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十萬八千斤恨在心頭 | 《揚州十日記》里的地獄與人間

作者自敘“行過一溝一池，堆尸貯積，手足相枕”

公元1645年，中國歷史的年輪上刻滿了動蕩與血淚。這一年，大明王朝的龍椅已經易主，滿清的鐵騎早已入關，正勢如破竹般地吞并著整個中原大地。中國“清朝”：為何越來越不受歡迎？

而與“1645”這個數字緊緊聯系在一起、沉甸甸壓在心頭的，正是這場發生在煙花三月之下、江南重鎮揚州的浩劫——揚州十日。

提起揚州，人們總會想起詩仙李白“煙花三月下揚州”的浪漫吟詠。杜牧的十年一覺，徐凝的二分明月，幾千年流淌的運河文脈，讓這座古城在中華歷史上占據了無可替代的文化坐標。

然而，也恰恰是它，成了一塊巨大的傷疤。有史料描述當時的慘狀為“堆尸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為五色，塘為之平”、“城中積尸如亂麻”。數不清的揚州百姓身首異處，讀后使人不寒而栗，痛恨之情，油然而生。

這些血淚交融的文字，都來自一部八千字的小書，一本曾在清朝被嚴厲禁毀、在近代又作為“革命號角”復活的親歷者回憶錄——《揚州十日記》。作者是一個名叫王秀楚的揚州普通知識分子。

故事，要從王秀楚在自家墻縫后窺視到的一幕開始。

一、硝煙四起：風雨飄搖的南明與小朝廷的內斗

一個王朝的坍塌，從來不是從外部開始的。

公元1644年（崇禎十七年），李自成的大軍攻入北京城，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在煤山自縊，延續了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拉上了帷幕。

王朝覆滅之際，殘存的朱氏宗親南逃至留都南京，擁立福王朱由崧登基，改元“弘光”。這便是歷史上最后一個漢人正統政權——南明。

然而，作為南明首席軍事統帥的史可法，面對的卻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為防清軍南下，他制定了以揚州為屏障、聯結江北四鎮的軍事防御體系。但弘光朝內部黨爭極為激烈，權臣馬士英借擁立之功把持朝政，與史可法等主戰派水火不容。

禍不單行，武昌軍閥左良玉以“清君側”為名順江東下討伐馬士英，馬士英急調原本駐防江淮的精銳部隊西上阻擊，致使江淮防線完全空虛。史可法雖有“督師”之名，卻根本指揮不動四鎮兵馬。就這樣，南京的北大門，幾乎不設防地向清軍敞開了。

二、孤城落日：史可法的壯烈與無奈

1645年（清順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四月，豫親王多鐸率十五萬清軍大舉南下。白洋河失守后，史可法倉促退守揚州，閉城御敵。

昔日的繁華之都早已籠罩在戰爭的陰云中。在清兵攻城之前的幾日，揚州城內已是風聲鶴唳。

王秀楚在《十日記》開篇這樣描述當時的場景：“城前禁門之內，各有兵守。予住宅新城東，楊姓將守焉，吏卒棋置。予宅寓有二卒，左右鄰舍亦然，踐踏無所不至。供給日費錢千余，將不能繼。”

為了平息士兵的騷擾，城中百姓不得不設宴款待守將。王秀楚陪著笑臉，“謬為恭敬”，好不容易討得軍官歡心，戒令士卒稍微退遠。而那位軍官竟還有閑情逸致——“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娛軍暇”。大敵當前，明末的軍紀已經腐敗到了何等地步！

四月二十四日，清軍用紅衣大炮猛轟揚州城墻。二十五日（公歷5月20日），城破。

城破之際，史可法欲拔劍自刎，被部下阻攔。一行人擁著他試圖突圍，不幸被俘。多鐸親自勸降，史可法嚴詞拒絕，從容就義，時年四十四歲。

《明史》評價史可法曰：“憫國步多艱，忠義奮發，提兵江滸，以當南北之沖……力圖興復。然而天方降割……”這位誓與揚州共存亡的民族英雄，終究沒能擋住清軍鐵蹄——而接下來發生的一切，遠遠超出了戰爭本身的殘酷。

三、人間煉獄：《揚州十日記》中的十日絕筆

揚州城破，才是噩夢真正的開始。

清軍統帥多鐸因攻城遭受了本可避免的巨大傷亡，惱羞成怒，遂下令屠城，十日不封刀。

翻看王秀楚以親身血淚鑄就的那八千字，一股窒息感撲面而來。

因城墻過于狹窄火炮無處安放，史可法曾在城垛設木架炮，但工程未畢，敵軍已登城。清軍白刃亂下，守城軍民奔避踐踏，紛紛跳上木板逃亡。然而那木板并不牢固，“托足即傾，人如落葉，死者十八九”。

王秀楚寫道：“及屋者，足踏瓦裂，皆作劍戟相擊聲，又如雨雹挾彈，鏗然鞫然，四響不絕。”

從城頭僥幸逃下的人又闖入民居，堂室內外以至臥房之中，守城軍民都在驚惶失措地覓隙潛匿，主人呵斥也無法阻止。

王秀楚從窗縫向外窺視，初見清兵“步武嚴整，淋雨亦不少紊”，心中稍安。然而—— “俄見有擁婦女雜行其間，服飾皆揚俗。”

看到這一幕，王秀楚驚恐萬狀，即刻轉身淚流滿面地對妻子說：“兵入城，倘有不測，爾當自裁。”妻子含淚答諾，并交出所有金銀：“我輩休想復生人世矣。”

此后十日，清軍在揚州城內瘋狂屠戮。王秀楚寫道，十日之后，全城一片血腥，“行過一溝一池，堆尸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為五色，塘為之平”。

揚州居民除少數破城前逃出和個別躲藏深處幸免于難者外，幾乎全部慘遭殺害。王秀楚一家八口，最終僅余三人。

四、血證與疑云：關于《揚州十日記》的真實性爭議

歷史的煙塵彌漫三百年后，《揚州十日記》這本被嚴令禁毀的小書，卻在近代意外“復活”，成為辛亥志士們手里的一面反清大旗。

然而，當我們今天翻開這段往事，最先迎面撞上的，是一個極具分裂性的問題：這一切，到底是真的嗎？

近年來，圍繞“揚州十日”的爭議日益激烈，甚至一些學者公然宣稱“揚州十日純屬子虛烏有”，認為《揚州十日記》是晚清革命黨人為了“排滿”需要而偽造的。

然而，史實遠比那些“顛覆性”的論斷要堅實得多。縱觀《揚州十日記》的整體敘事，其真實可信度是相當高的。

其一，日記里清晰地透露了明末軍紀的極端腐敗。面對大敵壓境，明軍竟在城內欺凌百姓索取金錢，軍頭甚至縱情聲色要挾找妓女。試問，如果這是一本近代人編造的假書，為什么要將明朝軍隊的丑態揭露無遺？這恰恰體現了王秀楚不存偏見、無所袒護的客觀立場。

其二，除《揚州十日記》外，同時代的史籍和記錄構成了多重佐證。明末史學家計六奇的《明季南略》對揚州大屠殺有所記載；當時在華的外國目擊者、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衛匡國在其所著《韃靼戰紀》中，也對清軍在揚州的暴行留下了相當沉重的描述。

其三，清廷對相關記錄的嚴厲禁毀，從反面印證了事件的真實性。《揚州十日記》被列入《四庫禁毀書目》，乾隆朝軍機處奏準“全毀書目”中亦有《揚州十日錄》。若非其事確鑿，清廷何必花大力氣禁毀一本虛無縹緲的“假書”？

至于“屠殺了八十萬人”這個流傳極廣的說法，近年學術界考據指向了一個共識：王秀楚原文中并無此確切數字，所謂“八十萬”系后人為了革命宣傳而有所拔高添補。

但這并不意味著“揚州十日”是假的——八萬也好，八十萬也罷，無論最終具體數字是多少，都無法改變清軍在揚州犯下屠殺暴行這一核心史實。

五、歷史的幽靈：三百年沉寂與辛亥復活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在整個清朝，《揚州十日記》從未真正被“忘記”，但它作為一本禁書，長期在地下秘密流傳，見于道光年間刊行的《荊駝逸史》中。

清廷耗費大量精力推行文字獄，試圖抹去這段血腥往事。然而，歷史記憶從來不會因為官方的壓制而徹底消亡。真相就像一顆火種，被埋得越深，越會在某一刻猛烈燃燒。

真正讓“揚州十日”成為家喻戶曉事件的，是辛亥革命前夕那段風起云涌的歲月。

當時，大量反清的仁人志士和流亡留學生，在日本東京等地文庫中發現并大量抄錄翻譯了這本禁書，作為反清排滿、宣傳革命的歷史鐵證。《揚州十日記》與《嘉定屠城紀略》《黃蕭養回頭》等一道被大量翻印，輸入國內，“希望使忘卻的舊恨復活，助革命成功”。

魯迅先生在《雜憶》中深切地記述了這一點：“別有一部分人，則專意搜集明末遺民的著作，滿人殘暴的記錄，鉆在東京或其他的圖書館里，抄寫出來，印了，輸入中國，希望使忘卻的舊恨復活，助革命成功。”

就這樣，一本在清初寫成、在清朝被埋沒了兩百多年的小冊子，在清朝最末的日子里，化為了一柄真正的精神利劍，刺向清廷的心臟。歷史以其詭譎的吊詭，完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復仇。

結語：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前幾年，一位在央視《百家講壇》上紅極一時的清史學者，不但在公開講座中斷言“揚州十日”是夸大之說、清軍并沒有屠城，甚至還恬著臉去揚州當地宣講“清軍少殺人”。

面對此類觀點，無數網友站出來堅決唾罵，并直言不諱地反駁：“豈能因為過去了，就放過了？那么我們還有什么臉面紀念‘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歷史事件呢？”

歷史容不得任何褻瀆。尤其是民族苦難史，哪怕里面夾雜著黨派、民族斗爭的復雜性，但那些倒在屠刀下的平民百姓，那堆積如山的尸骸，那化為五色的血池，卻是人性中最底線、最不容辯駁的罪惡。

從長平的白骨，到揚州的血河，再到南京城下的三十萬冤魂，不同時代的劊子手換了，屠城這個行為本身——那種對生命赤裸裸的踐踏、對文明赤裸裸的摧毀——卻始終在歷史舞臺上一次次上演。每一次的代價，都由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來承擔。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重溫“揚州十日”，不是為了刻意挑起民族仇恨，更不是為了復辟早已消散的帝王之爭。

而是在提醒我們在場的每一個人——這世界從來沒有理所應當的和平與安寧。

每一代人，都有責任守護文明的底線，都有責任拒絕任何形式的屠戮與暴力，都有責任確保這樣的悲劇，永遠不會降臨在我們或者我們子孫頭上。

作者：寧漢興，小鎮做題家，旅居錫城，熱愛歷史、武俠，正在創作相關歷史小說，第一部《江陰血劍》即將連載，敬請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