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四家”與“宋四家”考

一、現狀與爭鳴

“宋四家”是今人再熟悉不過的了，略通文史者皆知北宋有“蘇黃米蔡”幾位名家。然而“蔡蘇黃米”“蘇黃米薛”“蘇蔡黃米”及其他更多關于宋四家的版本，人們卻未必盡知。從傳播學的角度看，盡管“蘇黃米蔡”說最為深入人心，且在書法史上大有文章，然而這一說法卻無法涵蓋宋四家的全部內涵。關于宋四家排名問題的來龍去脈，以及其中“蔡”字到底是指蔡襄還是蔡京，歷來聚訟不已。

應該說宋四家排名問題是源頭，而“蔡”姓花落誰家只是這一問題的延伸。近代以來，圍繞這個問題有大量學術成果面世，從中可以大致概括出以下三類代表性觀點：一、“蘇黃米蔡”說（“蔡”有“蔡京”“蔡襄”之爭）；二、“蔡蘇黃米”說（“蔡”指“蔡襄”）；三、“蘇黃米薛”說。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非主流說法見諸史料，如“米蘇黃蔡”“蘇蔡黃米”說等。然有人卻認為這些說辭屬“個別之言，不足論述”。果真如此嗎？有沒有其他可能性？如“米蘇黃蔡”一說，便源于一則明代有關宋四家的材料：“南宮、眉山、豫章、莆陽擅聲宗室，近時學者，寡師王氏宗祖，必先事四家。”而“蘇蔡黃米”說則出自元人宇文公諒（1292—？）《跋蔡端明書 <寒蟬賦> 》：“先朝評書者，稱蘇子瞻、蔡君謨、黃魯直、米元章為四大家……”應該講以上兩說在史料中的確不常見，也沒有引起論書者的普遍關注，然卻并非毫無價值。

僅就材料本身而言，結合前面的幾種“主流”排名來看，筆者倒認為原本宋四家的名位便不固定——起碼早期如此，否則那些“非主流”說法的出現便無法解釋。再進一步說，我們不能排除另外一種情況，即宋四家所謂排名本來就沒有后人附會的種種深層含義，僅僅是從書史發展歷程和書家系年的角度出發，給出了系列當時有影響力的書家，以至于明清以來的各種“主流”“非主流”排名混淆在一起，令人炫目。這也是當今學人容易犯的通病，即為了學術不惜過度闡釋，使原本簡單的問題失去本來面目。

△ 蘇軾《寒食帖》（局部）

眾所周知，“蘇黃米蔡”說、“蔡蘇黃米”說是宋四家最主流的說法，特別是前者，更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如成書于元明之際的小說《水滸傳》里便有記載：

吳學究道：“吳用已思量心里了。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體，是蘇東坡、黃魯直、米元章、蔡京四家字體。蘇、黃、米、蔡，宋朝四絕。”

可見“蘇黃米蔡”說早在元末明初便流傳開來。同時，就目前所見材料來看，“蔡蘇黃米”說至少在宋元之際也已產生，具體情況下面另作詳述。這里可以確定的是，早在宋元時期便出現了“蔡蘇黃米”“蘇黃米蔡”“蘇黃米薛”“蘇蔡黃米”等多種說法并存的情況，且史料中“蔡蘇黃米”說是出現較多的，這個情況不僅限于宋元時期，即便是在對宋四家排名爭議頗多的明代，也有大量“蔡蘇黃米”的記載。到了清代，甚至連批評宋四家的錢泳也采用了這一排序：“今之學書者，自當以唐碑為宗。唐人門類多，短長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門類少，蔡蘇黃米，俱有毛疵。”但今人之所以對“蘇黃米蔡”說印象最深，恐怕與明人對該說激烈的批評直接相關。

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們發現明人的質疑看似合情入理，實則夾雜了太多非理性判斷，“在存有肯定‘蔡蘇黃米’名位這一正確觀點的同時，也逐漸對四家的名位有了誤解和疑惑”。情感因素導致后人（特別是明清人）習慣于把“蘇黃米”與“蔡”對立起來，由此使得問題愈發撲朔迷離。就筆者所見材料而言，結合宋代書史發展的整體狀況，相比之下，蔡襄無疑能使得宋四家的書法面貌和內涵更加多樣與豐滿，而蔡京、蔡卞書風則與米芾趨同，故“蔡”當指蔡襄無疑。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只有“蔡蘇黃米”才能頂起有宋一代大書家代表之冠冕。具體原因留待后文再敘，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明清人中也不乏主此說者。清初倪濤便將“蔡蘇黃米”與“初唐四大家”相媲美：“我明以邢子愿、黃輝、米仲詔、董玄宰為四大家，配唐之歐虞褚薛，宋之‘蔡蘇黃米’……”可見“蔡”在宋四家中的位置并非如世俗理解的那樣只是個“配角”。

到了明成化年間，吳寬在《題宋四家書》中記錄了“蘇黃米蔡”與“蔡蘇黃米”二說并存與博弈的情形：“朱文公論當時名書，獨推君謨書有典刑，而謂黃米出，有欹側狂怪之勢，故世俗甲乙曰‘蘇、黃、米、蔡’者，非公論也。沈啟南得此四家書列之，深合朱文公之意，遂定曰‘蔡蘇黃米’。”沈啟南在沒有任何史料支撐的情況下，僅僅因為朱熹抑“蘇黃米”揚“蔡”，便提出了“蔡蘇黃米”的排名，這種草率的情形也成為明清人在四家排名問題上的慣常做派。當然，這則材料也反過來透露出另外一個信息，即宋四家在明代世俗中廣為流行的版本是“蘇黃米蔡”而非其他。

清人楊賓《大瓢偶筆》同樣收錄了這則材料，但不同的是，此書記錄了楊氏對四家更為隨性的排名：“宋四家書，本稱‘蘇黃米蔡’，朱子以黃米欹側狂怪，世俗甲乙非是，沈啟南以君謨為朱子所重，乃更為‘蔡蘇黃米’，予則以為蘇冠于黃米之前，亦未允當，遂于書要更定之曰‘蔡黃米蘇’。”楊賓在沈啟南的基礎上旁生枝葉，臆測出所謂“蔡黃米蘇”的說法，而做出該判斷的依據，竟然是他主觀地認為蘇軾書法在四家中水平最次。這顯然已經偏離了學術探討的范疇，然卻由此讓我們看到了明清時期宋四家排名爭論的癥結，即有些人認為四家排名是技法水準的比拼，要之，則排名便淪為無解甚至是無聊的文字游戲。除了以上兩種說法外，宋四家還有“蘇黃米薛”一說被提及較多，考慮到該說與宋四家早期生發語境密切相關，將在下文另行展開。

△ 黃庭堅 《諸上座帖》（局部）

二、緣起與追問

以上有關宋四家排名爭鳴的情況，是以明清為軸心展開的。問題的關鍵在于，宋代是四家名號形成的關鍵時期，所以我們得回到宋四家形成的原點，以便找出更貼近事實的真相。

較早談及宋四家的是宋高宗趙構，他在《翰墨志》中說：

太宗皇帝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時譽，猶恨絕無秀異。至煕豐以后，蔡襄、李時雍，體制方入格律，欲度驊騮，終以骎骎不為絕賞。繼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趨向。

有趣的是，這里的“四家”沒有蔡襄和蔡京，卻出現了薛紹彭，并由此出現了“蘇黃米薛”一說。此說之后也有人提及，然語境卻大相徑庭。如明人孫鑛在《書畫跋跋》中說：“唐四大家蓋或云歐、虞、褚、陸，宋四大家其蔡是京，今易以君謨，則前后輩倒置，恐君謨不甘，若云蘇、黃、米、薛，固自穩當。”孫氏以“前后輩倒置”為蔡京屈居末位抱不平，故參照唐四家有以“陸”代“薛”的做法，提出“蘇黃米薛”的可行性。問題是陸柬之也長褚遂良七歲，他排在了末位，為何蔡襄卻“不甘”了呢？這從邏輯上說不通。既然唐四家也不是嚴格按照“年齒”排序的，而是兼顧年輩與書家影響力兩個因素，所以不好因此而指摘宋四家排名“前后輩倒置”的瑕疵。問題的關鍵在于，《翰墨志》中“蘇黃米薛”一說有把高宗一朝四位名家，混同于宋季四大家看待的風險，這也是導致宋四家排名問題爭執不休的根源所在。正如陳振濂先生所說，高宗“所舉的四家，這是說在當時是比較出色的四位書法家，而我們今天所說的宋四家，卻是籠罩全宋書壇的四位巨擘。就這樣，在他們不成為問題的蔡京、蔡襄之分，卻是由其范圍的擴大，而成為一個問題了。”

△ 薛紹彭 《大年帖》

薛紹彭一定無緣于宋四家嗎？其書法如何呢？元人張雨說他“學王書而不變”，可知他在取法傳統上當與蔡襄相近，趨于保守，無怪乎有研究者認為“蘇黃米薛”代表不了一個時代。然這個理由又不無牽強，試問書風同樣保守的蔡襄緣何便可納入討論范疇呢？另據《薛道祖三帖卷》載“道祖……書法有舅氏褚登善宅相。時人語云：‘買褚得薛不落夾。’而道祖與米元章實齊名。故元（章）貽之詩云：‘世言米薛或薛米，猶言弟兄與兄弟。’”秉性自負的米芾都對其有“米薛”“薛米”之譽，因知高宗“蘇黃米薛”之說恐絕非空穴來風。注意，這里又印證了筆者早期宋四家無定名的推測。不僅如此，筆者認為即便高宗所言有其特定的語境，“蘇黃米薛”說的出現也不失為考察宋四家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換言之，宋四家的原始出處可能正如陳振濂先生所言，僅僅是“當時比較出色的四位書法家”，并不具有更深層的含義，而恰恰是明清人喋喋于“位次”的執念賦予了“宋四家”并不存在的內涵。這個判斷是有依據的，前述趙構《翰墨志》是目前所見較早提及宋四家的史料，然其中并未出現“四家”“宋四家”等字樣。另，宋人趙希鵠《洞天清錄》也是較早記錄包括宋四家在內的宋代名家的史料，同樣沒有“四家”等相關字眼：

朝中名賢書，惟蔡莆陽、蘇許公（易簡）、蘇東坡、黃山谷、蘇子美、秦淮海、李龍眠、米南宮……皆比肩古人。莆陽典重有法度；許公無愧楊法華；東坡草圣，得意咄咄逼顏魯公；山谷乃懸腕書，深得《蘭亭》風韻……子美乃許多之孫，自有家法，……南宮本學顏，后自成一家。

趙希鵠只是將蔡襄等十位名家大體按年齡順序羅列，并對每位書家都盛贊一番，然并未特別突出宋四家的名份和書學位置，這應當是“蔡蘇黃米”說的淵源之一，然同樣沒有提到“宋四大家”或“宋四家”字眼。

△ 米芾 《研山銘》

較早明確出現“四家”字樣的材料出現于宋末元初，王芝在跋蔡襄《洮河石硯銘》中曰：

右為蔡君謨所書《洮河石硯銘》，筆力疏縱，自為一體，當時位置為四家。竊嘗評之，東坡渾灝流轉神色最壯，涪翁瘦硬通神，襄陽縱橫變化，然皆須以放筆為佳。若君謨作，以視拘牽繩尺者，雖亦自縱，而以視三家，則中正不倚矣。字學亦有風氣，仆謂君謨之書猶歐公之詩也。繡江出示此卷，遂附識之以質之知此中三昧者。至元辛卯二月廿有四日，大梁王芝拜題于寶墨齋。

從落款可知，此時距大宋覆滅才十余年，因此跋語中的宋四家排名極有可能“是流傳于宋代的提法”。問題在于我們該如何正確看待這則題跋。蔡顯良先生據此認為宋四家排名當為“蘇黃米蔡”，且這屬于南宋約定俗成之說。這個結論是有待商榷的。我們只看到跋文強調蔡襄“位置為四家”，即南宋時期確有“四家”之說，但尚不足以指證此“四家”是“有宋以來”四大家，或是“當時比較出色的四位書法家”而已，更沒有明確“蘇黃米蔡”的位次。從王芝把蔡襄書法與“歐公之詩”相媲來看，我們不能排除材料傾向于“蔡蘇黃米”說的可能。蔡文之所以草草得出結論，當是明清以來的思維慣性使然。

至此我們不妨這樣總結，目前學術界討論所涉及的材料顯示，宋末元初人們對宋四家的認識尚大致處于“無定名”的階段，并未經典化為“蘇黃米蔡”等固定位次的書家。

在為數不多的可供參考的幾條材料中，元人許有壬(1286—1364)的《跋張子湖寄馬會叔侍郎三帖》也頗有代表性：“唐以書取士，書以法晉，故多造精妙。宋人不及唐者，不獨人不專習，大抵法唐欲泝洄至晉而未有至焉。李建中后，蔡、蘇、黃、米皆名家。南渡稱張子湖，朱子稱其不把持，愛放縱九原，不可作。”以往研究者往往六經注我，由這則材料推出“蔡蘇黃米”的宋四家排名，卻忽視了該跋只是列出了宋代試圖通過“法唐”而“至晉”的系列“名家”，或者叫作宋“四家”，并不等同于明清以來囊括整個宋代的“宋四家”排序。“如果認定它就是‘宋四家’的排列順序，那么將蔡襄排在四家之首，只是由于年齡大小。”因此諸如蔡顯良所謂“元人許有壬將宋四家排列為蔡、蘇、黃、米，這是目前發現的最早排定座次的資料”的說法，便不無草率。王中焰曾分析以上王芝和許有壬兩則材料后認為，“能代表有宋一代四大家的人物是蔡襄、蘇軾、黃庭堅和米芾，以年齒為序，即‘蔡蘇黃米’四大家”。筆者以為，若把許跋與前述王芝《洮河石硯銘》結合起來看，倒可以推測說宋末元初時期宋四家確曾有“蔡蘇黃米”之說，但仍須強調這只是其中一種選項，目前所見材料尚不足以斷言當時人們是否認為“蔡蘇黃米”的排序確系緊要，進而要排除其他更多的可能。

之所以宋四家排名引起后人的諸多爭議，很重要的一點在于人們總是習慣于預設“蘇黃米蔡”或“蔡蘇黃米”的不同位次，包含除了時間順序以外的更多含義。通過以上對宋元時期幾則材料的分析，我們認為這種預設超越了文本的闡釋。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宋四家排名的“位次”無關書品，不是書法水準的較量，藝術史上“帶‘四’的稱謂可以說是太多了，能因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名位順序，就斷定‘明四家’之中沈周的水平最高嗎？……我們今天所說的‘蘇黃米蔡’多是因沿襲、誤解、順口（蘇黃米蔡之讀音，順乎音韻的平上去入）而衍生出來”。“因襲誤讀”說前面已有交代，關于“平仄順口”說，則需提及近人張伯駒，他指出宋四家“按次序應為蔡蘇黃米，普遍讀為蘇黃米蔡，以陰陽平上去順口，遂成習慣”。這是個頗有見地的看法，不僅一針見血地給出了較為原始的宋四家版本——“蔡蘇黃米”說，還道出了宋四家在傳播過程中，因平仄習慣而選擇“蘇黃米蔡”說的現實狀況。書法史上類似的案例并不少見，如“歐虞褚薛”“顏柳歐趙”即為典型。巧合的是，“歐虞褚薛”的排序既符合平仄關系又遵循了年輩順序。而后者則不然——“歐”在年齒上顯然要早于“顏柳”，卻沒有人因此而討伐歐陽詢的“僭越”。只不過“蔡蘇黃米”因年輩而來，“蘇黃米蔡”應平仄而傳，前者系宋四家早期出處之一，后者乃為便于傳播的現實需求所致。

△ 蔡襄《陶生帖》?

三、蔡襄：誤讀與再審視

宋四家問題爭議的源頭在明清，而爭論的焦點人物是蔡襄。

為蔡襄張目者，多闡揚其年輩、人品勝于蔡京；而主張“蔡京”說者的理由，則無外乎集中于對二人書法水平的較量。這是個很難有結論的爭辯，盡管蔡京在書寫風格上更加張揚，但從綜合修養及當時的社會評價來看，蔡京又很難站得住腳。如北宋文壇領袖歐陽修便說：“自蘇子美死后，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蘇軾也在《評楊氏所藏歐蔡書》中稱“唐末喪亂，人物凋落”，又說國初李建中仍不免唐末“衰陋之氣”，接著強調說：“獨蔡君謨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為本朝第一。”他們均把蔡襄置于古法中絕、世風凋敝的大背景之下，強調其在傳承古法、延續經典上的偉大之處，這與后人單純技法較量的站位截然不同。如果說此二人的評價尚難排除個人情感的話，則北宋末年徽宗主持編撰的《宣和書譜》便相對客觀。其時蔡京官至宰相，大權在握，正是呼風喚雨之時。書法方面，滿朝上下效仿“蔡體”，甚至官方的“勅”字也因此而有“蔡家勅”之稱。然而卻未見《宣和書譜》對蔡體進行過多渲染。除了正遭元祐黨禁的蘇、黃不在列外，正書八人中有蔡襄，行書九人中有蔡京、蔡卞，草書有米芾、蔡襄等人，這在當今看來都基本客觀，沒有跡象表明刻意提高了蔡京的書法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這篇被認為是徽宗親撰的文獻，同樣稱蔡襄為有宋“第一”：“京從兄襄，深悟厥旨，其書為本朝第一。”另，前文談及高宗對蔡襄也有“體制方入格律，欲度驊騮”之贊，足見蔡襄冠名宋四家之首，條件是充分的，并不存在以“襄”代“京”之說，起碼在當時是這樣。

但這個情況到了南宋時卻逐漸發生了變化。隨著“蘇黃米”的風靡，對蔡襄的誤讀和批評越來越多，蔡書成了書風保守的代稱，而“蘇黃米”則因與“蔡”對立而成為時代的寵兒，廣為流傳。正如陸游所記載的那樣：“近歲蘇、黃、米芾書盛行，前輩如李西臺、宋宣獻、蔡君謨、蘇才翁兄弟書皆廢。此兩軸君謨真行草隸皆備，石在仙井，可寶也。”盡管陸游試圖給蔡襄以褒獎，然仍無法改變南宋“有贗米無贗蔡（襄）”的局面，整體來看，南宋人對蔡襄的評價，已經脫離了“傳承”的語境而更多代之以“創新”的訴求。“三比一”的批評語境使得蔡襄逐漸被書法史疏離。至南宋末年，再來看趙伯瑋《 <續書譜> 辨妄》的一段記載：“自此體漸變，至宋時蘇、黃、米諸人皆然，楷法之妙，獨存蔡君謨一人而已。堯章略不舉，是未知楷書者也。”從根本上說，“堯章略不舉”的原因絕不是因為不知蔡襄“楷法之妙”，而在于其偏于端謹的書風已然游離了當時主流書法風尚。面對這種境況，理學家朱熹不無感嘆地說：“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盡管朱熹的評價也有其局限性，但不得不承認的是情隨事遷。隨之而來的是明清人對蔡襄更大范圍的責難，并由此帶來了對宋四家排名無休止的爭論。

△ 蔡京 《跋宋徽宗唐十八學士圖卷》（局部）

有人在宋四家排名中提及“按年輩”“依成就”的說法，除此之外，筆者以為還有因人貴書的排次依據，以上三個因素也是明清乃至今人審視宋四家排名的主要理論依據。明初王紱在《書畫傳習錄》中說：“世稱宋人書，則舉蘇、黃、米、蔡，蔡者謂京也，后世惡其為人，乃斥去之，而進端明書焉。端明在蘇、黃前，不應列元章后，其為京無疑。”這里便提到蔡京因人品卑劣而被廢書的情況。前面已有論證，“依成就”而言，蔡襄居四家之首在當時是具備社會條件的，若“按年輩”，則更毋庸置疑。這里再重申一下，“蘇黃米蔡”說是后人為便于傳播而“順口”產生的，明清人有弊于此，遂致錯訛百出。同時，王紱以“世稱”為幌子，故意夸大“蘇黃米蔡”在排名上書品、人品的論辯意味，由此把蔡京推上了風口浪尖，更屬節外生枝。有人指出，這里“蘇黃米蔡”并無明確出處，“因而在此基礎上認定‘蔡’為蔡京，自無法令人信服”。再者，有種說法認為若宋四家按“長幼”排列，“則蔡一定是‘蔡京’（僅比米芾稍長四歲）而不是‘蔡襄’（比蘇軾年長二十五歲）”。這個主張同樣是經不住追問的。既然蔡京也年長于米芾，身居高位的他又為何能“列元章后”呢？有人注意到了這個矛盾，于是又生出“四家是按照卒年先后來排序”的說法，這便純屬臆測了。回過頭來看王紱，據《明史》載他“以善書供事文淵閣”，“于書法動以古人自期”。換句話說，王是一個保守的臺閣體書家，因此他在宋四家問題上的言論大體不會出朱子范疇，多半是趨于守成的說辭。明清以來似王紱這樣，在宋四家排名問題上因人貴書者大有人在，如張丑便認為：“京筆法姿媚，非君謨可比也。”盛時泰也認為蔡襄：“如有德之士而自令人心服，雖欲凌駕其上而自不能者哉！”類似為蔡襄屈居四家之末而鳴不平者舉不勝舉，然而他們對宋四家排名的最初情形并不感興趣，且大多只集中于對“蘇黃米蔡”這一種成說的爭辯。究其原因，當與明清時期愈演愈烈的因人貴書的風氣有關。清人朱和羹說：

書學不過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關頭。品高者，一點一畫，自有清剛雅正之氣；品下者，雖激昂頓挫，儼然可觀，而縱橫剛暴，未免流露楮外。故以道德、事功、文章風節著者，代不乏人。論世者，慕其人，益重其書，書人遂并不朽于千古。歐陽永叔嘗以蔡端明比漢儒者，又考端明教閩士以經術，實為晦庵之先聲。世稱宋人書，必舉“蘇黃米蔡”，“蔡”者，謂“京”也。京書姿媚，何嘗不可傳？后人惡其為人，斥去之，而進端明于東坡、山谷、元章之列。然則士君子雖有絕藝，而立身一敗，為世所羞，可不為殷鑒哉！

此與王紱的論述如出一轍。道德因素的介入使得書法史上對很多人物的評價非黑即白，除此之外，也有依據書法水平評價蔡襄及其排名的。如明人徐?便認為“蔡當居三公之上”，原因在于他認為：“莆陽書如翔龍舞鳳，為宋代第一手。”再進一步講，不少人認為蔡書有晉韻，取法高，從而為之鼓吹。如明人解縉便在跋中說：“端明書法繼鍾王，佩玉瓊琚在廟堂。見說當年推第一。”稍晚些的楊慎也說：“解大紳學士《春雨齋續書評》……惟評蔡端明為土偶蒙金，殊為失之。蔡之字有晉韻，在蘇、黃、米之上。”王世貞更直言道：“唯蔡忠惠奕奕神全，得晉人筆，名所以冠四家，不虛也。”明清以來，不少人皆對蔡襄的書法水準給予了正面評價，如焦竑、趙崡、盛時泰、梁廷枬、錢泳、姚廣平、張伯駒等，然這些人為蔡張目的前提，是他們對晉唐古法的追認，及對蔡襄屈尊四家之末的錯誤斷想，因此喪失了對四家排名從宋“四家”到“宋四家”演變的理性觀察，亥豕訛傳，愈發難以鉤沉。（節選自《大學書法》，2020年第5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