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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上旬,科普博主“耿同學講故事”在社交平臺上扔了一顆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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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有實驗室常識的人都明白,真實的生物學實驗充滿隨機誤差,出現這種整齊劃一的規律,只有一種解釋:數據是編的,而且編得極其敷衍,連隨機數生成器都懶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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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只是序幕。從4月中旬起,耿同學在短短36天內接連舉報了4所高校的5位教授團隊,被點名的清一色是手握“杰青”“長江學者”等頭銜的資深學者。
南開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陳佺、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副主任康鐵邦、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院長鄺棟明、上海大學轉化醫學研究院院長蘇佳燦——這些在學界響當當的名字,悉數卷入輿論風暴。
南開大學、中山大學、上海大學先后宣布啟動調查程序。
一位北航退學博士,憑一己之力把中國生物醫學領域的多位頂尖學者推上了風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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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指揮棒下,期刊審稿往往看重投稿者的頭銜而非內容質量,“長江學者”“杰青”的名號本身就是通過率最高的通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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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校內部,科研處多數情況下只承擔“備查”職能,學術誠信幾乎完全依賴課題組自律。與此并行的是,學術造假早已形成一條分工明確的灰色產業鏈。
代寫、代發、數據偽造、甚至“無痕撤稿”都能找到明碼標價的服務,單篇代寫費用可達數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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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失守只是技術層面的漏洞,更深層的病灶藏在學術圈的運行邏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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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窒息的是,這種生態已經形成了一種“利益抱團”的默契:同行評議礙于情面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高校為了學科排名和政績對造假“捂蓋子”,期刊為了維持影響因子也不愿主動撤稿。
圈子內部人人抬頭不見低頭見,誰砸別人的飯碗,自己的飯碗也未必保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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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這些年真正的學術打假幾乎都來自圈外人。
隨著舉報規模持續擴大,抹黑耿同學的聲音也接踵而至——“博流量”“想紅”“片面解讀”——各種標簽被貼上來。
耿同學則直言,擔心繼續舉報下去可能造成“法不責眾”的局面,加上自身面臨的安全壓力,他已暫停公開打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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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層面,教育部等五部門聯合印發了《“人工智能+教育”行動計劃》,明確要有效防范利用人工智能學術造假等問題。部分高校也在嘗試引入AI工具對學術成果進行篩查,試圖用技術手段破解“人情審稿”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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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同學的打假風暴撕開了一道口子,但后續能不能把這口子變成一扇推開的門,考驗的是整個科研體系的治理決心。
參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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