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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很多雇主長期以來通過H-1B簽證這一重要的外籍勞工項目，招聘學術界、醫療界和科技界等領域的人才。然而，該項目也成為川普政府在移民和經濟政策上的改革目標。
西雅圖紀事報報道截圖
自上任以來，本屆政府已實施一系列改革，令雇主和員工在簽證執行過程中面臨更高成本和更多困難。其中，去年9月份宣布對發放給境外申請人的H-1B簽證收取10萬美元的新費用，引發廣泛關注。
面對這些變化，許多移民技術工作者開始考慮離開美國。有人厭倦了H-1B生活的種種束縛——旅行受限、缺乏永久保障、日益加劇的敵意；也有人覺得美國科技行業崗位大量流失，經濟機會正在減少；還有人只是懷念家鄉，或被其他國家所吸引。
“如果我們真心希望家庭穩定，現在就是離開的時候”
巴拉特?M.（Bharat M.）不久前決定明年從西雅圖遷往印度班加羅爾。這一決定將使他的工資減少40%，但他表示這能換來安心。巴拉特要求只用名字稱呼他，因為他擔心批評移民制度會招致報復。
自2012年移居美國以來，持H-1B簽證的生活一直不易。2015年，他的雇主申請為他辦理綠卡。但由于基于國家的配額限制，出生在印度的人需要等待數十年才能獲批，而大多數其他國家的人只需幾年。
多年來，巴拉特一直懷著最終獲得綠卡的希望。但在川普第二任期開始幾個月后，他放棄了。他說：“如果我們真心希望家庭生活能穩定下來，那么現在就是我們采取行動的合適時機。”
持續的身份焦慮
H-1B項目塑造了華盛頓州的科技行業。根據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數據，過去10年里，超過15.7萬份H-1B簽證獲批給華盛頓州雇主，包括微軟、亞馬遜、Expedia和華盛頓大學。
移民技術工作者已成為該地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許多人已扎根于此。那么，他們的離開意味著什么？
《西雅圖時報》采訪了近20名H-1B簽證持有者。每個人都知道有人正在考慮移居國外或已經離開。即便尚無具體計劃的人，也在思考美國之外的未來。
旅行受限，新政加碼
對于H-1B簽證持有者，出國旅行可能因繁瑣的規定變得十分復雜。許多人選擇盡量少旅行甚至不出國，從而錯過婚禮、葬禮等重要活動，也無法照料生病的年長父母。
近幾個月，情況愈發嚴峻，本屆政府出臺的旅行限制措施進一步加碼。
例如，大多數H-1B持有者還需持有有效的簽證印章，以證明其具備再次入境美國的能力。要獲得印章，他們需要在國外的美國大使館或領事館預約。在印度等需求較大的國家，預約很難獲得。此前，華盛頓州的許多H-1B持有者會驅車前往加拿大溫哥華的美國領事館辦理“第三國蓋章”。但從去年年底開始，這種做法已被禁止。
去年12月，美國駐印度領事館也開始取消已安排好的簽證預約，致使許多身處海外的簽證持有者無法按時辦理手續。
或許H-1B項目中最引人注目的變化發生在9月，當時川普簽署行政令，對發給境外申請人的H-1B申請增加10萬美元費用。
目前尚不清楚這筆費用會對H-1B人數產生多大影響。許多人是在美國國內申請身份，即從學生轉為工作的應屆畢業生。然而，對移民技術工作者來說，頻繁的政策變動讓在美生活愈發不穩定。
雇主熱情降溫：“這是一個很大的降幅”
從雇主角度看，H-1B項目的近期調整使使用該簽證的成本更高、吸引力降低。由于需求量大，H-1B簽證通過抽簽決定。初步數據顯示，雇主參與抽簽的次數有所減少。
本財政年度，參與H-1B抽簽的合格申請人數約為34.4萬人，而上一財年為47萬人，減少了26%。
除抽簽外，雇主雇用每一名H-1B員工還需向勞工部申請工資審批，以確保不會壓低其他員工薪酬。2026財年前三季度，雇主提交的工資審批申請數量較上年同期下降超過23%。
上個月，勞工部提出一項規定，擬提高雇主對H-1B員工必須支付的工資標準。
綜合來看，這些信號與勞動者的感受一致：找到愿意擔保的雇主變得前所未有的困難。
原因之一可能是雇主整體減少招聘。在西雅圖地區，一些大型科技企業過去一年裁減了數萬個崗位，與2010年代及疫情初期的快速擴張形成鮮明對比。許多企業裁員是為了騰出資金投資昂貴的人工智能技術。
其他針對H-1B的調整預計將進一步減少申請人數，尤其是對年輕員工和應屆畢業生。此前所有申請人有同等機會被選中，而今年開始的新制度中，高薪高技能崗位的工作者獲得了更多抽簽名額。
面對變化，雇主可能認為通過H-1B程序雇用員工（尤其是初級技術崗位）不再可行。阿諾恩說：“提交H-1B申請本身會帶來不小的費用。最終，雇主會權衡認為這樣做可能并不劃算。”
對美國的思念油然而生
對另一些人來說，離開美國可能更加痛苦。
34歲的李正陽（Zhengyang Li，音譯）于2014年移居美國，目標是成為一名視頻游戲開發者。在獲得學士學位并拿到H-1B簽證后，他找到了一份與之相符的工作。2024年，他請求雇主為他申請綠卡，但由于漫長的審批過程，雇主告訴他無法在他H-1B簽證有效期結束前辦妥。由于沒有正在辦理的綠卡申請，他無法續簽H-1B簽證。
于是他開始為全家的搬遷做準備，最終于去年11月搬到中國廣州。
“我花了10年時間才建立起這一切的聯系和社區網絡，”他在最近的一次電話采訪中說，“現在我得在一個新城市從頭開始。我們目前情況還不錯，但也面臨一些挑戰。”
他想念朋友們、他所居住的社區，還有那些他早已習慣的、道路和購物中心營造出的親切氛圍。由于不得不在很短時間內完成搬遷，他大部分財物都以虧損價售出，他的兒子也很想念以前的同學和老師。
除了本職工作，李正陽還在迪吉佩恩大學（DigiPen University）攻讀碩士學位。離開美國后，他不得不暫停研究，并與關系緊密的教授、同學以及他指導的學生失去聯系。
他在視頻游戲開發領域又找到了一份工作，既有挑戰又充滿成就感。但從長遠看，他仍然覺得在美國的視頻游戲行業里，自己還有更多職業發展空間。
對于像西雅圖這樣外來務工人員占比較高的地區，人口外流將導致消費支出減少、企業收入下降和房價下跌。至少目前，移民帶來的經濟影響主要由做出遷移決定的個人承擔。
此外，還有一些東西無法用金錢衡量——比如再也不用為簽證問題或失業擔憂的自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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