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我的童年，落在七十年代初，那是一段刻在一代人心底，揮之不去的艱苦歲月。彼時物資極度匱乏，尋常人家的日子，都過得緊緊巴巴，半分富余都沒有。我十一二歲的光景里，最刻骨的記憶常常是食不飽腹，尤其到了春夏交替、舊糧耗盡新糧未熟的五月，青黃不接的難熬，今想來，依舊滿心酸澀。
為了填一填空空的肚子，我和鄰居小伙伴們總趁著大人不備，偷偷溜到田間地頭，掐幾把尚未成熟的豌豆苗充饑。每次都躡手躡腳，心提到嗓子眼，生怕被看青的社員或是生產隊長撞見。一旦被逮住，少不得一頓嚴厲的呵斥，偶爾還會被柳條趕著倉皇跑開，孩童的惶恐與無奈，全藏在那段小心翼翼的時光里。那時，一旦季節榆樹接榆錢，說不出來的高興，每天到我村西邊分洪道大堤的榆樹上，捋下一把把鮮嫩的榆錢直接塞進嘴里，一吃一個飽，那一絲淡淡的清甜，便是貧瘠歲月里，童年唯一的甜。
平日里穿衣，也常撿哥哥的舊衣裳穿，母親改了又補接著穿。長年腳上穿的布鞋都是母親給做的，因年輕長個子，腳也長，常常把鞋頭頂成一個洞，漏出腳趾頭也舍不得丟掉，一穿都是幾年。尤其到了冬季，母親到水塘邊采來的蘆葦毛編成草鞋，里邊在放著柔軟的麥秸過冬。那時睡覺基本上都是草鋪；草鋪，用紅高粱秸捆成捆，順著墻角，空間留有長2點2米，寬2米違成鋪，里面放著麥秸。
那時候，生產隊分到各家各戶的小麥，少得屈指可數，壓根撐不過一整年，紅薯和紅薯干，便成了全家日復一日的主食。剛從地里刨出的新鮮紅薯，要趕緊用刨子切成勻整的薄片，細細攤在田地上晾曬，干透了收起來，便是全家賴以度日的口糧。可天不遂人愿，如遇上連綿陰雨，曬在地里的薯干被雨水泡得軟爛，慢慢長出黑褐的霉斑，即便如此，誰也舍不得丟。我們頂著冷雨，把發霉的薯干一點點撿回家，用清水一遍又一遍搓洗，直到霉斑褪去，再切碎了用石磨慢慢磨成稠糊，攤在鏊子上烙成煎餅，每一口都要省著吃，不敢有半分浪費。
每到寒冬，挖紅薯窖窖藏紅薯，是家家戶戶的頭等大事。地窖不過兩米見長，寬一米左右，一頭修出緩坡臺階，只為把這僅有的口糧好好存起來。佐餐的吃食更是簡單，常年都是自家缸里腌的菜疙瘩，就連菜疙瘩的櫻子，也會仔細撿回來洗凈腌好，煮熟后，就著薯干煎餅，一餐餐熬過清苦的日子。
我家八口人，我排行老五，父母在操勞家務的同時，還和姐姐每天在生產隊里勞動掙工分，供養我和哥哥上學，又照顧年幼的妹妹。一大家子人張口吃飯，日子過得越發捉襟見肘。在那個年代，能天天喝上面糊湯，能頓頓吃上紅薯，不用忍饑挨餓，就已經是安穩的好日子。
那 時小麥地，上的都是自家里漚的土雜肥，叫糞坑，糞坑里積贊的土肥，出出來和大便參曬，生產隊收去曬干用鐵锨敲碎上在田地里，盡管這樣，土雜肥還是不足的，畝產有的二三百斤，有的三四百斤，糧食收成后，先要上交公糧，然后，再按人口分給各家，剩下的全數由生產隊留存，專供冬季奔赴河工的社員食用。那時，能吃上一頓純小麥做的煎餅，逢年過節能吃到一頓豬肉，對我們而言，都是遙不可及的奢侈，是藏在心底最期盼的滋味。
我至今清晰記得，有一年臘月，為了吃上一口白面饅頭，聽聞徐塘運河施工地民工有白饅頭吃，天剛蒙蒙亮，我就獨自起身，沿著大運河堤岸一路向南。走了整整一上午，才趕到施工場地，看著民工們用餐，我鼓足勇氣上前，討要了一個白面饅頭。攥著那溫熱的饅頭，咬下的每一口，都滿是說不盡的滿足，那份簡單又純粹的歡喜，在記憶里藏了大半輩子。
如今回望那段滿是艱辛的歲月，再看當下衣食豐足、安穩順遂的生活，前后境遇恍如隔世。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真心希望當下的年輕人，能讀懂那段過往的艱辛，珍惜眼前穩穩的幸福，愛惜每一粒糧食，不辜負這來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唐代詩人李紳的《憫農》，是刻在我們這代人骨子里的詩句：“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短短二十字，寫盡了農耕的辛勞，也藏著我們那代人，在苦難歲月里，對溫飽最樸素的執念與渴望。那段清貧的童年記憶，是歲月留下的印記，更是無聲的警醒，讓我們始終不忘來路艱辛，珍惜當下每一份安穩與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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