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電影界地震，作者電影的滅頂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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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戛納，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或許不是銀幕上放映的電影。真正的高潮，發生在放映廳之外。

一開始是有近六百名法國電影從業者，在解放報聯名發表了一封題為《抵制博洛雷》的公開信，矛頭直指法國權力最大，也最具爭議的媒體資本家文森特·博洛雷。

文森特·博洛雷

這些電影從業者指控博洛雷正在通過Canal+、CNews、阿歇特出版集團，以及最新完成的UGC院線股權收購，構建一個從融資、制作到發行放映的垂直控制鏈條，試圖將法國電影納入他那個右翼化的文化帝國版圖。

幾天后，Canal+首席執行官馬克西姆·薩達在戛納的制片人早午餐會上強硬回應，宣布Canal+將不再與那些簽名者合作。

如果這句威脅成真，它可能意味著數百名導演、演員和制片人將失去法國電影最核心的私人融資來源。

經?？捶▏娪暗挠懊詰撝?，Canal+幾乎出現在所有法國電影的片頭，它在法國電影生態系統中，占據著一個非常獨特的地位。

這個頻道自1984年開播以來，就不只是一個普通的付費電視平臺。經過法律的明確規定，它成了法國文化例外制度的核心基石。

法國法律要求，Canal+需將收入的固定比例投入到法國和歐洲電影的預購和聯合制作中，以換取最短的院線轉付費電視窗口期。

這個制度設計使Canal+成為法國電影最大的私人金主，每年向法國自主電影注入約1億8000萬歐元，占全部電視臺投資的四成以上，為每部預購影片平均投入約130萬歐元。

對于絕大多數中低成本的作者電影而言，Canal+的預購不僅是預算中最大的單筆資金，更是撬動其他融資的信用基礎。失去Canal+，許多項目在啟動階段就會胎死腹中。

正是這種結構性依賴，使得薩達的那句話被法國媒體和電影界幾乎一致地解讀為政治報復和清洗。

當一個掌握著行業融資命脈的機構宣布將根據政治立場篩選合作對象時，它實際上已經在行使一種審查權力。

簽名者陣營反擊說，這個威脅恰恰證明了他們最初的擔憂。一個人控制了錢，就控制了誰能拍電影、拍什么電影。

馬克西姆·薩達

法國文化部長公開批評薩達的回應「至少是不成比例的」，法國國家電影中心主任表示如果這么做，將對言論自由構成威脅。視聽監管機構Arcom也聲明將對Canal+的法定融資義務保持警惕。

很快，加入簽名的人數不僅沒有因為報復威脅而減少，反而在四十八小時內從六百飆升至超過一千六百人。

沒有誰公開撤回簽名。法國電影導演協會也提出了調解方案，姿態主要是希望團結。而在戛納的放映現場，Canal+臺標出場時，開始被觀眾的噓聲包圍。

這場沖突表面上只是電影行業的糾紛，但不要低估這件事的深層影響，它觸及到了法國當下最敏感的一根政治神經。

先說博洛雷是誰？

他曾經是一個物流家族企業的繼承人，2000年代后把重心轉向媒體出版和娛樂業，2014年之后成為法國最大的媒體集團維旺迪的老板，之后迅速清洗集團管理層，安插自己的親信。

博洛雷控制維旺迪的野心并非停留在賺錢，過去十年間，他系統性地改造了自己旗下大多數媒體資產的意識形態面貌。

iTélé被重塑為CNews，如今已經超越BFMTV成為法國收視率最高的新聞頻道，編輯方向明顯右傾，評論員陣容中右翼和極右翼聲音占據壓倒性比重。正是這個平臺在2021年為右翼親俄評論員澤穆爾競選總統，提供了最初的輿論溫床。

博洛雷的政治立場放在法國語境里，屬于保守右翼—民族保守主義的方向，而且這些年不斷向法國極右翼議題靠近。他本人始終否認自己是極右翼，自稱是基督教民主派，并且強調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不是政客，他是在捍衛傳統價值、家庭、法國文化、基督教文明。

但法國媒體、學界普遍認為，他實際上已經成為法國右翼文化戰爭最重要的幕后推動者之一。

因為他通過自己控制的媒體體系長期推動移民、治安、反覺醒等右翼議題進入主流輿論。很多法國評論直接把他稱為「法國版默多克」。

2010年代中期以前，博洛雷和傳統右翼、甚至馬克龍陣營其實都保持著某種關系；馬克龍在當經濟部長時還曾與他關系不錯，但后來雙方逐漸決裂，尤其在移民、媒體和文化議題上分道揚鑣。

前幾年《星期日報》的編輯任命事件曾引發長達四十天的編輯部罷工，當然結果是徒勞的。上個月，格拉塞出版社因為博洛雷陣營更換社長，爆發了一百七十名作者集體出走的事件。

這樣的事一次次發生，法國人早就熟悉了博洛雷的套路。

每次收購，每次人事更替，都是同樣的模式。獲取控制權后，逐步調整編輯方向，將機構推向保守主義和天主教傳統價值觀的立場。

一言以蔽之，博洛雷盡管本人不參與黨派政治，但他通過媒體和文化產業，長期推動法國社會向右轉向。法國電影界這次和Canal+的沖突，就是他們認為這種轉向力量已經開始入侵文化生產領域。

客觀來說，Canal+之前還沒有被博洛雷做這種徹底的意識形態改造，可能因為Canal+的地位太特殊，博洛雷想采用一種更穩妥的漸進策略。

Canal+高層辯護說，電視臺前兩年已經從維旺迪集團拆分獨立，在倫敦上市。博洛雷身為第一大股東只占30%股權，并非全權掌控集團運營。而且平臺近年扶持的影片題材多元包容，2026年更是有二十多部出資影片入圍戛納電影界各單元，足以證明沒有偏向。

但是外界并不認同這種辯護立場。博洛雷事實上就是Canal+的話事人，他的獨斷專行在旗下的其他媒體上已經屢次上演，電影人擔心的是投資激勵政策會在之后發生變化。更因為去年10月，博洛雷完成了對UGC院線34%股權的收購，并保留了2028年全面控股的期權之后，他第一次同時控制了法國電影的融資端、制作端、放映端。

在法國的文化例外體制史上，還從未有一個私人資本同時占據這三個位置。

另外，要是Canal+真的在編輯策略上獨立于博洛雷，薩達完全可以用另一種方式回應。他選擇的是最具攻擊性的回應方式，在外界看來無異于護主心切，這反而證明了簽名者的擔憂。

然而，如果我們僅僅把這件事理解為右翼資本威脅創作自由，可能會忽視它背后的結構性癥結。

因為法國電影行業對Canal+的依賴，本身就是一個制度設計的缺陷。

法國文化例外制度的精妙之處，在于它通過法律義務將私人資本捆綁到公共文化使命上，但它的脆弱之處也恰恰在此。當這個被捆綁的私人資本背后站著一個有明確意識形態議程的人時，整個制度的中立性假設就崩塌了。

法國電影界四十年來享受著Canal+的資金，卻從未認真思考過一個問題。如果這個最大的金主有一天不再是一個純粹的商人，而變成了一個政客，怎么辦？

公開信的簽名者們的困境和尷尬就在這里，他們一邊依賴博洛雷的錢，一邊要求人們抵制他。

所以博洛雷陣營對此的反擊也并非完全沒有道理。他們說，法國電影長期以來被一種左翼文化共識主導，從選題到美學到政治立場，這個行業的主流話語權從來不在右翼手中。

當這些電影人指控博洛雷要控制法國的集體想象時，博洛雷的支持者反問，難道現有的集體想象不是已經被另一種意識形態控制了嗎？

另一個強硬右翼政客，剛好是戛納市長的利斯納爾，用一種近乎嘲諷的語氣指出，簽名者們一邊領著Canal+的預購款和國家補貼，一邊把出資人稱為法西斯主義者，這種姿態既不誠實也不明智。

戛納市長利斯納爾

更尖銳的右翼批評者則認為，法國電影界的恐慌不是因為多元性受到了威脅，恰恰是因為他們對單一話語權的壟斷，第一次遭遇了真正的挑戰。

電影界主流和右翼這兩種敘事都包含部分真相，但他們也都回避了核心問題。

電影界難以面對的問題是，法國作者電影的資金結構本來就是一個脆弱的系統，即便沒有博洛雷，這種對單一資金源的過度依賴也是危險的。

而對右翼來說，私人資本對文化產業鏈的垂直整合，在任何民主社會都應當引起警惕，這和左右之爭無關，而是跟權力過于集中的風險有關。

這場沖突的時間節點也挺微妙。

2027年法國總統大選正在逼近，極右翼的國民聯盟在民調中領跑，該黨的綱領中明確包含了拆解法國國家電影中心和削弱公共廣播的計劃。

在這個語境下，博洛雷的媒體帝國就成了一個正在為可能發生的政治變局，做各種基礎設施準備的文化權力機器。

CNews已經完成了它的意識形態使命，成為法國收視最高的新聞頻道和右翼話語平臺，堪稱法國版的福克斯新聞。

出版領域的改造正在進行中，如果電影產業也被納入這個軌道，那么從書籍到新聞到電影的整個法國文化生產鏈條，未來都將處于同一個意志的影響之下。

解放報的公開信說這是一種法西斯式的控制，措辭或許過于激烈，但風險是真實存在的。

不過，任何簡化的標簽化敘事都應該警惕。

法國電影界并非鐵板一塊的自由主義堡壘。這個行業內部本來具有很明顯的階級分化，享受國際聲譽的大導演和明星演員簽署公開信的風險相對較低，因為他們有國際市場作為退路。

真正脆弱的是那些完全依賴法國國內融資體系的中小制片人和年輕導演，他們中很多人即便認同公開信的立場，也不敢簽名，因為他們承受不起被Canal+封殺的后果。

我們把視野放得更長遠一點，這也關系到法國的立國制度之一——文化例外制度，在當下面臨的嚴重危機。

這個制度建立在一個隱含的前提之上，私人資本需要服從法律框架的安排，服務于公共文化利益。

在Canal+創始之初，由安德烈·魯塞萊和皮埃爾·萊斯居爾這樣的文化資產階級掌舵時，那個隱含前提是得到維護的，因為魯塞萊和萊斯居爾本來就認同這一文化使命。

但當控制權來到博洛雷這樣的人手中，他將文化權力作為貫徹自己意識形態的工具，那法律框架能做的就有限了。

法律可以規定Canal+必須投資法國電影，但無法規定它必須投資哪些法國電影。預購決策中的自由裁量空間，才是真正的權力所在。

博洛雷不需要像改造CNews那樣公開改造Canal+的編輯方針，他只需要在綠燈會議上施加微妙的偏好影響，就可以逐漸改變法國電影的面貌，這種影響甚至無法被外部監管所捕捉。

所以，這場沖突的真正解決方案，或許不在于逼迫博洛雷退出，而在于法國電影融資結構需要更加多元化。

當一個行業的生存維系于一個金主的善意時，這個行業就已經放棄了真正的獨立性。

美國和歐洲的聯合制片網絡、流媒體，都可以成為替代性的資金來源，但它們目前加在一起也無法填補Canal+留下的缺口。

這才是法國電影界需要嚴肅面對的挑戰，怎么建設一個非單一權力中心的融資生態，而不是對抗博洛雷。

2026年的戛納因此成為了一個分水嶺，法國電影界關于創作自由的幻覺，終結了。

他們長期以來都相信，法國的制度框架在資本的政治屬性和創作者之間，搭建了一座雙方互不干涉的防火墻，但博洛雷的清洗歷史和薩達的黑名單聲明粉碎了這種信念。

從此以后，法國電影人可能需要在一個他們還沒有真正準備好面對的問題前做出選擇，也就是，創作自由的代價是什么？你愿意付出多少？

這個問題沒有輕松的答案。

一千多個簽名者固然有勇氣，但勇氣還不足以構成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