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陳璧君臨終前，再三叮囑子女：不要忘記報答國家的恩情！

提籃橋這三個字，在上海老輩子人的嘴里，從來就不是什么讓人舒服的詞。1903年英國人在這兒蓋了座監獄，專門關租界里犯了事的人。后來日本人占了上海，這地方也沒閑著，關過抗日的人，也關過給日本人跑腿的人。再后來1949年解放軍接管上海，這座監獄換了主人，里頭關的人也徹底換了一撥。

但有一間牢房，打從1949年夏天開始，就沒怎么變過。八平方米，一張焊死在地上的鐵床，一張桌子，一張凳子，墻角立著個抽水馬桶。這間牢房在十字樓的二層，朝北，一年到頭見不著幾個鐘頭的太陽。

1949年7月1日，一個將近七十歲的女人被押進了這間牢房。她走路都站不穩，有高血壓，有心臟病，身上穿的還是從蘇州監獄帶過來的舊衣裳。干部管她叫304。從那天起，這個數字就是她的全部身份。

這套做法跟國民黨那邊完全不一樣。當年關她的時候，看守一口一個汪夫人，有人不小心喊了她本名陳璧君，她當場就翻了臉。可共產黨這邊不吃這一套。番號一給，什么夫人不夫人的，統統不算數。你就是20304，跟旁邊牢房的20305沒有任何區別。

說起來，陳璧君這三個字，放在民國那段歷史里頭，分量不輕。1946年蘇州高等法院判她無期徒刑的時候，旁聽席上擠得水泄不通，老百姓都想看看這個頭號女漢奸到底長什么樣。可你要把她跟陳璧君這個名字聯系起來，還真得費點勁。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她是汪夫人，是第一夫人，是那個跟汪精衛綁在一起的女人。

1907年在檳城，她頭一回見到汪精衛。那時候她才十六歲，南洋富商的女兒，家里有橡膠園，日子過得闊綽。汪精衛那年二十四歲，同盟會派來的人，站在人群中間，長相周正，說話有條理。她后來做了個讓所有人都吃驚的決定——退掉原本定好的婚事，跟著母親漂洋過海去了日本。就為了追這個男人。

到了日本，她加入了同盟會，成了最早一批女會員。出錢，出力，什么都干。1910年汪精衛去北京謀刺攝政王載灃，她也跟著去了。家里的金銀首飾全變賣了，湊的錢都給了他。后來事情敗露，汪精衛被抓進監獄，她在外面四處奔走，花錢托關系，硬是把人給保住了。1912年汪精衛出獄，大清也亡了，兩個人結了婚。

這么看，陳璧君這輩子不是在跟著汪精衛享福，是在跟著他玩命。從檳城到東京，從同盟會的暗殺團到后來國民黨里頭的權力角逐，再到抗戰爆發后汪精衛出走南京建立偽政權，她一直都在他身邊。而且不光是在身邊，很多關鍵的決定，她的推動比誰都大。

汪精衛這個人，寫得一手好文章，長得也好，在國民黨里頭人緣不錯。但他有個致命的弱點——優柔寡斷。碰到大事拿不定主意的時候，往往是陳璧君在后頭推一把。汪偽政權成立前后，她說過一句話，大意是自己的身份本來就跟別人不一樣。這話聽著像是在撐場面，可也確實說明了她的心態。她這一輩子，從頭到尾都覺得自己不是普通人。

1945年日本投降，汪精衛已經死了兩年了。陳璧君在廣州，手里還握著汪偽政權留下來的一些東西。戴笠在重慶忙著清理漢奸名單，她的名字排在最前面。鄭介民給戴笠出了個主意，說硬來不行，得用騙的。他們找了褚民誼，讓褚民誼去傳話，說蔣介石不計前嫌了，請汪夫人去重慶商量廣東的善后。還偽造了一封電報，署名蔣介石，語氣寫得挺誠懇。褚民誼拿著這封電報去找陳璧君，她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信了。上了車，過了珠江，換了小艇，方向越來越不對，她問了一句，特務敷衍了兩句，她沒再追問。直到鄭介民在船上掏出一張紙，說蔣公不能見面了，請她去安全的地方。她這才明白過來，自己被騙了。那一年她五十四歲。

從廣州押到南京，一路上褚民誼走在她前頭，后面跟著一串特務。進了牢房，看守點名喊陳璧君，她的反應不是害怕，是一種尊嚴被冒犯的憤怒。她要求人家叫她汪夫人。南京那邊，看守所的所長徐文祺以前在汪偽政府干過，對她客氣得很，申請了家屬同住，門都可以不關，只在樓梯口上個鎖。有人說那間牢房簡直像個小王府。戴笠呢，根本不敢見她。這個老婦人在權力圈子里混了那么多年，手里握著國民黨的不少把柄，誰敢惹。

1949年解放軍過了長江，南京的將官們跑的跑降的降。陳璧君從蘇州監獄轉到了上海提籃橋。剛進去的時候她是怕的，以為共產黨會直接槍斃她。結果提籃橋的干部幫她鋪好了床，走的時候還說了聲再見。她當時想，這是先禮后兵吧。看病也看得勤，牢房通風透光，有個老犯人騎馬受了傷疼得直叫，女監干部馬上請醫生來。還允許探監，這在當時的汪偽犯人里頭是少有的待遇。

跟她一塊從蘇州押過來的，還有一個日本女犯，叫中島成子。這個日本女人到了牢房以后，把那張唯一的鐵床讓給了陳璧君睡，自己打地鋪。那時候可沒人講什么第一夫人不好睡地鋪的道理。中島成子后來的下落，檔案里記得不多。但這件事本身說明了一個問題——在那間八平方米的牢房里，番號面前，連一個日本戰犯都知道什么叫尊重。

剛進去那幾年，她還是硬得很。不接受國民政府的判決，說蔣介石判的她不認。管教干部讓她寫檢討，她推說頭暈胸悶手臂酸麻。干部不讓她推，她就說自己只有一部革命史，沒有罪行可寫。1951年8月，她寫了兩萬多字的自白書，其中一萬五千字都在講自己怎么跟著孫中山革命，怎么加入同盟會，怎么捐的私產，怎么謀刺清朝大員。至于漢奸兩個字，通篇找不到。管教干部找她談話，說前期對革命有功這點不否認，但重點得放在檢討罪行上。她當場就炸了，說寫的已經簡無可簡，要簡略干脆全部略去。管教干部斥責她背叛國家民族，為日本侵略者效勞還不認罪。她反過來管人家叫罵人看守，逢人就介紹說這是罵人看守，兇得很，得當心。

宋慶齡和何香凝給她寫過信。這兩個人早年跟陳璧君都在孫中山手下共事過，有同志的情誼。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她們見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時候提了這事，說陳璧君的問題跟汪精衛不一樣，她是叛國投敵的參與者，不是決策者。毛主席表了態，說只要陳璧君發個簡短的認罪聲明，政府可以下令放人。信寫得很客氣，先敘舊，說過去跟蔣介石政權勢不兩立沒法替她說話，現在時代不同了，共產黨的領袖說了，只要一個簡短的悔過聲明，馬上恢復自由。陳璧君看完了信，沉默了一會兒，然后給了個比在南京法庭上還硬的回答——她說自己固守受審時公開宣布的立場，對日本的和與戰都是為了救國，屬于殊途同歸，無罪可言，無罪可悔，但愿在牢房里送走最后的歲月。

她不認。哪怕到了提籃橋，哪怕共產黨的管理方式跟國民黨完全不一樣，她都不認。

但身體開始認了。1952年9月24日早上起床覺得胸口悶，走路站不穩，送到監獄醫院一查，心律不齊，血壓高壓到了210。住院十二天。不到兩個月，高血壓加脫肛又住進去了，這一住就是一百九十三天。1953年5月出院的時候，她跟醫護人員說了不少感謝的話，半年多的照顧她看在眼里。她還給親屬寫信說，死了之后愿意把尸體交給醫務工作者研究。這話從一個從前那么驕傲的人嘴里說出來，確實不容易。

她給監獄寫了書面申請，要求人民法院重新審判她。她說自己愿意死在人民的判決下，不愿意偷生在蔣介石判的無期徒刑里。她把這件事看得比命還大。但監獄領導找她談話，沒說別的，就讓她接受現實，第一任務是安心養病。

1954年1月12日，高血壓心臟病又讓她住進去了。這回心電圖查出心肌缺氧，脖子上淋巴脈管炎還做了個手術。病痛多了，脾氣也小了些。她不再像剛來的時候那樣一不順心就大吵大鬧。管教干部不管做什么，她都看著。

1955年出了件事。提籃橋監獄的廚房里還冒著水汽，陳璧君把飯碗放下，說她要去蘇北改造。不去就絕食，餓死算完。犯人們看見這個老頑固忽然來這么一出，都愣了。一個曾經橫得不行的人，主動要下勞改農場。不知道是真覺悟了，還是心里摸清楚了一個道理——接受管轄、交出過去，才可能在這里活下去。

干部們開始有意識地給她閱讀材料來引導。每天監獄訂的報紙先給她看，圖書館的書也多借給她，其中聯共黨史她真翻了不少遍。記者進監獄參觀見到的那個頭頂白布、身穿藍色囚服的陳璧君，就是這段時間的樣子。她不再像剛開始那樣動不動就摔東西、罵看守、絕食罷工。管教干部從她嘴里仇恨的對象，漸漸變成了先生。她開始練字，毛筆字手不穩了，寫出來橫七豎八，可她自己清楚。后來她在筆墨里加了鋼筆，便于寫更多回信。

1956年9月，嚴重腹瀉讓她整個人虛弱下去，監獄醫院馬上安排了中西醫結合的班子來治。命撿回來了，一直養到1958年3月才出院。結果出院沒半個月，3月19日，支氣管肺炎加高血壓又把她送回了病房。住院第一天她跟護士說了句喪氣話，說恐怕這一次得勞駕人家給她送終了。在醫院住了二十六天。

在提籃橋的近十年里，她有大半時間是在監獄醫院度過的。總共住了五次院，加起來一千七百九十一天。將近五年的時間，她是在病床上過的。

到了1959年2月，多種疾病同時發作，心衰、氣喘、糖尿病輪番來。送進醫院的時候，醫生發了病危通知書。她在病床上昏昏沉沉的，清醒的時候跟管教干部說了一句，說自己拖累人家太久了。嗓門不大，說得還算清楚。

她在香港的子女——長子汪文嬰、次子汪文悌、長女汪文惺——好些年沒見著了，一個都沒回來。她在病床上最后一個請求，是要紙筆，給孩子們寫幾句話。信很短。她寫的是盼孩子們早日回到祖國，加倍努力工作，來報答人民政府的恩情。寫到最后還補了一句，不要忘記報答國家的恩情。落款寫的是你們的母親陳璧君。

這個人一輩子沒怎么低聲下氣過，頭一回這么懇切地說國家兩個字。畢竟她這一生，國家和她之間的關系像一團亂麻，說不上誰欠誰的。

1959年6月17日，晚上九點一刻，陳璧君因為高血壓、心臟病加上并發的大葉性肺炎，搶救了四十六天，沒救過來。她走的時候將近六十九歲。

葬禮那天很安靜。她的義妹陳舜貞推辭不來，只推薦了遠房親戚。來的是譚文亮，她長子的妻弟。上海的某部門先對尸體做了檢驗，然后譚文亮來見最后一面。他看到陳璧君遺體身上穿著一套嶄新的列寧裝，藍色的，腳上一雙新布鞋，沒磨過腳的印子，干凈得不像穿過。第二天火化，譚文亮辦的手續。骨灰寄到廣州，過了一年，秋天，她在香港的子女終于來人把骨灰認了回去。那些孩子最后把骨灰撒在了香港附近的大海里。

事后很安靜，沒什么大動靜。檔案室里的材料翻過多少年了。有張泛黃的紙是她用鋼筆歪歪扭扭寫的，核心就一句話——盼孩子們早日回到祖國，加倍努力工作，來報答人民政府的恩情。下面落款是你們的母親陳璧君。管教干部的親筆批注齊全，文末蓋的騎縫章印子還在。那封信的復印件后來由管教親手遞給了來取骨灰的人。

她那個小兒子汪文悌，后來在香港做橋梁行業的專家，深居簡出。他確實按照母親信里說的某些話去做了，但并不等于寬恕了什么，只是樸素地活成了一個搞建筑的人。

很多年以后，有人翻提籃橋監獄的老資料，發現她在一份思想匯報里寫過這么一句——只有共產黨才能開設這樣一個真正的人道主義監獄。看底下批注的日期，1956年。那時候她還被高血壓折騰得夠嗆。這句話和她早些年說的那些話，前后差了不過四五年。

從檳榔嶼的巨富門庭到蘇州的審判臺，從提籃橋的鐵床到華東醫院的病榻，她這一輩子落幕得極其干脆。一個身上擔著一輩子罪責的人，在最后的時刻，不管內心有什么訴求，最終落筆寫下的兩個字是國家。

國家對于這個活了六十八年的女人，含義復雜得沒法一句話概括干凈。但歷史這東西，常和人想的不一樣。它不因為某個人的頑固就停下來不走了。在她逝世六十多年以后，檔案館的鐵柜里，依然保存著她那涂改過的、只有幾十個字的信件的影印本。那些字歪歪扭扭地寫下來的，報答國家。至于寫的時候她在想些什么，沒有一個人說得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