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球大戰、歷史敘事和古典文化

你可能從未看過這部系列電影，卻肯定聽過它的名字。作為科幻影史上最具劃時代意義的作品之一，《星球大戰》（Star Wars）為我們講述了那個“很久很久以前，發生在遙遠銀河系”（A Long Time Ago, in a Galaxy Far, Far Away）的故事。這段傳奇如此久遠，卻又和我們逝去的歷史、當下的時空、未來的可能發生聯結。那種疏離般的親切感讓觀者體悟到現實社會的溫度，理想實現的艱辛，人性深處的脆弱、直面困局的勇氣……它的故事像童話般天真，又如史詩式壯闊；故事中的角色似凡人般尋常，也如神祇般偉大。《星球大戰》與人們生活的時空、人類文明的歷史、人間燦爛的文化息息相關，讓觀者在現實的疏離、冷漠、隔膜之中，依然保留那顆理想主義的初心，探尋世界深處那份獨屬自己的精神家園。

《星球大戰：曼達洛人與古古》今日正式在內地公映

一、銀河系的“中心-外圍”“主體-他者”

《星球大戰》將人類悠久的歷史、深邃的哲學、燦爛的文化以多元藝術形式呈現。盡管星戰作為西方當代流行文化的代表、文化工業的典范、消費時代的翹楚、景觀社會的奇觀……它的精神內核卻與古典時期緊密相連——古希臘、古羅馬文明、基督教文化、資本主義倫理與精神（西方文明）蘊含其中，古巴比倫文明、古印度文明、中華文明（非西方文明）同樣蘊藏其間。世界近代（即拜占庭帝國覆滅及地理大發現后，亦即殖民時代的到來）以來，全球漸趨分化為“中心國家”和“外圍世界”。作為西方中心主義和美國文化熏陶下的文藝創作，《星球大戰》的故事中，也有類似的文明區隔。整個星戰傳奇，作為太空版的“荷馬史詩”，將地球文明的演進娓娓道來……

歷史上的殖民運動形塑了西方與東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主體-他者”二元結構，這一觀念不僅存在于征服者心中，也映照進屈服者心間。西方中心論的意識形態將歐美視為世界中心，愛德華·沃第爾·薩義德（Edward Wadie Said）在專著《東方學》（Orientalism）中指出，“近東”“中東”“遠東”這些概念是以歐羅巴為參照，從歐洲中心的視角定義歐亞大陸。這種西方（基督教）文明宏大敘事通過海外擴張、全球殖民化身世界“共識”——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工業革命……西方主流歷史敘事構建起全球主導的國際政治體系（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經濟制度（自由貿易）、文化傳統（天主教-新教文明）。

歐洲中心主義以進步觀為宗旨，以自身正面、積極、先進的“主體”形象，成為“他者”及萬物的“尺度”。《星球大戰》中也有類似理念的表達——《星球大戰前傳1：幽靈的威脅》（Star Wars Episode I: The Phantom Menace）中銀河共和國參議員帕德梅·阿米達拉（Padmé Amidala）造訪外環塔圖因星（Tatooine）時，不可思議當地實行的奴隸貿易制度——共和國體制在這里是正面、官方、普世的象征，這種進步主義意識形態敘事邏輯，讓共和國的精英們無法理解“不文明”“未開化”“野蠻”“落后”世界（星球）的存在——如同歷史上歐洲殖民者發現“新大陸”后，對“他者”“客體”文化的偏見——“主體-他者”的劃分把西方文明視為主導、進步、文明的“中心”，東方國家則是順從、落后、野蠻的“他者”。

歐洲人將自己的擴張視為“天意”（神的旨意），旨在救贖其他文明中的人們。因此，殖民者跨越重洋，在極其惡劣的運輸條件下，將非洲黑奴運至北美、南美及加勒比海地區便不足為奇。黑奴貿易與西方現代化息息相關（黑奴貿易不僅涉及非洲與美洲的關系，也隱喻美國南北戰爭前北方和南方的關系），殖民者收獲了原料、黃金和市場……掠奪了大量金銀財富。眾多黑奴則背井離鄉，不僅肉體上留下難以磨滅的傷痕，內心深處也鐫刻下靈魂的傷疤（巧合的是，2015年，《星球大戰》導演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在接受采訪時曾表示，他把自己的盧卡斯電影公司（Lucasfilm Ltd.）和星戰IP賣給迪士尼，是賣給了白人奴隸販子）。“主體-他者”的區隔不僅在殖民時代制定了不利于全球南方國家的貿易規則，后殖民時期，這些國家依然不能在政治、經濟、文化上與全球北方國家平起平坐……“政治的滲透”“經濟的依附”“文化的殖民”“精神的同化”令南方國家在國際語境中，無法以自身為主體言說，在族群、身份、文化認同方面，他們依舊處于無根漂泊、無處留守、無所適從的境地……

《星球大戰》把人類文明中的“主體-他者”“中心-外圍”關系映照于星戰宇宙之中。銀河共和國首府科洛桑星（Coruscant）作為“主體”“中心”，它象征著資本主義工商業文明的巔峰，這里是共和國政治、經濟、金融的核心。

人類文明中，城市的建設已有千余年悠久的歷史，然而歐洲工業革命后，都市才真正登上世界經濟發展舞臺的中央，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的中樞。《幽靈的威脅》中，當飛船蒞臨科洛桑時，駕駛員如此描述這座星球——“科洛桑，整座星球就是一座大都市。”（Coruscant, the Entire Planet is One Big City.）。

城市社會學告訴我們，都市權力結構、社會階層分布呈現在空間布局中。科洛桑表面光鮮亮麗、繁華似錦，與這座星球的名字如出一轍（“Coruscant”源于古拉丁語“Coruscāre”，本意為“發光、閃光”），然而光彩奪目的表象下，是不堪入目、腐化墮落、利欲熏心的官僚集團、議員代表、商貿巨頭、各界名流……他們居住在高聳入云的摩天大樓內，日夜運籌帷幄，歌舞升平；而暗無天日的地下世界中，游走著幫派貧民、走私犯、毒品犯乃至蕓蕓眾生，因此，這是一座“折疊”的星球城市。科洛桑如同古羅馬時期的帝都羅馬一樣，作為星系的政治和商貿樞紐，遍布星球乃至星系的“商道絲路”（就像“條條大路通羅馬”那般），讓銀河各地的權貴精英、富商巨賈在這座奢靡之城錦衣玉食、揮金如土，也令銀河各處、各個階層的普羅大眾來到這里探尋機遇、尋覓可能……

科洛桑不僅是銀河共和國政治、經濟、金融中心，更是文化、學術、藝術殿堂。這里不僅如同紐約、東京、香港這些現代賽博都市那般，摩天大樓鱗次櫛比、建筑雕塑前衛多元、當代藝術琳瑯滿目……它更像是歷史中古巴比倫城、羅馬城、元大都在銀河的映照，薈萃著星系各處璀璨的文化——銀河博物館、科洛桑大學、絕地檔案館，這些機構恰似希臘化時期馬其頓帝國的亞歷山大圖書館，中世紀的教堂、修道院、古典大學，中國古代太學、國子學那樣，將萬千年銀河文明的華彩文脈延續至今。

科洛桑是銀河共和國的核心，與外環星球大相徑庭。作為1977年上映的電影《星球大戰》（由于后來拍攝前傳，這部影片的名字被改為《星球大戰4：新希望》（Star Wars Episode IV: A New Hope），后文簡稱《新希望》）開篇出現的行星，塔圖因星坐落于銀河外環，作為環繞雙星系統運行的星球，塔圖因地表被茫茫沙海覆蓋，干燥異常，不利于生物繁衍和人們居住（以地球人類標準來看）。此外，這座星球的政治制度也非議會共和制，而是原始奴隸制——賭博欺詐、奴隸貿易在此處肆無忌憚；另一個代表性星球是《幽靈的威脅》中的那卜星（Naboo），該行星風景秀麗、氣候宜人，在開明君主王權治下，信奉和平的那卜人類與原住民岡根人（Gungan）長久以來相安無事。顯而易見，這些星球仿佛人類文明中的“外圍”國家，它們與科洛桑一道，構成星戰宇宙中的“主體-他者”二元結構。

星戰前傳三部曲中，貿易爭端引發了克隆戰爭（The Clone Wars），這似乎是在影射近代以來，西方世界通過貿易糾紛、殖民運動、侵略戰爭所進行的全球資本主義擴張。《星球大戰前傳2：克隆人的進攻》（Star Wars Episode II: Attack of the Clones）中分離主義分子召開秘密會議，與會方是杜庫伯爵與他的同盟者銀行協會（The Banking Clan）、貿易聯盟（Trade Federation）、科技行會（Techno Union）。不難看出，分離主義分子蘊含西方工商業殖民主義者的影子。而這部影片結尾，當杜庫伯爵返回科洛桑拜見達斯·西迪厄斯（Darth Sidious）（又名希夫·帕爾帕廷（Sheev Palpatine），即后來的銀河第一帝國皇帝）時，他乘坐的飛船駛往首府邊緣的重工業區，這里濃煙滾滾、遮天蔽日，工業文明的末日景象讓觀者不寒而栗，這仿佛是在影射工業革命后，資本主義的利欲熏心，在金融資本、科技巨頭、軍工集團的協助，強權政治的驅動，利益誘惑的驅使，欲望膨脹的驅喚下，帝國資本主義殖民擴張時代聯翩而至，星戰宇宙中銀河戰爭全面爆發。這一刻，人民背井離鄉，信仰逐漸崩塌、社會日漸撕裂、原力日趨失衡……

二、星戰宇宙的“革命之路”與“平庸之惡”

仿佛人類歷史那般，星戰宇宙也呈現帝國統治時期，不同星球人民反抗暴政壓迫的革命運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星系各處此起彼伏。《星球大戰》衍生影片《俠盜一號》（Rogue One）、劇集《安多》（第一季、第二季）（Andor Season 1, Season 2)展現了銀河系革命爆發前，普羅大眾的現實處境——他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流離失所、背井離鄉，反抗隨時隨地都有可能爆發，進而形成勢如破竹的革命浪潮——歷史上玻利瓦爾、科斯蒂亞等領導的南美解放運動、華盛頓、杰弗遜、漢密爾頓等美國國父開展的北美獨立戰爭，反抗王權壓迫的法國大革命以及“蘇伊士運河危機”為先導，席卷20世紀60年代的亞非拉殖民地解放運動——這些革命代表著深受壓迫的殖民地赤貧民眾，以及歐美中下層人民內心深處的彷徨、無奈和吶喊，他們終將走上街頭暴力革命。

《俠盜一號》和《安多》以普通人視角敘事，人民史觀取代精英史觀，大眾成為歷史進步的推動者，并從不同側面詮釋了《星球大戰》一以貫之的主題——那些從未設想自己成為英雄的人最終踏上了革命、英雄之路。《安多》劇中群像刻畫得有血有肉，人物的善與惡并非臉譜化的黑白分明，黑暗和光明往往只有一念之間，大同理想與恐怖統治也并非二元對立，而是如鐘擺那般，過猶不及，物極必反。革命引發的暴力、暴動、暴行有可能反噬自身，將未盡的理想堙滅于嗜血的對抗之中。《安多》中展現出凡人的猜忌、動搖與舍己，體制的異化、壓迫和疏離，人性的卑微、矛盾與光輝，意志的脆弱、決絕和堅韌，苦難的無視、嘲諷與悲憫、壓迫的無情、冷酷和邪惡、革命的殘酷、流血與犧牲……人物群像的刻畫讓思想批判和情感共鳴從觀者內心油然而生，現實主義的故事由此呼之欲出。

政治博弈演變為星球戰爭，外部的大戰實則是內部腐化的縮影——挑撥離間、仇恨猜疑、撕裂極化、沖突紛爭、腐朽墮落……這些原力的“陰暗面”一步步解構、腐化、蠶食著理想主義、和平主義信守的諾言、精神和價值，人們已不再相信所謂的宏大敘事，而是在身邊的現實中體悟到殘酷的存在，這正是銀河共和國末期的情景。與此同時，和《安多》劇集遙相呼應，星戰前傳三部曲中，絕地教團（Jedi Order）也不再以絕對光明的形象示人——正傳三部曲中絕地組織是以正面、積極、進步面貌昭示天下，浪漫主義、正邪分明的敘事在前傳這里轉變為命運悲劇色彩濃郁的現實主義基調。星戰電影、小說、動漫、游戲……構成的衍生宇宙（EU，Expand Universe）中，不計其數的理想主義者墮入黑暗深淵——杜庫伯爵（Count Dooku）與安納金·天行者（Anakin Skywalker）二人起初都是理想主義的化身——杜庫青年時是政治理想主義者，對共和國的現實問題，持有自己獨立的思考，而不是信奉僵化的教條，因此同絕地長老會持有許多不盡相同的看法，而安納金更是從孩童時代起，便珍視身邊的蕓蕓眾生，他關心具體的人，而不是關于人的抽象的概念。理想主義者的悲天憫人與惻隱之心，往往對現實的黑暗無法視而不見，也對普遍存在的不公報以更大的不平。然而在動蕩的時勢面前，他們可能會受到黑暗面的挑撥、離間、扭曲與誘惑，繼而墜入無盡的深淵。

人類歷史上，德國“候鳥運動”時期的進步青年便是例證。這些年輕人曾對啟蒙、工業、理性時代到來后，封閉、壓抑、疏離的社會環境進行批判，然而伴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及戰敗賠款、民生凋敝、經濟崩盤的接踵而至，這些理想主義者最終無上尊崇權傾天下的元首——希特勒。《星球大戰前傳3：西斯的復仇》（Star Wars Episode III: Revenge of the Sith）中帕爾帕廷的登基重現了希特勒建立德意志第三帝國“意志的勝利”，同時也再現凱撒式、屋大維般大權獨攬的“榮耀與榮譽”。欣賞過星戰的觀者都知道，理想主義者杜庫和安納金先后成為皇帝獨攬大權的“左膀右臂”。

《西斯的復仇》中，杜庫被安納金弒命后，他曾經的同盟者——分離主義分子在格里菲斯將軍（General Grievous）的帶領下，來到外環星球尤塔帕（Utapau），該行星命名與英語“烏托邦”（Utopia）一詞拼寫相似。不難看出，“烏托邦”式理想社會建立的未竟，不僅呼應著電影中政治制度的劇變，也與宿命多舛的悲劇人物息息相關，它預示著曾經的理想主義者（包括安納金、杜庫等人物）在政治極化、分裂加劇、干戈四起、生死存亡的現實面前孤掌難鳴，終將撕裂墮落的現實，“屠龍少年終成惡龍”。

英雄人物的墮落讓觀者唏噓不已，帝制也最終取代共和制，奴役、監控、壓迫治下的民眾。《安多》劇集展現了帝國龐大官僚系統的“平庸之惡”、政治勢力的相互傾軋乃至個體“異化”于體制之中，終將泯滅自身的悲劇歷程。渺小的自我被吞進龐大的“利維坦”巨獸之口，與宮崎駿動漫作品《千與千尋》中“無臉人”相似，能劇面具般的“無臉人”是被金錢“異化”的會社（公司）人，而帝國官員則為權力至上的體制解構、解離和解體，他們化身“利維坦”中的“齒輪”和“螺絲釘”，最終泯滅掉自身人格、人性與人道。帝國宣傳敘事令他們篤信所謂的真理，現實大眾的痛楚與悲鳴則讓他們懷疑自己良知所在，最終撕裂在這種巨大的矛盾之中。《安多》劇集解構了現代科層制、官僚制內的規訓與懲罰，觀者通過這部劇集進一步思考作品背后的深刻價值與意義。

三、星系之光：“古典文明”的“文藝復興”

銀河帝國成立之前的時代，如同絕地大師（Jedi Master）歐比旺·肯諾比（Obi-Wan Kenobi）在《新希望》中描述的那樣，是更文明的時期。這同地球人類文明遙相呼應——各國古老的前現代文化未必是愚昧、落后、野蠻和未開化的象征。那一時期的思想、智慧與理念，啟蒙了今日的人類，同時也在《星球大戰》系列作品中得以演繹。

《星球大戰》仿佛古典文明的“文藝復興”，不僅蘊含前現代歐洲文明的燦爛歷史，也蘊藏西方世界之外其他文明的悠久文化。星戰前傳三部曲中安納金的宿命人生一如古希臘悲劇那般，仿佛俄狄浦斯、美狄亞命運多舛歷程的再現，又如基督教經典中天選之子（The Chosen One）預言的再臨；古羅馬時期萬神殿、凱旋門等建筑、雕塑的美學風格，諸如（古希臘、古羅馬）柱式、拱門、穹頂，以和諧的比例、對稱的構造、崇高的形式，通過那卜希德王宮呈現于世人面前；《幽靈的威脅》《克隆人的進攻》曾取景意大利科莫湖、卡塞塔皇宮及西班牙塞維利亞廣場，這些融合古典主義、巴洛克、哥特式及文藝復興風格的建筑、雕塑和府邸不僅重現了古希臘、古羅馬的藝術格調，同時也象征著星戰對歐洲古典藝術的致敬；吉奧諾西斯角斗場、塔圖因飛車大賽與古羅馬斗獸場、《賓虛》中的賽馬競技一樣，隱喻著羅馬帝國后期從皇室、權貴到貧民對暴力血腥的無盡向往，人們嗜血如命、腐化墮落。

星戰還展現著西方世界之外其他文明璀璨的文化——那卜星中的那卜（Naboo），古巴比倫語有“智慧”之意，象征著星戰宇宙中古代文明的價值與意義；動畫劇集《星球大戰：克隆人戰爭》（Star Wars：Clone Wars）里的重要角色阿索卡（Ahsoka），其名源于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Ashoka?），預示著安納金的愛徒不盡平凡的人生；《幽靈的威脅》中岡根人祭神儀式的雕塑，則有著美洲阿茲特克、瑪雅、印加文明的影子；塔圖因星上賈瓦人（Jawa）的語言同非洲祖魯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文明的多樣性在這里體現的一覽無余；穆斯塔法星（Mustafar）末日火山的巖漿，不僅是基督教中萬劫不復的地獄隱喻，這個阿拉伯語單詞同時也蘊含“預言”“天選之人”之意，以上幾層含義的復合預示著天選之子安納金最終的命運——預言中原力的平衡者終將墜入黑暗面茫茫的深淵，化身墮落天使路西法般的存在。

《星球大戰》中主角的名字也同人類古代語言有關——安納金（Anakin）來自古希臘語Ananke一詞，象征不可違逆的宿命；他的妻子——帕德梅（Padmé）一名則源于古印度梵語，寓意蓮花，是純潔、智慧與神圣的寫照；達斯·維徳（Darth Vader）、達斯·西迪厄斯（Darth Sidious）中Darth為Dark（黑暗）和Death（死亡）的合體，Vader在原始印歐語詞根中有“父親”之意，而Sidious則來源于古拉丁語 insidiosus，意思是“潛伏的、陰險的”。安納金（及隨后的維德）與帕德梅二者角色之名隱喻著兩人悲劇的命運，以及星系動蕩的沉浮。她們結合誕生的孿生兄妹盧克和萊雅，二人名字也蘊含寓意——盧克（Luke）源于古拉丁語，意味著“光”（新柏拉圖主義中，基督教中“光”的意象與上帝相關），萊雅（Leia）一名則可能深受古希伯來語、古波斯語影響，其含義是與“光”對應的“暗（夜天使）”。“暗”并不預示萊雅是原力（The Force）黑暗面的化身，星戰對性別的解讀與陰陽哲學的詮釋如出一轍——陰（Yin）與陽（Yang）（象征女性和男性）相互平衡（平等）。這種哲學理念還用于闡釋原力，該神秘力量的二元性并非彼此對立，而是相互依存、平衡和轉化，星戰世界觀、宇宙觀中的原力也被賦予“道”的意蘊，它既是世間萬物的本源，又是蕓蕓眾生的歸宿。

星戰還蘊含其他東方文明的意象：尤達大師的睿智蘊藏禪宗（Zen)哲學的智慧；那卜星女王的禮服設計則借鑒蒙古、滿清以及日本服裝美學元素；達斯·維徳頭盔的靈感來源于大和武士（Samurai?）的兜鍪；阿米達拉女王（Queen Amidala）的妝容（在銀河共和國首府參加議會辯論時）則借鑒了藝伎（Geisha）的造型；達斯·摩爾（Darth Maul）的面部化妝則參考了歌舞伎（Kabuki）的臉譜……

《星球大戰》中“絕地教團”中的“絕地”（Jedi）源于日語詞匯“時代”（時代，羅馬音：Jidai），隱喻該系列創作不但是一部縱橫星系的英雄史詩，更是一則傳承萬載的歷史傳奇。“絕地武士”的原型和信條與中國古代少林寺僧侶息息相關，亦同歐洲中世紀近千年禁欲主義宗教精神異曲同工。絕地是哲學的思辨者、知識的傳承者、文化的繼承者、和平的守衛者，他們心懷智慧、勇敢、節制、正義的德行和品質，恰似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著作《理想國》（The Republic）中描繪的哲人、護國者那般，運用“原力”這種超脫于物質、精神之上的超現實力量（如同少林寺僧侶使用“氣”這種神秘力量（“原力”和“氣”既有哲學意義上精神指引的價值，也會對現實中物理狀態進行改變）），守護共和國的和平與安寧。

《星球大戰》的故事不僅在文本、內容與主題上蘊含不同文明的象征，其展現的形式、風格與格調也蘊藏思想、藝術、美學上的追求。星戰正傳三部曲和前傳三部曲中，光影敘事猶如巴赫所作的復調樂曲那般，恰似詩歌的韻腳與伏筆，借助文本視覺化、形象化、聚像化的人物塑造、場景構建、造型刻畫，通過視覺構圖中相異的朝向、相近的行動、相似的調度，進而象征安納金和盧克，帕德梅與萊雅迥然相異的人生宿命與英雄之旅，以及銀河共和國和銀河帝國歷史進程的輪替、沉浮和波瀾。它還借鑒宗教色彩濃郁的古典繪畫。《西斯的復仇》里安納金在穆斯塔法的末日決戰中，與歐比王決斗時的面部表情借鑒了法國畫家亞歷山大·卡巴內爾的《墮落天使》，這預示著安納金終將從圣潔無暇的天使化身墮落為撒旦般的地獄使者。此外，星戰中的許多畫面構圖還參考了古斯塔夫·多雷的宗教版畫。

視覺語言同音樂敘事一道，將神話般的傳奇歷程演繹成史詩般的命運交響——古典時代的兵戎相見、亂世紛爭移步于外層太空的浩渺蒼穹、廣袤銀河之中，在瓦格納式浪漫、激蕩、唯美的旋律烘托下，猶如霍爾斯特《行星》組曲描繪的星際冒險那般拉開太空歌劇的恢弘帷幕。

星戰前傳安納金與帕德梅的愛情主題“穿越星空”（Across the Stars: Love Theme from Star Wars Episode II: Attack of the Clones）中蘊含著正傳盧克主題和萊雅主題的動機，樂曲旋律的起伏跌宕寓言著天選之子安納金命運的多舛、愛情的悲劇乃至星系的劇變，隱喻著未來誕生的雙子星將傳承天行者家族的血脈，最終救贖父親、重建共和、化身回歸和平的“新的希望”（A New Hope）；前傳《幽靈的威脅》結尾的勝利之曲與正傳《絕地歸來》中的皇帝主題有著截然不同的情感體驗，卻分享著類似的旋律音階，將銀河共和國覆滅為帝制的歷史進程暗喻其中——勝利時分的歡慶恰是共和覆沒的起始；命運決斗（Duel of the Fate）和英雄之戰（Battle of the Heroes）也蘊含相似的樂理構成——原力的失衡、英雄的墮落、宿命的輪回在這一組交響曲中演繹的淋漓盡致；而安納金的死亡（達斯·維德的誕生）、帕德梅的辭世與奎剛·金的殞命也有著相似的奏鳴，帝國進行曲（達斯·維德主題）、原力主題（盧克主題）和安納金主題則蘊藏異曲同工的弦外之音，讓欣賞者體悟到天行者家族冥冥之中平衡原力的歷史召喚以及人格化的神祇象征（“天選之子”的敘事在許多文明，尤其是基督教文明中有所體現，在許多西方流行文化作品諸如《指環王》《納尼亞傳奇》《哈利·波特》……中有所體現）。瓦格納式的史詩序曲、古典主義的音樂美學，太空歌劇的交響詩篇，最終讓《星球大戰》的配樂同諸多古典音樂一道，化作生生不息、世間永恒的文明之音……

西方藝術體系中，音樂與建筑有著同音共律的美學內核——“音樂是流動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樂”，這印證了視覺藝術和聽覺藝術相結合蘊含的巨大張力與情感意義。電影作為“第七藝術”，將所見和所聞、時間與空間、動態和靜態、內容與形式相融合，《星球大戰》系列作為聯結過去、當下和未來的曠世之作，不僅在影史中留下清名，也定將在人類文化史中鐫刻下自己的印跡，千載相傳，永駐世間…

作者：劉青（staylight)

創作不易，感謝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