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費代寫狀子被罰3萬后，我封筆了，全村都告不贏

2006年秋天，我退休回到青石村。

六十歲的吳德正，教了三十五年語文，退休金兩千八。老伴走得早，兒子在省城打工，我一個人，就圖村里清靜。

回來的第三天，鄰居老張頭蹲在我家門口抽旱煙，吭哧半天說：“吳老師，你幫我寫個低保申請唄？鎮上那個代寫的，要收十五塊。”

十五塊。

我退休金一天不到一百，但這十五塊，是老張頭三天的菜錢。他七十三了，老伴癱床上，兒子在煤窯里挖了八年煤，兩年前塌方砸斷了腿，賠了六萬，看病花光了，現在一家三口擠在兩間土坯房里。

我說好。拿了紙筆，問了他的情況，半小時寫好。老張頭接過去看了兩遍，眼眶紅了：“吳老師，你這字，寫得跟印的一樣。”

我沒要錢。他非要給，最后留了一把青菜。

這只是開始。

青石村離鎮上十五里，鎮上有個法律咨詢所，還有個代寫文書攤，寫一份申請三十，寫一份狀子五十，復雜的一百往上。村里人多數初中沒畢業，寫個東西比挑兩百斤擔子還難。

三個月，我幫村里人寫了四十七份低保申請、十三份宅基地審批、八份工傷認定材料，還有六份上訪信——有的是告村霸占了田埂，有的是告包工頭欠薪不還。

我不收錢。鄉親們過意不去，有的給雞蛋，有的給臘肉，推辭不過，我就留一棵白菜，其余的讓拿回去。日子久了，村里人說“找吳老師”，鎮上人說“那個免費寫字的”。

消息傳得快。后山的李家村、河對岸的張家灣，都有人來找。我那張舊書桌上，稿紙越堆越高，墨水一瓶一瓶地用空。

兒子吳兵國慶回來，看我屋里擠滿了人，皺了眉。

“爸，你收錢了嗎？”

“不收。”

“那你圖啥？”

“不圖啥。他們寫不了，幫一把。”

“鎮上那個法律咨詢所的馬律師，你擋他財路了。”

“我又不開店，幫幾個窮鄉親寫寫字，礙他什么事？”

兒子沒再說什么，走的時候留下一句話：“你要是哪天吃虧了，別怪我。”

我笑笑，沒當回事。

十二月中旬，村里的王翠花來找我。她男人在溫州打工，從腳手架上掉下來，包工頭只給了三千塊醫藥費就把人攆了。她想寫一份勞動爭議仲裁申請書，還得寫一份法律援助申請。

我問了半個下午，把情況理清楚，洋洋灑灑寫了四頁紙。王翠花不識字，我念給她聽，她一邊聽一邊哭：“吳老師，我拿啥謝你啊？”

“把你男人照顧好就行。”

她走的時候，兜里摸出兩百塊錢，非要塞給我。我說不收錢，她不依，說這么厚的東西，鎮上代寫至少收一百五，你要是不要，就是看不起我。推了幾回，最后我收了，尋思著這錢回頭讓村長轉給她家，當給她男人買點營養品。

第二天一早，天剛蒙蒙亮，我被剎車聲吵醒。

推開院門，兩輛車停在門口。一輛司法局的，一輛市場監管的。下來四個穿制服的人，領頭的是個三十出頭的眼鏡男，姓馬，鎮上那個法律咨詢所的老板，司法局某人的親戚。

我在村委會見過他一次，那人一臉和善，見誰都笑瞇瞇。

“吳老師，有人舉報你無證從事法律文書代寫服務，并存在有償經營行為。”市場監管的人很公事公辦，“我們依法進行調查。”

我愣了。

“我就幫村里人寫寫字，不收錢——”

“有證據顯示，你昨天收取了王翠花兩百元代寫費。根據《律師法》和《山東省法律服務管理條例》，個人不得無證提供法律文書代寫服務，尤其是涉及訴訟、仲裁等法律程序的文書。違規的，沒收違法所得，并處違法所得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罰款。”

兩百塊，五到十倍，那就是一千到兩千。

“另外，舉報材料顯示，你長期從事有償代寫，涉及金額較大，我們將依法從重處罰。”

他亮出一張單子。

“罰款三萬元。限十五日內繳納。”

三萬元。

我教書三十五年，退休金兩千八，一年不吃不喝存三萬四。這一罰，我一整年白干。

“隔壁縣的老李頭，跟我一樣免費幫人寫，上個月罰了一千五。”我說。

“各地執法標準不同。你可以申請行政復議。”

標準不同。

我看了看那個馬律師，他站在車旁邊，臉上還是那副笑，像廟里的笑面佛，嘴角的弧度分毫不差。

我想起兒子的話。

當天下午，消息傳遍了三個村。第二天，王翠花跑來我家，撲通跪下了，哭得上氣不接下氣：“吳老師，我對不起你，是我害了你，那兩百塊錢，我不該給你——”

我扶她起來，手有些抖。

不是因為錢。

我去交罰款那天，兒子從省城趕回來。他什么也沒說，遞給我一張卡，里面有他攢的兩萬。我自己的退休金湊了一萬。

從銀行出來，我對兒子說：“你當初說的對。”

兒子沒接話。

“你知道是誰舉報的嗎？”

兒子看了我一眼：“明面上是大賴。私底下，是馬律師。大賴去鎮上咨詢所問過一次事，嫌貴，回來找你寫了，馬律師記恨在心，讓大賴拿兩百塊來試探你，大賴自己也想賺點好處費，就拍了照。”

大賴。那個前年蓋房子讓我寫宅基地審批材料、上個月讓我幫他女兒寫轉學申請的大賴。

我回到村里，把那支用了二十年的鋼筆鎖進了抽屜。

“吳老師，你幫我看看這個——”有人在門口喊。

我坐在屋里沒應聲。

“吳老師？在家嗎？”

“以后別找我，我不寫了。”我隔著門說。

門外安靜了一會，腳步聲遠了。

頭幾天，還有人送雞蛋過來，說“吳老師受了委屈”。一周后，來的人少了。半個月后，村口小賣部的趙嬸告訴我，有人在背后說：“老吳當初肯定寫錯過什么東西，不然人家干嘛罰他？”

“他自己要出風頭。”

“誰知道收沒收錢呢，那天不確實收了兩百嗎？”

趙嬸學著那些人的語氣，說完自己先氣得臉紅了。

我沒說話。關上門，泡了杯茶。

鎮上那個法律咨詢所恢復了之前的生意，甚至更好了。寫一份狀子收五百，填一份申請收八十，打官司寫答辯狀，收三百。村里人叫苦連天，但沒辦法，該寫還得寫。

開春的時候，大賴被鄰居占了半尺墻根，去鎮上寫了狀子，花了五百。鎮上律師寫的狀子送到法院，被退回來兩次，說是格式不對，訴求不明確。大賴跑了三趟鎮上，又花了兩百改稿費。

他在我家門口轉了三圈，最終沒敲門。

后來有人在路上攔住我：“吳老師，你說這事公平不？你寫得那么好，偏偏被罰了，人家寫得不行，還收那么貴——”

我繞開他，走了。

四月份，村委會改選，老村長打電話讓我幫忙寫個HJ選舉的公告。我說：“我不寫了。”老村長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半天，說：“德正，村里人對不住你。”

我沒回答。

五月份，張家灣的張滿倉告包工頭欠薪，去鎮上寫了一份起訴狀，花了六百。開庭那天，法官問“證據清單呢”，張滿倉愣了半天：“啥證據清單？”法官說起訴狀里沒寫證據清單。張滿倉說狀子是鎮上律師寫的。法官看了一眼，說這狀子寫得不行，建議撤訴重寫。張滿倉又花了三百改狀子，前前后后花了一千多，官司還沒打，先欠了債。

他老婆在鎮上碰見我，哭著說：“吳老師，當初你幫我寫的那個東西，一分錢沒收，寫得清清楚楚，我的命咋這么苦啊——”

我轉過頭，看著遠處的山。

七月份的一個傍晚，我坐在院子里乘涼，門口來了三個人。大賴走在前頭，后面是張滿倉，再后面是隔壁村的李寡婦，她家地被強征了，鎮上律師說能告，先交八百代寫費。

大賴手里拿著一沓稿紙，站在門口，臉漲得通紅。

“吳老師，我……我想求你幫個忙。”

“我說過不寫了。”我靠在藤椅上，沒動。

“我知道，可我這官司，鎮上的律師寫的東西真不行，我跑了兩趟法院了，人家說我的狀子‘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我實在沒辦法了——”

“跟我沒關系。”

大賴站在那里，嘴唇哆嗦了半天，突然蹲下去，哭了出來：“吳老師，是我對不起你，當初馬律師讓我送那兩百塊錢的時候，我就不該去，他還讓我拍了照，說對你沒影響，我就是個沒腦子的東西——”

我沒看他。

張滿倉走上前：“吳老師，你幫幫我們，這村子里，除了你，沒人會寫這些東西了。”

李寡婦也開口了，聲音抖得厲害：“吳老師，我男人死得早，我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地也沒了，這官司要是打不贏，我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院子里安靜了很久。

晚風吹過來，帶著稻田里剛打過農藥的刺鼻氣味。遠處的山暗下去，天邊還剩最后一道橘紅色的光。

我站起來，走到屋里，從抽屜里摸出那支鋼筆。

筆尖上還沾著去年干掉的墨水。

我看了看他們三個，又看了看遠處村口那些亮起的燈。那燈光底下，有人在吃飯，有人在吵架，有人在算計明天的工錢，有人想著哪家的墻根往自己這邊挪了半尺。

我把鋼筆重新放回抽屜。

“我欠你們一個字嗎？”

門關上了。

身后，那沓稿紙掉落在地上，紙張散開的聲音很輕，像秋天最后一片葉子從枝頭剝落。

院墻外，夜徹底黑了下來。

#短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