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只有3位開國上校成功晉升為開國少將，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

一九六四年，全軍最后一次大規(guī)模晉銜名單下來，馬寧、涂通今、夏伯勛都在里面。稀罕就稀罕在這里：他們起點都是開國上校，最后卻都跨進了少將行列。

這不是簡單的“熬年頭”。這三個人，路數(shù)完全不一樣：一個從陸軍改飛轟炸機，一個背著藥箱走完長征后改做神經外科，一個從私塾少年一路鉆進航空技術門。可走到最后，答案只剩一句：他們都是當時部隊最缺的技術型軍官。

先看馬寧。這個人一九二二年生，在三人里最年輕，論資歷也最淺。按他在解放戰(zhàn)爭后期的履歷看，授上校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后頭還能一路往上走。

關鍵的一步，是他從陸軍轉進空軍。那會兒新中國剛建空軍，最缺的不是一般干部，是既能打仗、又肯從頭學技術的人。馬寧左腿有傷，可他偏要學飛。他真飛成了。

人家無腳都能飛，他左腿只是短了幾厘米，也要上天。

一九五四年八月到一九五五年五月，馬寧率部參加浙東沿海作戰(zhàn)。到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一江山島戰(zhàn)役打響，這是我軍第一次陸海空三軍聯(lián)合作戰(zhàn)。馬寧帶著航空兵編隊壓上去，轟炸、協(xié)同、掩護，硬是在聯(lián)合戰(zhàn)場上站住了腳。

這一下，路就不一樣了。往后他做到空軍軍一級崗位，成為全天候飛行員和指揮員。軍銜是上校，可職務已經頂上去了。低銜高職。

再看涂通今，這個人更特別。他不是前線沖鋒的戰(zhàn)將，拿的是手術刀。可在當年的部隊里，這把刀一樣值錢，而且越來越值錢。

涂通今一九一四年生，福建長汀人。一九三二年參加紅軍，因為讀過書，被送進紅軍衛(wèi)生學校。長征路上，他帶過裝滿藥品和器械的醫(yī)療箱，邊走邊救人。那箱子不響，可它背后是傷員能不能活。

他后來回憶自己一生有“兩次長征”。一次是紅軍長征，一次是新中國成立后奉命去蘇聯(lián)學醫(yī)。第二次更難。那年他三十七歲，不懂俄語，學的還是國內極缺的神經外科。

“神經外科在我國是缺門學科，中央非常重視啊。”

這句話一落地，他就去了。接觸病人，追病史，磨術語，改病歷，一遍不行兩遍，兩遍不行三遍。不到一年，課程跟上了，俄語也能用了。一九五五年七月，他的論文答辯全票通過，拿到醫(yī)學副博士學位。

一九五六年回國后，他出任第四軍醫(yī)大學副校長，創(chuàng)建全軍醫(yī)院最早的一批神經外科平臺，后來又主持完成國內首例經小腦幕上入路切除聽神經瘤手術。別人往戰(zhàn)場送兵，他往戰(zhàn)場后方送活命的辦法。這也是戰(zhàn)斗力。

所以他從上校到大校，再到一九六四年晉升少將，不是靠照顧，也不是靠例外。是部隊真缺這種人。缺得很。

第三個是夏伯勛。這個人身上的味道，和前兩位又不一樣。他是一條很典型的“技術干部線”：先有文化底子，再進機械，再轉飛行，再進指揮。

夏伯勛一九一七年生于湖南澧縣，小時候讀過私塾。這個底子，在紅軍里很管用。參加革命后，他被送去學汽車、拖拉機、摩托車駕駛與維修，還學內燃機構造。后來身體條件過硬，又被挑去學飛行。路就這么拐進了航空門。

到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已是第六航校副校長兼飛行大隊長。開國大典空中檢閱，他做過地面指揮。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空軍設前線指揮所，他又被放到更吃技術、更吃組織的位置上。這不是一般干部能頂?shù)摹?/strong>

后來關于他一九五五年究竟是授上校還是大校，民間一直有不同說法。可有一點是明白的：他在一九六四年確實晉升了少將，后來做到濟南軍區(qū)空軍副司令員。能走到這一步，憑的還是那套本事——飛行、訓練、指揮、技術，全都得懂。

說到底，這三個人看著不像一類人，一個在天上，一個在手術臺前，一個在航校和前線指揮所之間來回跑。可把他們的履歷攤開，線索非常硬。

第一，他們都不是單純按資歷往上排的人。第二，他們都補在了部隊最缺的地方。第三，他們干的都不是“誰來都行”的活，而是換個人就未必頂?shù)蒙?/strong>的技術崗位。

一九五五年授銜，更多看革命資歷與當時任職；到一九六四年，技術建設、軍兵種發(fā)展、現(xiàn)代化需求，分量已經越來越重。于是，馬寧、涂通今、夏伯勛這三個人，就從同樣的開國上校里走了出來。

一個在一江山島上空帶隊突擊，一個在病歷紙上反復改字，一個從機械課、飛行課一路走到空軍指揮崗位。鏡頭不同，方向卻一樣：都在把一支靠步槍起家的軍隊，往現(xiàn)代軍隊上推。

這就是他們三個人共同的地方，也是那次晉升最值得記住的地方。不是誰運氣好，是誰不可替代。

到一九六四年，那份名單寫下去時，紙上只是三個名字。可名字背后，一邊是轟炸機，一邊是手術刀，一邊是飛行指揮圖。門一關，時代已經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