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安大略省
賴清德剛從非洲回來，就又見到外國領導人了。5月7日，巴拉圭總統圣地亞哥·培尼亞率該國商界代表團抵達臺灣訪問。
當天下午，培尼亞在臺北接受了臺灣科技大學頒發的管理學名譽博士學位。他在用英語對師生發表演講時表示，巴拉圭與臺灣之間的聯盟是“以自由為基礎的”。
同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北京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巴拉圭當局應當早日站到歷史正確一邊，作出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同臺灣當局斷絕所謂“外交關系”的正確抉擇。
國際上都知道，在北京和臺北之間只能二選一，巴拉圭當然也明白。但是，從1957年至今，在近70年里，巴拉圭一直是臺灣的邦交國。這到底是為什么？
說到外交關系，首先必提經濟。目前，中國大陸的經濟總量是臺灣的21倍還多，跟誰做生意獲利更大，答案明擺著。
那么，巴拉圭是不是傻呢？這要綜合來看。
與臺灣保持“外交關系”而不與北京建交，這確實意味著巨大機會成本的失去，但在這一決策的背后，是巴拉圭政府在“短期經濟收益”與“長期政治安全利益”之間選擇的復雜心理。
這種“棄大取小”使巴拉圭無法直接進入全球最大的農產品市場。巴拉圭是全球重要的大豆和牛肉出口國。由于巴中無外交關系，其農產品無法直接銷往中國，而必須通過巴西、阿根廷等中間商轉口，這導致利潤被稀釋。
同時，相比周邊國如巴西、阿根廷獲得的來自中國數以百億計的基礎設施投資，巴拉圭在鐵路、港口等核心領域的建設缺乏大體量資金支持。
這種經濟上的損失在巴拉圭內部長期導致爭議，農業游說團體和反對派議員經常批評政府“賤賣國家利益”，認為放棄中國市場是每年數億美元的凈損失。
然而，70年沒變，外交關系依然是亞松森-臺北，而不是亞松森-北京。
這首先歸因于歷史積淀。巴拉圭在冷戰期間就持強烈的反共立場，這使得該國在1957年選擇了支持臺灣，這在當時并不顯得短視，因為當時在聯合國里坐著的是蔣介石的代表。
與這種立場相匹配的是，巴拉圭將自己視為美國在南美洲最堅定的盟友之一。維持對臺關系使其在華盛頓獲得了極高的政治地位，獲得了美國在軍事、安全和打擊犯罪方面的高度支持。在當前大國博弈的背景下，這種“獨特性”是巴拉圭向美國爭取利益的籌碼。
道理在此：如果建交了，巴拉圭就成了南美洲幾十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中普通的一個；如果不建交，它就是美國在南美的“民主模范”和“戰略錨點”。
從經濟上來說，臺灣的“精準補償”也讓巴拉圭感到滿意。雖然臺灣無法在總量上與大陸相比，但其對巴拉圭的援助非常精準。例如高比例市場準入，臺灣目前是巴拉圭豬肉的第一大出口市場，吸收了其90%的產能，并且是該國牛肉的第二大市場。在技術與教育方面，臺灣資助了巴拉圭臺巴科技大學，并提供大量獎學金。
相比中國的大基建投入，巴拉圭認為，臺灣的“授人以漁”的技術轉移比單純的基礎設施貸款更有利于該國的長期工業化。他同時擔心，與中國建交可能因中國商品大量涌入而導致巨大貿易逆差，從而引發國內產業空洞化。
北京模式雖然利于巴拉圭的國家長遠發展，但建設周期長，且容易陷入債務討論，這對短期選票的貢獻不如臺灣式援助的“精準滴灌”。
但是，這些都是原因，卻并非最根本的。我們說巴拉圭放棄而與臺灣保持所謂外交關系，實際上還是歸根到執政黨，這就是巴拉圭的內部政治生態。在這個僅有700多萬人口的內陸小國，立場偏向右翼保守的紅黨長期執政，迄今已超過70年，它在國內建立了一套極其穩固的利益分配體系。
在紅黨看來，如果與北京建交，中國的大宗采購通常是“國家對國家”或“大型央企對巨頭”，這會使巴拉圭那些掌握大豆、牛肉出口的頂級農業寡頭，主要是反對派或新興利益集團，實力暴增。紅黨擔心，一旦這些經濟巨頭的財力足以挑戰政權，該黨的統治根基就會動搖。通過維持與臺灣的關系，紅黨可以將援助和貿易配額掌握在自己手中，維持現有的利益平衡。這對其穩固自己的選民基礎非常有利。
說到底，紅黨是在玩一場精密的利益杠桿游戲，即利用臺灣提供的精準經濟援助和美國提供的政治安全感，來抵消因失去中國市場而產生的民怨，從而確保紅黨在巴拉圭的統治地位穩如泰山。換句話說，放棄中國市場是巴拉圭國家的損失，但卻是紅黨自身的最優戰略選擇。
簡言之，還是黨國利益，黨在前，國在后。如此一來，老百姓也只能跟著紅黨走，吃點虧就吃點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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