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書寫|在歷史現場講述歷史——評雜技劇《紅旗插上總統府》

在歷史現場講述歷史

——評雜技劇《紅旗插上總統府》

□ 吳欣晨

2026年5月7日，沉浸式情景雜技劇《紅旗插上總統府》在南京人民大會堂上演。該劇由南京市雜技團創作演出，以渡江戰役為歷史背景，講述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小石頭”從流亡孤兒成長為解放軍戰士、最終將紅旗插上總統府的故事。南京人民大會堂建于1936年，是南京現存為數不多的民國時期大型公共建筑之一，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49年紅旗插上總統府時，這座建筑就在一街之外。從歷史現場的沉默見證者，到紅色敘事的演出空間，這一功能轉換構成了該劇在敘事結構、技巧轉化與觀演關系上的特殊語境。本文從這三個層面入手，分析該劇的創作實踐。

主題“回家”的雙線對照

該劇以“回家”為核心主題，通過兩條線索構成對照。劇本將“紅旗插上總統府”的歷史時刻與個體“歸家”的樸素愿望疊合，宏大敘事與個人命運由此交織在一起。

第一條線是小石頭的回家。他是南京大屠殺遺孤，母親曾是金陵戲班旦角，父親是銀行職員。1937年南京淪陷時，他乘木盆漂流逃生，此后流落江北十二年。母親旦角的身份，為小石頭后來假扮“貴妃醉酒”，潛入許半城家提供了合理的行為依據——耳濡目染的身段和唱腔，在十二年后成為他完成潛伏任務的保障。父親銀行職員的身份設定，則是側面展現這個家庭在被戰爭碾碎之前曾經有過的安穩。小石頭最終將紅旗插上總統府，奪回了他口中念叨了十二年的“家”——那座城市、那些食物所代表的日常。但他的家已經不在了。城市的收復與家庭的不復存在，構成了這個人物身上的悲劇性。

第二條線是周家順的未能回家。偵察連連長周家順，母親在北岸守望，未婚妻胡秀英等待完婚。渡江戰斗中，纜繩斷裂，船身搖晃，京滬杭警備司令部后勤計劃處處長江懷刃率軍警趕到，在機槍掃射中開槍將他射殺。江懷刃扣動扳機的動作，暴露了一個垂死體系最后的殘暴。周家順倒下前將江防施工圖塞進小石頭懷中，用盡力氣將舢板推向江心。他那句“從今天開始，你就是一名解放軍戰士了”，是小石頭成人禮的完成，也是他自己生命的終結。

此后是全劇最不尋常的一個段落。雜技本質上是展示生命極限力量的藝術，傳統雜技節目很少表現死亡。當雜技劇需要正面處理犧牲時，必須找到一種既不違背雜技美學、又能承載悲劇內容的方式。紅綢段落給出的方案是：將死亡呈現為靈魂的起身。周家順在綢吊中被托舉、纏繞、升騰，這些動作在雜技語匯中本就帶有克服重力的象征意味，在這里被轉化為生命超越肉身局限的表達。

雜技技巧的敘事轉化

雜技劇的核心命題，是“技”與“劇”如何融合。不少作品在這一關失手：要么技巧堆砌，戲劇被擠到邊緣；要么戲劇先行，雜技淪為裝飾。《紅旗插上總統府》的可貴之處在于，有一定難度的技巧大多承擔著明確的敘事功能。

第二幕司令部一場戲，以魔術演權力，是全劇技巧為戲劇服務的一個典型段落。南京首富許半城與江懷刃談江防施工圖的利益分配，表達的核心手段不是臺詞，而是魔術。飛椅子、杯子懸浮、銀票變花、圖紙撕碎又復原——這些反物理的動作由江懷刃主導，將舊政權官僚的貪婪與虛妄外化得淋漓盡致。江懷刃控制的箱子砸了許半城的腳，喜劇在此處承擔的功能不只是調節氣氛：江懷刃以魔術震懾對方，看似占據上風，但觀眾的笑聲恰好戳穿了他虛張聲勢的權力表演。

與此對照，是第一幕的田園勞作場景。農婦們一邊紡線，一邊在《拔根蘆柴花》的旋律中拋接空竹，彩竹翻飛的弧線與紡線動作彼此呼應。空竹的拋接是紡線“抽紗—纏繞”節奏的延伸，勞動動作被雜技化，同時保留了生活質感。小石頭搶走空竹、弄亂紡線后逃走，人物的俏皮性格在“搶”與“逃”中被勾勒出來。空竹在這里不是生硬植入，而是生活動作的自然延伸。

類似處理貫穿全劇：軍營訓練用蹬人、滾環、蕩爬桿呈現戰士的昂揚與力量，為惡戰埋下伏筆；渡江夜襲用“立繩”展現行軍的靜默與果決——偵察分隊在吊橋上升中潛入，立繩上的每一次移動都被置于被發現的風險之下，雜技動作構成了戲劇緊張感的來源。“技”與“劇”的融合，這部劇給出的方法不是讓雜技配合戲劇，而是讓雜技成為戲劇語言本身。

沉浸式空間的敘事功能

該劇定位為“沉浸式情景雜技劇”，其沉浸式設計在氛圍營造之外，還承擔著具體的敘事功能。這種設計大致可以區分為三個層次：預埋式、釋放式和回溯式。

預埋式的典型代表是算命先生的設置。這個人物在觀眾入場時已經現身——穿過民國街景、尚未進入正戲時，“摸骨算命”的吆喝聲已混入前廳的環境音。此時他看起來只是一個街頭角色，可以互動，也可以忽略。正戲展開后，他與潛伏城內的解放軍對上暗號，口中喊著“解姑娘”作為掩護迅速離場，觀眾這才意識到：開場前的互動是一個被刻意埋下的伏筆。編劇把一個關鍵人物明晃晃地放在觀眾面前，卻以“街頭術士”的身份將其隱藏。從敘事結構看，這構成了伏筆與呼應的完整閉環，讓這個人物從背景角色升格為敘事鏈條上的必要一環。

釋放式的互動則體現在許半城身上。他找不到江防施工圖，意識到自己已經走投無路，九個姨太見狀開始瓜分財產，各自跑路。他在觀眾席間狼狽尋找，觀眾發出笑聲——觀眾笑的是許半城，但他一個人的狼狽背后，折射的是一類人的處境：依附于舊政權聚斂財富的投機者，在歷史轉折處試圖全身而退，最后落得被瓜分殆盡的下場。這個人物被推上前臺承受觀眾的嘲笑，是因為他作為一個符號足夠典型，但觀眾目光真正穿透的，是這一類寄生者無法逃脫的滑稽結局。

回溯式設計落在尾聲部分。紅旗插上總統府之后，該劇沒有讓敘事在歡呼中結束，而是插入了一個時間跨度的轉折：晚年的小石頭走進觀眾中間，以回憶者的身份講述往事。講著講著，另一束光突然亮起——就在觀眾席的同一片區域里，青年周家順定格在中彈犧牲的那一刻，一動不動地站在那里。小石頭緩緩抬起右臂，向連長敬了一個軍禮，喊出一聲“報告”。敬禮的瞬間，時間被打通了。他與連長一同回望舞臺，劇目至此正式結束。

老年小石頭與青年周家順并立于觀眾席中的調度，改變了犧牲者與生還者之間的空間關系：犧牲者不在舞臺上，不在被仰望的位置，而是與生還者站在同一塊地面上。由此，該劇對“精神如何傳遞”給出了一種不同于紀念儀式的回答。一個人的犧牲，沒有沉沒在1949年的江底，而是在一個孩子手中，化作了插上總統府的那面紅旗，定格在歷史之中。

來源：江蘇省文藝評論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