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玟希 張丹丹：中國青年男性流動人口的彩禮、婚姻期望與婚戀意愿

編輯導語：在人口結構深度轉型的當下，高額彩禮正深刻重塑著中國青年男性流動人口的婚戀觀念與生活軌跡。實證發現，高彩禮地區的男性流動人口30歲前結婚與生育預期顯著更低，且負面影響在25歲后、低學歷群體中更為突出。彩禮壓力不僅降低婚戀意愿，還推動勞動者延長流動時間、轉向風險更高的非正規就業，進一步推遲家庭形成與職業發展。本文通過嚴謹的實證設計與穩健性檢驗，證實彩禮帶來的經濟約束是關鍵。研究為理解中國低生育趨勢、流動人口困境與社會不平等提供了最新微觀證據，兼具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

中國青年男性流動人口的彩禮、婚姻期望與婚戀意愿：

基于制造業零工勞動者的實證研究

摘要：本研究探討地區彩禮規范如何塑造中國低收入青年男性流動人口的家庭組建觀念，研究對象聚焦制造業零工從業者。該弱勢群體面臨嚴峻的人口結構問題，但受近年優質數據匱乏限制，相關研究仍較為有限。本文依托針對制造業零工勞動者與彩禮情況的專項調研數據，分析彩禮這類經濟負擔與民眾婚姻觀念之間的關聯。研究結果表明，來自高彩禮地區的男性，對結婚與生育的預期更低，結婚意愿更薄弱，這一特征在二十多歲后期群體中尤為突出。上述關聯在低學歷流動人口身上表現得更為顯著，說明經濟壓力對社會經濟地位偏低群體的負面影響更為嚴重。研究還發現，彩禮壓力會延長人口流動時長，迫使男性從事風險更高的非正規就業，進而推遲家庭組建進程與職業發展。本研究結論揭示了經濟約束對中國低收入群體家庭組建行為的關鍵影響。

【作者簡介】蔡玟希，南開大學經濟學院講師；張丹丹，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發表期刊】Economic Modelling；SSCI Q1；IF 4.7。

【發表時間】2026-02

一、研究背景

彩禮快速上漲：中國彩禮自上世紀80年代后大幅攀升，主要受性別比例失衡、未婚女性向發達地區流動、市場化改革后婚姻成本上升等因素推動，已成為農村男性結婚的重大經濟負擔。（文章通過CHARLS數據計算，2013-2018年平均彩禮金為46,861元）

低收入群體結婚困難加?。?/strong>高額彩禮使農村出身、經濟弱勢的青年男性在婚姻市場競爭激烈，結婚推遲、生育意愿下降，甚至難以組建家庭，進一步加劇婚戀不平等。農村流動人口是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弱勢群體，近年制造業自動化導致大量低技能勞動者轉向靈活、短期、非正規的零工就業，缺乏合同與社保，經濟更不穩定，更難承擔婚姻成本。

現有研究缺口：針對青年農村流動人口、尤其是制造業零工群體的最新微觀數據稀缺，少有研究專門分析彩禮如何影響這一群體的婚姻預期、生育意愿與勞動力市場選擇，研究存在明顯空白。

二、研究問題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旨在探究區域聘禮規范如何影響中國年輕低收入男性移民的婚姻觀點。

三、研究設計

1.數據來源

2024年中國制造業零工工人調查：涵蓋3,732名工人，提供詳細的個人、家庭、就業、婚姻與生育信息，以及他們對未來這些方面的意圖和期望。

2025年中國區域彩禮調查：覆蓋全國280多個地級市，收集受訪者對家鄉彩禮水平的主觀認知（并區分住房責任）。彩禮調查問題表述如下：“根據您的理解，近年來您家鄉的典型彩禮金額是多少？此處所述的彩禮指的是男方給予女方的錢財或物品。如果包含物品，請將其價值折算成人民幣。這不包括婚房?！贝送?，調查還涉及有關嫁妝和婚房貢獻的其他問題。報告的彩禮金額范圍從0元到超過30萬元人民幣，其中4.39%的受訪者表示其家鄉的彩禮金額為零。

2.主要樣本

最終確定1338名16-29歲、未婚、農村戶籍男性流動人口為核心樣本，剔除缺失數據與不符合條件者。

3.變量與方法

被解釋變量：個體婚姻/生育意愿或預期，通過詢問被訪者得到。

解釋變量：被訪者家鄉的平均彩禮金額。

方法：采用回歸模型進行研究

四、研究發現

1.描述性統計分析

婚育意愿：在我們樣本中的1338名未婚男性農民工中，76%的人表示有結婚意愿，其中81%的人表達了生育意愿。然而，他們對結婚的期望值明顯較低：他們認為在30歲前結婚的概率僅為62%，在30歲前生育至少一個孩子的概率為55%。（文章表明，在中國農村地區，初次結婚的理想年齡被認為是在30歲之前）

彩禮與教育：平均彩禮金額為127,300元（約合17,700美元），其范圍從0元到270,000元。在我們樣本中僅有18%的個體擁有大學學位或更高學歷。相比之下，33%完成中學教育或以下，21%畢業于普通高中，25%接受了職業教育。

就業儲蓄：過去一年的平均儲蓄為21,096元，標準差為26,133元，最大值為125,000元。粗略計算表明，在不考慮住房等額外費用的情況下，一名農民工平均需要約六年時間來積累彩禮金額（即127,300/21,096）。

伴侶關系：約有20%的受訪者報告與伴侶處于穩定關系；換言之，80%的受訪者沒有穩定的伴侶。

2.彩禮與婚姻/生育意愿

來自彩禮水平較高地區的男性農民工對其在30歲前結婚并成為父親的可能性持較為悲觀的態度。前兩列使用（未加權的）地市級彩禮作為主要的自變量。具體來看，家鄉彩禮每增加10萬元人民幣，個人感知的30歲前結婚可能性就下降5.88個百分點。這意味著，來自沒有彩禮習俗地區的男性和來自平均彩禮水平為12.73萬元人民幣地區的男性，其感知到的結婚可能性相差約7.5個百分點。此外，彩禮每增加10萬元，男性農民工在30歲前認為自己能夠生育子女的可能性將下降5.37個百分點。

進一步研究發現，這種負向關聯在25歲以后更為顯著，表明接近“社會理想婚齡”時，經濟壓力對婚姻預期的抑制作用增強。這意味著，對于29歲的人來說，家鄉彩禮每增加10,000元，打算結婚的概率將減少約1.3個百分點。

此外，即使在那些有結婚意愿的人中，家鄉較高的婚姻支付習俗也與較低的近期結婚預期相關聯。

3.教育水平的作用

低教育水平（高中及以下）的男性受彩禮壓力的負面影響更為顯著，說明社會經濟地位較低者更難應對高額婚姻支出。

4.彩禮與勞動力市場選擇

高彩禮地區的男性更傾向于延長在城市務工的時間（每增加10萬元彩禮，多停留約4.27個月）。他們更可能從事日結工等非正規、高風險、無保障的工作，盡管這類工作短期收入略高。

五、結論與討論

本文考察了與婚姻相關的經濟負擔如何影響中國低收入男性農民流動群體的婚姻與生育期望及意愿，以及勞動力市場選擇。分析聚焦于城市制造業地區的流動零工勞動者，這一群體的就業不穩定且未婚率高，使他們特別容易受到與婚姻相關的經濟壓力的影響。

這項研究發現，彩禮壓力與婚姻及生育預期下降有關，這種模式在低學歷及近三十歲的男性中尤為明顯。分析還顯示，來自高彩禮地區的男性更傾向于從事非正式工作并延長務工時間，這可能會阻礙其長期職業發展并推遲家庭建立。本研究首次提供了關于流動零工工人婚姻與生育問題的最新證據，并強調了應對婚姻財務障礙的重要性。不過，本研究主要依賴固定效應來控制偏差，可能無法完全排除當地婚姻習俗等混雜因素的影響，未來研究需進一步厘清其中的因果機制。

參考文獻：（略）

文章來源：Chae, M., & Zhang, D. (2026). Bride price, marriage expectations, and intentions among young male migrant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manufacturing gig workers. Economic Modelling, 155, 107443.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人口評論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