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耿同學打假

看耿同學打假

網上曾經有人公開對某些院士的學術成果或身份提出質疑，甚至進行所謂的“打假”行為，但最終這類事件往往不了了之——相關院士本人或其所在機構通常選擇不予回應、不作解釋，仿佛根本不在意這些質疑的聲音。在這種情況下，質疑者即便再有理有據，也難以獲得實質性的回應或調查結果，于是便有人無奈地反問：“人家根本不搭理你們，你們又能怎么樣？還能有什么招數使出來？”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耿同學對大學文憑造假問題的揭露上。

雖然他的打假行動在個別部門引發了一定程度的關注或初步反應，但整體而言，體制內部更傾向于采取回避、遮掩的態度。正如一些人所形容的那樣：“他們會迅速把門關起來，不讓外界看到里面真實發生的事情。一旦真相被封鎖，信息被隔絕，你們連打假的對象都找不到，又還能去質疑誰、揭露誰呢？”這種系統性的沉默與封閉，使得打假行動常常陷入孤立無援、難以推進的困境。

這就是體制外工作或身份所帶來的顯著優勢之一：由于不隸屬于任何官方機構或行政體系，因此在言論和行動上擁有更大的自由度，不必顧慮復雜的人事關系或潛在的權力掣肘，敢于直言不諱，勇于揭露虛假信息、挑戰不實言論，甚至對某些權威說法提出質疑和打假。然而，這種獨立性也伴隨著明顯的劣勢——一旦體制內或主流機構選擇對你們采取無視態度，既不回應也不互動，那么你們往往缺乏有效的渠道或手段去推動問題解決或獲得應有的關注與支持，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掌握真相或具備合理訴求，也可能因缺乏制度性資源而束手無策、寸步難行。

耿同學所發起的打假行動讓我內心產生了深深的共鳴。他所挑戰的對象并非某個個體，而是整個大學背后龐大而根深蒂固的研究體系，尤其是其中關于學術論文真偽的問題；他所面對的不僅是具體的學術不端行為，更是牽涉到眾多學者、機構乃至整個學術生態中盤根錯節的利益關系，因此他的對手范圍極為廣泛，影響力也更為深遠。

相比之下，我所專注和質疑的領域則要狹窄得多——僅僅局限于解析數論以及更廣義的數論這一相對小眾且高度專業化的數學分支。盡管我們各自所處的戰場不同，但結局卻驚人地相似：無論投入多少精力與證據，最終往往都石沉大海、不了了之，難以掀起實質性的改變。

值得慶幸的是，耿同學在行動過程中獲得了大量網友的關注、聲援與支持，這在一定程度上為他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撐和輿論上的助力；而我卻始終孤身一人，形單影只，在質疑與揭露的過程中幾乎從未獲得過同行或公眾的理解與站隊。恰恰相反，很多時候，周圍的人不僅沒有站在我這邊，反而紛紛站在那些涉嫌作假的一方，對我進行指責、嘲諷甚至圍攻。歸根結底，無論是耿同學還是我，本質上都是在孤軍奮戰——我們各自以微弱的個體力量，對抗著一個看似不可撼動、資源雄厚且擁有絕對話語權的強大體制。這種對抗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勝算渺茫，但我們依然選擇發聲，不是因為相信一定能贏，而是因為無法對眼前的不公保持沉默。

如果是在一個真正健康、公正且透明的學術與社會環境中，那么像院士、大學教授這樣具有高度專業地位和廣泛影響力的專家學者，他們所發表的學術論文、研究成果，以及這些成果對社會經濟發展、科技進步、民生改善等方面所產生的實際貢獻，都應當被系統性地整理、匯總，并完整地向社會公眾公開。這種公開不僅包括成果本身的展示，還應涵蓋研究過程、數據來源、經費使用情況以及實際應用效果等關鍵信息，從而確保整個學術生態的可追溯性、可驗證性和公信力。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實現學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接受來自同行、媒體、公眾乃至跨領域專家的全方位監督與檢驗。然而，現實的問題恰恰在于：面對如此高標準的透明要求，這些身處學術金字塔頂端的人士及其背后的利益結構，真的有勇氣主動擁抱這種全面公開嗎？他們是否愿意將自己長期積累的學術聲譽置于全社會的審視之下？這不僅是對個人誠信的考驗，更是對整個科研體制透明度與問責機制的深刻拷問。

一、“被動糾錯”的困境：治標不治本的治理怪圈

無論是國企改革還是高校學術治理，當前的糾錯機制普遍呈現出“被動應對”的特征。問題往往在引發輿論關注、造成重大經濟損失或學術公信力危機后才被啟動調查與處理，而治理手段則多停留在“事后追責”和“個案處置”的層面。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理模式，雖然短期內能平息輿情、安撫公眾情緒，卻難以從根本上阻斷腐敗的再生鏈條。

例如，在國有企業中，采購環節長期被視為腐敗高發區。一旦某起天價采購、關聯交易或圍標串標事件被媒體曝光，相關部門迅速介入，涉事人員被處分甚至移交司法，企業發布整改通報，強調“零容忍”。然而，此類事件過后，采購流程是否真正實現了透明化、信息化和制度化？監督機制是否嵌入了關鍵節點？這些問題常常被擱置。結果是，類似問題在不同企業、不同地區反復上演，形成“曝光—處理—遺忘—再發”的循環怪圈。

在高校領域，學術不端行為的治理同樣陷入被動局面。當某位教授被曝論文抄襲、數據造假或買賣學位時，學校通常會迅速撤銷其職稱、終止項目資助、收回獎勵資金，并對外聲明“堅決維護學術尊嚴”。但若追問：是否存在常態化的學術成果抽查機制？同行評審是否真正獨立？學術委員會是否具備調查與裁決的權威？答案往往不盡如人意。由于缺乏前置性防范機制和過程性監管，學術誠信建設淪為“亡羊補牢”式的危機公關。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這種“雷聲大雨點小”的治理模式削弱了制度的威懾力。當人們意識到違規行為只要未被曝光便可安然無恙，而一旦曝光也僅是個體擔責、組織免責時，腐敗便成為一種“可控風險”，進而誘發更多人鋌而走險。長此以往，組織文化逐漸滑向“表面合規、實質縱容”的泥潭，治理陷入低效重復的陷阱。

二、歷史的重演：王朝腐敗與現代治理的相似邏輯

令人警醒的是，這種治理困境并非現代社會獨有，而是與中國歷史上王朝中后期的系統性腐敗存在驚人的結構相似性。許多王朝在開國初期勵精圖治，吏治清明，制度健全，但隨著時間推移，權力失衡、監督失效、利益固化等問題逐漸顯現，最終導致國家機器運轉失靈，走向衰亡。

（一）權力監督的失效

在王朝中后期，原本設計用以制約權力的監察體系往往被腐敗勢力所滲透，淪為形式擺設甚至助紂為虐。以明朝為例，其設立的都察院和六科給事中本應獨立行使糾劾之權，但在中后期，許多監察官員與宦官集團、地方豪強相互勾結，不僅不查處腐敗，反而參與分肥，形成“監督者即被監督者”的荒誕局面。萬歷年間，東廠、西廠橫行，廠衛特務凌駕于法紀之上，監察系統徹底失能。

在現代國企和高校中，也存在類似的監督失效現象。國企的內部審計、紀檢監察部門雖名義上獨立，但在實際運作中常受制于管理層意志，難以對“一把手”形成有效制約。一些審計報告流于形式，問題輕描淡寫，整改建議缺乏可操作性，最終成為“走過場”的文件。高校的學術委員會、學位評定委員會本應是學術自治的核心，但在現實中，往往由少數權威主導，缺乏多元參與和程序正義。當評審過程受人情、關系、派系影響時，學術監督便失去了公信力。

（二）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

王朝中后期，官僚集團、宗室貴族、地方豪強等既得利益群體逐漸形成盤根錯節的利益網絡，他們通過聯姻、結盟、庇護等方式鞏固地位，對外排斥改革，對內壓制異見。清朝晚期的洋務運動之所以進展緩慢、成效有限，一個重要原因便是保守派官僚集團（如倭仁、徐桐等人）出于維護傳統體制和自身特權的目的，強烈反對學習西方技術與制度，甚至將“師夷長技”視為“以夷變夏”。

在現代組織中，既得利益集團同樣構成改革的重大阻力。國企中的高級管理層往往掌握著資源分配、人事任免和項目審批的大權，形成了穩定的權力結構。任何試圖引入市場化機制、強化績效考核或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舉措，都可能觸動其核心利益，因而遭到隱性抵制或陽奉陰違。

高校中的“學術寡頭”現象亦不容忽視：一些資深教授憑借項目資源、學生梯隊和評審話語權，建立起封閉的學術圈層，排斥年輕學者和跨學科創新，使得職稱晉升、課題申報等環節演變為“認人不認才”的潛規則博弈。

（三）改革的短期化和表面化

歷史上，一些王朝統治者雖意識到危機，也曾嘗試推行改革，但由于缺乏系統設計、群眾基礎和持續動力，改革往往虎頭蛇尾、半途而廢。北宋王安石變法便是典型例證。其初衷在于富國強兵、整頓吏治，推出青苗法、募役法、均輸法等一系列新政，但因改革節奏過快、執行偏差嚴重、地方官吏借機盤剝百姓，加之反對勢力強大，最終在神宗去世后被全面廢止，改革成果付諸東流。

在現代國企與高校改革中，同樣存在“重口號、輕落實”“重形式、輕實質”的傾向。一些企業推行“數字化轉型”，卻僅停留在購買軟件、搭建平臺的表面，未能真正實現流程再造與數據共享；一些高校倡導“破五唯”（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但在實際評審中仍以SCI論文數量、國家級項目為硬指標，導致政策執行出現“名實分離”。更有甚者，某些改革淪為“運動式治理”：集中一段時間搞整頓、開會議、發文件，風頭一過便恢復原狀，缺乏長效機制支撐。

三、“口號式反腐”的悖論：形式主義與實質進步的背離

在治理腐敗的過程中，“口號式反腐”現象尤為突出。一些單位和部門熱衷于在會議、文件、宣傳中強調“全面從嚴治黨”“零容忍”“廉潔自律”，營造出一種“高度重視”的政治姿態，但在實際行動中卻對腐敗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默許縱容。

例如，一些國企每年召開黨風廉政建設大會，層層簽訂責任書，組織觀看警示教育片，形式齊全、程序完備。然而，在日常經營中，對關聯交易、利益輸送、小金庫等問題卻視而不見。個別領導以“業務需要”為由繞過審批程序，財務部門則“配合默契”，最終形成“制度在墻上、權力在桌上”的割裂局面。

高校亦不例外。在新生入學教育、教師培訓中，學術誠信教育被反復強調，學校官網常年掛著“學術不端行為處理辦法”，但當真正面對重大造假事件時，處理過程往往遲緩、模糊、避重就輕。出于維護學校聲譽、顧及導師地位、擔心影響招生等考量，一些高校選擇內部消化、低調處理，導致“嚴懲”淪為口號，“自律”流于空談。

這種“嘴上反腐、行動護腐”的悖論，不僅無法有效遏制腐敗，反而加劇了公眾對治理能力的懷疑。當人們發現反腐僅限于宣傳層面，而實際權力運行依舊暗箱操作時，便會滋生“說一套做一套”的 cynicism（犬儒主義），進而削弱組織的整體凝聚力與合法性。

四、破局之路：從歷史中汲取智慧，構建長效治理機制

要打破這種治理困境，我們需要跳出“被動應對”的思維定式，從歷史中汲取智慧，借鑒歷代興衰的經驗教訓，構建科學、系統、可持續的長效治理機制。

（一）強化權力監督，確保監督體系的獨立性和權威性

建立健全獨立、專業、有權威的監督機構，是防范腐敗的第一道防線。在國企中，應推動內部審計部門的垂直管理，使其直接對董事會或上級國資委負責，擺脫管理層的干預。同時，引入第三方審計、大數據監控等技術手段，實現對資金流向、合同執行、招投標過程的全過程追蹤。在高校中，應改革學術監督體制，建立由校外專家、青年學者、學生代表共同組成的獨立學術倫理委員會，賦予其調查權、聽證權和建議處分權，確保學術評審的公正性與透明度。

（二）打破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推進改革的深入進行

改革的本質是利益的再分配。要敢于觸動既得利益集團的“奶酪”，才能實現真正的制度突破。在國企改革中，應推動人事制度改革，打破“鐵飯碗”和“終身制”，建立基于績效的市場化用人機制和薪酬體系，引入外部競爭，防止管理層固化。在高校改革中，應打破“學術山頭”和“導師霸權”，推行職稱評審雙盲制、課題申報匿名制，鼓勵跨學科合作與青年人才脫穎而出，營造公平競爭的學術生態。

（三）注重制度建設，實現治理的長效化

治理現代化的核心是制度化。應加強頂層設計，將反腐與治理嵌入日常管理流程之中。在國企中，應建立健全采購管理制度、財務內控制度、重大決策集體議事規則，明確權力邊界與責任清單，推行“陽光采購”“公開招標”“全程留痕”。在高校中，應完善學術誠信檔案制度、科研成果公示制度、師生申訴機制，將學術道德要求貫穿于教學、科研、評審全過程，形成可追溯、可問責的制度閉環。

（四）加強思想教育，營造風清氣正的氛圍

制度是外在約束，文化是內在根基。要通過持續的思想教育和價值引導，培育廉潔自律、誠實守信的組織文化。在國企中，應將廉政教育納入員工培訓體系，開展典型案例剖析、廉潔談話、家庭助廉等活動，增強員工的底線意識。在高校中，應將學術道德教育融入課程教學、導師指導和學術活動，倡導“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的治學精神，樹立尊重原創、抵制浮躁的良好風尚。

從國企到高校的治理困境，與歷史上王朝中后期的腐敗現象有著深刻的結構性相似：監督失效、利益固化、改革乏力、形式主義……這些并非偶然現象，而是權力缺乏有效制約下的必然結果。歷史是一面鏡子，它提醒我們，任何組織若不能建立起自我糾偏、自我凈化的能力，終將陷入“興也勃焉，亡也忽焉”的周期律。

唯有堅持制度建設不動搖，強化監督不松懈，推進改革不妥協，培育文化不懈怠，才能真正打破“被動糾錯”的怪圈，走出“口號式反腐”的誤區，邁向治理的現代化與科學化。這不僅是對現實問題的回應，更是對歷史教訓的深刻銘記。

只有當廉潔誠信真正成為每一位從業者內化于心的價值追求，外在的制度約束才能獲得廣泛的思想支撐，不會淪為一紙空文。要警惕思想教育流于形式，不能把教育變成念文件、讀報告的走過場，而是要結合真實案例、結合日常工作中的具體場景，讓人們清晰感知到違規腐敗對個人前途、對公共利益、對行業生態的實際危害，從內心深處建立起對規則的敬畏，對底線的堅守。

這種浸潤式的思想文化建設，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見效的，需要長期堅持、久久為功。當風清氣正的氛圍成為組織的主流文化，當誠實守信成為大家默認的行為準則，那些潛規則、暗箱操作就會失去生存的空間，整個治理體系才能進入良性運行的軌道。

其實我們每個人心里都清清楚楚地知道問題究竟出在什么地方，無論是制度的漏洞、人心的渙散，還是方向的迷失，早已昭然若揭；然而，局勢如同江河奔流般持續衰敗、每況愈下，縱使有人試圖力挽狂瀾，也終究敵不過大勢所趨，無人能夠真正扭轉這日漸頹敗的局面。

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