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h違法拘留5天而已，為何要花費金錢和時間打官司｜受罰者親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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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涉及“Rush”的行政處罰案件在部分省市有所增加，面對處罰結果，有人認為影響有限，選擇不再追究；也有人委托律師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撤銷處罰決定。

在律師觀察lab和鄭律師抖音的評論區中，常常出現兩種聲音：

一種認為行政處罰記錄并無實質影響，沒有必要訴訟；

但也有另一種聲音表示，提起訴訟更多是為了維護作為公民的權利與尊嚴。

為此，律師觀察Lab采訪了兩位讀者：金魚和小D

金魚本身因Rush受到行政處罰正在進行行政訴訟，希望通過司法程序審查處罰的合法性；小D則長期關注國內法治問題，常就新的法律現象和熱點案件發表犀利的觀點。

通過他們的不同經歷與視角，可以更全面、深入的了解他們提起行政訴訟的目的。

問題1

律師觀察Lab：有人說打Rush行政訴訟，是為了推動Rush的合法化，那你本人選擇訴訟的目的也是這樣嗎？”

金魚：“并不是這樣。

我對曾購買Rush的事實并無異議，但執法機關在程序和實體認定上存在令人難以信服之處，例如缺乏管轄依據、無證檢查等問題，使我難以感受到作為公民應有的程序保障與尊嚴。

同時，執法機關在物品性質認定上并未進行濃度、危險性鑒定，僅憑查獲物品事實直接作出處罰，這在我看來缺乏充分的事實與法律基礎，無法令人信服。

再加上執法過程中的細節問題以及對我工作造成的影響，某種程度上也是“不蒸饅頭爭口氣”。

事實上，如果辦案人員當時能夠給予合理時間安排工作，并依法進行應有的鑒定，提供充分的證據，我或許不會選擇提起訴訟”。

問題2

律師觀察Lab：“你認為現在這類案件的處罰依據是否存在問題？”

小D：“可以從應有的邏輯反向檢視，邏輯其實很簡單：

①我是否持有該物品；

②法律是否禁止持有；

③如果①和②都成立，處罰依據就沒有問題。

辦案機關應當把前兩點講清楚、證據講扎實，邏輯鏈才能閉合、處罰才能站得住。但如果事實認定或法律適用存在問題，邏輯鏈就斷了，處罰的正當性就值得進一步商榷。

根據目前曝光的一些案件細節來看，這類執法存在的依據問題還是比較多的。

問題3

律師觀察Lab：“那在你的案件中，被告提供的證據，能符合小D所說的三層邏輯嗎？”

金魚：“我認為不能。

我不否認曾購買過Rush，但目前法律并沒有直接規定Rush必然屬于危險物質，因此執法機關應當提供充分、合法且能夠成立的證據，證明其屬于法律意義上的危險物質。

但從案卷材料看，被告僅以‘含有《危險化學品目錄》成分’為由認定屬于危險化學品，并未提供進一步的事實與鑒定支持，證明案涉物品是危險化學品。

這種邏輯存在問題：香煙、茄子含尼古丁，某些清潔產品含鹽酸，這些同樣屬于目錄所列成分，它們都含有以上成分，執法機關并不必然將以上物品等同于危險化學品。

《目錄》及相關指南也強調，是否屬于危險化學品與成分濃度等條件相關，而我的案件中，被告并未進行濃度鑒定，因此我對處罰的證據并不認可，亦不符合小D說的三層證明邏輯。”

問題4

律師觀察Lab：如果要證明rush是危險物質，你覺得執法機關還應當提供哪些證據？

小D：“首先，應當證明查獲的物品是否含有危險化學品成分；

其次，如果含有成分，還需進一步區分是純的危險化學品，還是含有水等其他物質的混合物；

再次，如果屬于純危化品成分，則可直接認定其為危險化學品；如果屬于混合物，則應依據《危險化學品名錄實施指南》的要求，提供鑒定結論證明危化品成分質量比或體積比之和達到70%以上，這是白紙黑字的客觀標準；

最后，即便能夠證明其屬于危險化學品，也并不必然等同于《治安管理處罰法》意義上的危險物質。根據應急管理部門的規定，進行化學品物理危險性鑒定，可以證明其是否具有易燃、易爆等物理危險特性。

因此，完整的證明鏈應包含兩部分：一是危化品濃度鑒定，用以確定是否屬于危險化學品；二是化學品物理危險性鑒定，用以判斷是否符合危險物質的法定評價標準。

兩者缺一不可，才能完成法律上的定性。”

問題5

律師觀察Lab：你認為這類行政執法中暴露的問題，如不糾正，對公民未來的生活會有什么樣的消極影響？

小D：“我們并不是在為Rush站臺，也沒有呼吁其合法化，大家也應當把眼光放在更廣闊的層面。

我們關注的核心，是辦案機關在作出限制性處罰之前是否足夠謹慎、證據是否充分且令人信服。

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以法律為準繩，而不是以主觀推測為依據。

如果今天允許‘含有’就等同于‘就是’的邏輯成立，而不要求更嚴謹的證據標準，那么未來在其他領域也可能出現類似的主觀認定，公民的行為邊界將變得更加模糊。

長遠來看，這種趨勢可能削弱公眾對規則確定性的預期，增加生活中的不確定性與風險感，使個體在面對行政執法時更難獲得程序保障與可預見性，從而對社會的法治信任產生消極影響”。

金魚：“程序是行政權行使的底線，如果忽視程序要求，無證檢查、超越管轄權處罰、偽造簽名按印等違法現象就可能不斷出現。

證據是處罰的基礎，如果僅憑成分檢測便直接認定屬于危險化學品并作出處罰，那么在缺乏更嚴謹標準的情況下，主觀推定可能替代客觀證明，法律評價也會失去確定性，法律適用應保持統一標準，否則不同部門各自解釋標準，可能出現‘一個部委一個標準’的情況，導致法律體系的撕裂與適用混亂”。

問題6

律師觀察Lab：如果未來國家出臺明確法律規定，將個人買賣Rush列為違法行為，你怎么看？

金魚：“如果未來有正式法律文件明確規定個人買賣Rush違法，我支持相應機關依法執法；在法律明確之后，如果我違反相關規定受到處罰，我愿意接受并無異議。

但在現行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不應削足適履，以與案件事實并不匹配的《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三十條（26年后為第三十六條）進行定性與處罰。行政處罰應以法律為依據，而不能以推論或擴張解釋替代法律條文”。

問題7

律師觀察Lab：你認為大量受罰者提起行政訴訟的目的是什么？

小D：行政執法的目的當然是維護規則，但規則的適用必須建立在程序合法、證據充分、法律適用正確的基礎之上。

如果程序被忽視、證據標準被弱化，或者法律適用存在擴張解釋，就可能讓執法的公信力受到影響。

行政訴訟的意義并不僅僅在于個案的結果，而在于通過司法審查檢驗行政行為是否符合規則，從而促使執法更加審慎、標準更加明確。

而從更微觀的角度看，行政執法的行使最終都會落到個體身上，誰也無法保證自己不會在未來成為受到影響的那少數人之一。因此，保障程序與證據的嚴謹性，并不僅是抽象的制度要求，也是每個公民權利得以被尊重與保護的前提。

行政權需要有效，也需要邊界；只有在合法與合理的前提下，執法才能獲得社會的理解與信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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