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錢搞試管嬰兒，能救新加坡的生育率嗎？

新加坡正面臨一場關乎存亡的人口挑戰，其總和生育率預計將在2026年驟降至0.87的歷史新低。這一令人擔憂的趨勢勢必會引發要求政府加大干預力度的呼聲，尤其是在輔助生殖技術（ART）領域。擬議的政策措施很可能側重于通過增加補貼和財政支持來擴大可及性，同時放寬對ART的限制性規定。然而，深入分析表明，在進行任何政策審議之前，必須先考慮兩個關鍵因素。

首先，擴大ART的可及性不太可能顯著緩解新加坡的人口危機。其他發達國家的國際數據顯示，ART對一個國家活產總數的貢獻率最多僅為10%左右。如此微小的貢獻，不足以實質性地改善新加坡低于1.0的總和生育率。

其次，增加對ART的公共資金投入會帶來邊際效益遞減。隨著補貼和財政援助的擴大，這些資源往往會被分配給更復雜、費用更高的治療方案，從而僅使一小部分面臨更嚴重生育問題的患者受益。因此，必須強調擴大ART可及性相關政策措施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將試管嬰兒補貼范圍擴大至私立診所

許多渴望生育的夫婦主張將目前公立醫院的試管嬰兒（IVF）補貼擴大至私立生殖診所，理由是這樣可以縮短等待時間并獲得更高質量的醫療服務。然而，這一提議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像癌癥和心臟病這樣危及生命的疾病，在私立醫院尚且無法優先獲得補貼。

此外，關于公共資金的最優配置也引發了質疑：將額外資源用于加強和擴大公立醫院的IVF服務是否更為妥當？與公立醫療機構不同，私立診所通常在股東回報導向下運營，這一差異可能對公共資金投入其服務的成本效益產生影響，值得進一步評估。

胚胎植入前染色體非整倍體篩查（PGT-A）的常規化

將胚胎植入前染色體非整倍體篩查（PGT-A）作為IVF胚胎的遺傳篩查手段并使其常規化，是另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

目前，公立醫院正在對PGT-A進行臨床試驗，但結果尚無定論。支持者認為，鑒于高齡產婦比例上升（這與唐氏綜合征等染色體異常風險增加相關），該技術在新加坡具有必要性。也有人呼吁通過直接補貼或使用公積金保健儲蓄賬戶（CPF Medisave）來為接受PGT-A 檢測的老年女性提供經濟援助。

然而，其中存在若干警示信號。全球多項大規模多中心試驗一致表明，PGT-A并不能顯著提高IVF的成功率。因此，美國和英國的主要專業機構均警告不要廣泛且不加區分地應用該技術。關于PGT-A可靠性的擔憂也持續存在，有指控稱誤診導致可存活的IVF胚胎被丟棄，進而引發訴訟。

例如，澳大利亞生育公司莫納什試管嬰兒（Monash IVF）因基因檢測失誤導致患者失去生育機會，向700名前IVF患者賠償了5600萬澳元。

解決精子、卵子和胚胎捐贈短缺問題

新加坡面臨著為不孕不育IVF患者提供捐贈精子、卵子和胚胎的嚴重短缺，這主要是由于對捐贈者給予金錢補償的嚴格禁令。生物倫理咨詢委員會（BAC）此前曾將此類支付視為不當的經濟誘因。然而，隨著2023年起自愿性冷凍卵子合法化，預計將逐漸積累起未使用的冷凍卵子。這些卵子有望捐贈給卵子質量較差的不孕高齡女性。

有人認為，曾進行擇期冷凍卵子的患者在捐贈未使用的冷凍卵子時應獲得部分補償，以彌補她們已產生的醫療費用。

相反，也有觀點認為，冷凍卵子的患者是出于自身的生育目標而承擔這些醫療費用的，事后決定捐贈并不能追溯性地將私人治療費用轉化為與捐贈相關的支出。

自愿冷凍卵子的補貼與經濟援助

延長補貼和公積金保健儲蓄賬戶（CPF Medisave）使用以支持自愿冷凍卵子的提議，旨在使儲蓄較少的年輕女性能夠在卵子質量最佳時接受這項昂貴的手術。此外，也有人呼吁進一步放寬目前37歲的年齡限制。然而，這里存在一個根本性的矛盾：正如多項海外研究顯示的那樣，絕大多數冷凍卵子的女性最終并未使用這些卵子。

據估計，最終使用冷凍卵子的女性不足十分之一，這將導致公共補貼的大量浪費。此外，選擇性冷凍卵子的主要動因之一——即延長時間以尋找合適伴侶——其有效性亦存在爭議。

在包括新加坡在內的部分國家，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超過男性，而傳統婚配觀念傾向于“教育程度相當或更高”的匹配，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所謂的“擇偶鴻溝”。

在此背景下，此類長期存在的婚姻匹配結構性不平衡，可能難以僅通過提高卵子冷凍的可及性得到根本緩解。

允許代孕

關于是否允許不孕患者進行代孕的問題，引發了人們對“利他主義”安排可能演變為商業交易的擔憂。存在“黑市”中介機構涌現的重大風險，這些機構會暗中為新加坡夫婦物色代孕母親，尤其可能從經濟欠發達國家招募。這可能涉及對經濟條件較差的外國女性進行非正式經濟補償安排，并可能因新加坡夫婦與境外代孕者之間的跨國子女監護權爭議而引發相關法律及跨境協調問題。

鼓勵非傳統家庭形式的形成

在新加坡，允許單身女性和同性伴侶接受IVF以鼓勵非傳統家庭形式的形成，這一爭議性議題需要同步進行政策調整，以保持法律的一致性。

例如，如果同性婚姻仍被禁止，那么允許同性伴侶進行IVF就會顯得自相矛盾。同樣，允許單身女性通過精子捐贈進行IVF，也會與當前歧視未婚母親的公共住房政策相沖突。

投資新興輔助生殖技術

預計還將有呼聲要求政府投資于新興輔助生殖技術的研發，例如體外配子發生（IVG）和線粒體轉移療法（三親IVF）。IVG是一種利用人體其他細胞生成功能性精子和卵子的新技術，在動物實驗中已顯示出良好前景。三親IVF技術通過移植年輕捐贈者的健康卵細胞內容物，為卵子質量較差的高齡女性提供了潛在的解決方案。

新加坡面臨的挑戰在于目前在這些領域缺乏相關研究，若在此階段才啟動研究，恐怕難以引領這一領域的發展。更審慎且具成本效益的做法或許是等待這些技術在其他國家成熟，隨后通過許可協議將其引進。

結論

總而言之，在政府就輔助生殖技術（ART）制定政策以應對新加坡低生育率問題時，必須仔細權衡這些重要注意事項和潛在風險，以確保取得既有效又符合倫理的成果。

本文作者：皇文進（北京大學），孫寧宇（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曙光醫院）

新加坡眼收到北京大學副教授皇文進（新加坡籍）讀者來函，希望刊發他的文章《應對新加坡生育率下降問題：對輔助生殖技術的批判性審視》（原文標題）。新加坡眼刊發此文，不代表我們同意作者觀點。歡迎讀者發表你們的意見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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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文進、孫寧宇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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