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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征收、舊村改造等過程中出現村干部以權謀私、侵吞公款的情況時，對村干部行為的定性應當著重考量行為人行為的時間節點。實施犯罪行為時，若協助政府管理土地征用補償費用等工作已經完成時，其便不屬于“其他依法從事公務的人員”，實施犯罪利用的是村干部管理村集體事務的職務便利，此時共同私分村集體財產的，應以職務侵占罪處罰。需要說明的是，基于村干部也可能成為“其他從事公務人員”，以權謀私的行為也可能成為貪污罪，對此要仔細辨別行為時間節點、職權屬性、涉案財產性質、占有目的等，區分是否涉及特定公務，綜合評價行為構成貪污罪還是職務侵占罪。
源自入庫案例王某甲、王某乙職務侵占案的裁判要旨案例編號2024-05-1-226-003
王某甲曾是青島市嶗山區某村社區的黨委書記、某村工貿中心法定代表人，王某乙曾是該社區的居委會主任，二人共同負責某村社區全面工作；而王某是該村社區居委會的會計，負責資金申請、發放、保管、報賬工作，其中2006年9月至2014年12月擔任某村工貿中心報賬員，負責銀行業務及報賬工作。
2007年8月該村社區部分土地被征用，獲得地面附著物和青苗補償款人民幣255.222萬元并存入村集體賬戶。王某甲與王某乙預謀用這筆錢支持王某甲本人以及王某和、范某三人參加即將到來的村委換屆選舉。王某甲指示會計王某從村賬戶轉賬250萬至王某乙的個人銀行賬戶，之后由王某乙分三次提現并用于競選。王某甲指使他人將某村工資中心賬目中與涉案補償款相關的250萬元予以平賬。這筆款項在村集體的財務記錄中“合法消失”。
2016年2月某村社區居委會出具情況說明，涉案土地征收前由集體管理，未承包給個人使用。在審理過程中，被告人王某甲的親屬代為退還贓款人民幣10萬元。
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王某甲、王某乙犯貪污罪，被告人王某犯挪用公款罪。但法院最終改變定性，認定：王某甲、王某乙構成職務侵占罪；王某構成挪用資金罪。
為何是職務侵占而非貪污？
我是北京來碩律師事務所李肖峰律師，作為專攻行政訴訟和刑事案件的辦案律師，我認為改變定性的關鍵，在于對以下三個問題的回答。
（一）財產性質：是公款還是集體財產？
法院經審理認為：涉案款項雖系地面附著物和青苗補償款，但該補償款系以“總包”方式按照被征土地面積打包補償的。現有證據無法證明被補償的地面附著物和青苗有具體的權利人，即村居委會領取補償款后，沒有具體的發放對象。款項的性質，已經從“政府撥付的征地補償費用”轉化為“村集體自主支配的財產”。
（二）身份屬性：是從事公務還是管理村務？
三名被告人在本案中具有雙重身份：既是村集體組織的管理人員，又承擔著協助政府從事土地征收補償費用管理的工作。
法院認定：三名被告人在領取補償款、將其存入村集體賬戶后，協助政府從事土地征收補償費用管理的工作已經完成。此后，他們將財物非法占為己有和挪歸他人使用，系利用擔任本集體組織相關職務、管理社區財物工作之便，而非利用協助政府從事公務的職權。
換言之，行為的時間節點決定了身份的轉換：款項進村之前，他們是在協助公務；款項進村之后，他們回歸為“管理村務”。犯罪發生在前者，可能構成貪污；犯罪發生在后者，只能評價為職務侵占。
（三）職務便利：是否基于管理村務而產生？
王某甲作為黨委書記、王某乙作為居委會主任、王某作為會計，其對村集體財物的管理權，正是基于村務管理職責而產生的。三人將已轉為集體所有的補償款非法占為己有，利用的正是這種管理村集體事務的職務便利，而非協助政府從事公務的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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