歷史的借鑒，典型的書生論政不切實際。九一八以后，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以及節節失敗，讓陳寅恪感到了絕望，”一戰則全局覆沒，而中國永亡矣云云“。
陳寅恪有氣節愛國，但是開錯了救國藥方。同時，陳寅恪悲觀主義意識強烈。陳寅恪感嘆亡國之痛，“南朝一段興亡影，江漢流哀永不磨”；陳寅恪感覺這輩子都看不到抗戰勝利了，“南渡白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
一九九八年，北大哲學教授任繼愈接受訪談時說：“陳寅恪先生很有學問，大家都知道，我很尊重他。但他有一點我很不贊成，他認為沒有前途，那怎么行？這樣的人不可沒有，不能太多，都這樣，這個民族怎么行？而且實際上也不像他想得那樣悲觀。”(《世紀老人的話：任繼愈卷》）
陳寅恪是曠世奇才、史學大師、文化巨匠，傅斯年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但是有個現象就是，九十年代以來，對于陳寅恪過于神化和吹捧，任繼愈教授說：“近年來很多人吹捧某某專家，說他的學問高明。此人學有專長，應受到尊重。如果把他捧上天，奉為學習的楷模，后人無法逾越，這就過頭了。此人有弱點，情緒不健康，缺乏剛健之氣。此種專家不可沒有，不能太多。好像一只秋天的蟋蟀，只發嘆息，而不相信秋去春來。就這一點看，他的歷史沒有學透。中華民族之所以有今天，決不是靠了一大批唉聲嘆氣的人們建造出來的，而是靠一大批意氣風發、百折不撓、樂觀、氣度恢弘的有志之士建成的。當春天陌上的小草，比當秋天的蟋蟀好。”(任氏自選集《竹影集》）
陳寅恪是知識分子的一面旗幟，并不是他的學術成就有多高，而是其“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和為中華文化續命的歷史責任感。
陳寅恪是人不是神，也有缺點，對中華民族抗戰的悲觀就是一次誤判。
陳寅恪晚年的詩依舊悲觀，但是家國情懷不會改變，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說這也是愛國，“他憂國憂民，才如此作想。若他對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文化根本毫不在意，他就絕對不會寫這樣的詩。歌頌我們的國家是愛國，對我們的國家不滿也是愛國，這是我的看法。若陳先生是真的不愛國的話，他就根本不會作學問，寫詩。”（《陳寅恪先生的愛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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