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愛為炬，與未檢同行

今年是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創建40周年。從1986年上海長寧誕生全國首個“少年起訴組”，到如今“捕訴監防教”一體、“四大檢察”協同、“六大保護”共治，40年未檢征程，完成了從粗放辦案到系統治理、從單一司法到全域守護的深刻蝶變。在這條守護少年的法治之路上，有一群觀察者、推動者、踐行者始終在場。“六一”國際兒童節，《檢察日報》特邀吳梅芳、黃美媚、楊會軍、張大冬等四位全國人大代表，傾聽他們講述與未檢同行的履職故事。

全國人大代表、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院副院長、二級教授吳梅芳：

從一名鄉村教師的嘆息說起

作為十三屆、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檢察院特約監督員，能夠親歷并參與推動未成年人檢察事業的發展，我深感榮幸，也倍感責任重大。多年來，我始終把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放在心上、扛在肩上，一步步走近未檢、理解未檢、融入未檢，見證了未檢事業從“個案辦理”走向“系統治理”的深刻變遷，也見證了全過程人民民主在未成年人司法保護領域的生動實踐。

一切的緣起，是一次基層走訪中，一名鄉村教師的輕聲嘆息。

那是多年前的一個下午，我到一個鄉村學校調研，一名老師語氣里滿是焦慮與無助：“我們班上有個孩子，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缺少陪伴和管教。最近我發現他總和幾個社會青年混在一起，我特別擔心他走歪路，但除了著急，真不知道該怎么辦。”

老師的話，像一根細針，輕輕扎在我心上。作為長期研究基層治理、關注青少年成長的人大代表，我深知，監護缺失、親情缺位、引導不足，是很多困境未成年人成長路上的“隱形陷阱”。他們既容易沾染不良習氣、誤入歧途，也更容易成為被侵害的對象。

從那時起，我開始系統思考、持續調研，把基層發現的一個個“小問題”，轉化為推動治理的一個個“金點子”。九年來，我先后提出6項聚焦未成年人保護的建議，涵蓋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校園周邊安全治理、少年法庭改革、未成年人智能手機管控等多個方面。這些建議，從不同側面為未成年人成長保駕護航，也為后來提出系統性治理建議，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2025年全國兩會，是我履職路上的重要一站。我提交了《關于履行檢察職能加強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治理工作的建議》，該建議被確定為全國人大重點督辦建議，由最高檢主辦，中央網信辦、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團中央協辦。建議的核心，是推動構建“前端預防敏銳、中端干預精準、后端矯治有效”的立體化治理體系，我在建議中明確提出：要讓督促監護令和家庭教育指導常態化、制度化，不能停留在紙面；要抓實“控輟保學”，強化校園安全建設；要落實“預防就是保護、懲治也是挽救”的理念，依法辦理涉未成年人案件；要推進未成年人罪錯行為分級干預矯治體系建設，加強專門教育與矯治教育監督。

沒有“文來文往”的繁雜，只有“同題共答”的真誠。收到建議后的三個月內，最高檢未成年人檢察廳多次與我溝通，主動通報進展、坦誠交流難點、認真聽取意見。他們不僅詳細匯報階段性工作舉措，更把我請到檢察機關，面對面座談研討。

辦理答復也不局限于總結過往工作，更著重規劃未來治理路徑，真正把代表民意、群眾期盼融入未檢工作規劃之中。這份用心打磨的建議答復文稿，以綜合得分第一名被最高檢評為2025年全國兩會建議提案優秀答復文稿。今年2月，我的這一建議辦理案例又被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工作委員會評為“高質量辦理代表建議典型案例”。這些肯定的背后，是檢察機關尊重民意、為民履職的責任擔當。

吳梅芳代表（前排右二）與同學們一起，參觀安徽省合肥市法治宣傳教育基地暨合肥市包河區青少年法治教育實踐基地，聽取檢察官的講解。

作為兩屆全國人大代表，九年履職路，六條護童建言，我深切體會到，未成年人保護永遠在路上。未來，我將繼續堅守代表使命，扎根基層、傾聽民聲，聚焦未成年人保護的難點痛點，持續建言獻策、跟蹤監督，與全體未檢人并肩同行，用法治守護青春，用溫情護航成長，讓每一個孩子都能在法治陽光下平安、健康、快樂地長大。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原始人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行政人力資源部行政專員黃美媚：

一場愛與時間的“賽跑”

5月12日，我再次來到浙江省永康市檢察院調研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看著未檢辦公區內一面貼滿孩子照片的墻壁，感慨萬千。

檢察官說，這些照片是經過幫教順利回歸社會的孩子們寄回來的。我不禁想到，一紙懲戒很容易，但要真正拉回一個孩子，還是需要有人幫他把“岔路”鋪回“正道”。在這場愛與時間的“賽跑”中，我就想做這樣的人。

與未檢工作的結緣，始于2018年我剛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不久的那次未檢工作專題調研。當我得知，一些涉罪未成年人往往是因為家庭監護缺失，或受不良信息誘導才走上了歧途時，內心深受感觸。我思忖著，自己作為一名全國人大代表，能否為這些迷途的孩子做些什么？

2019年5月27日，在永康市檢察院的大力支持下，浙江省首個“全國人大代表未成年人關護站”在永康正式揭牌。我堅信，檢察力量與代表力量的結合，將為處于特殊環境中的孩子提供更多關護照料。

很快，我參與了一起未成年人涉嫌盜竊罪的幫教。檢察官告訴我，考慮到沒有造成嚴重后果，想對17歲的小林（化名）作附條件不起訴處理，但小林身邊沒有合適的監護人，幫教基礎較弱，這讓他們犯了難。

“咱不是有關護站嘛。”我當即表示。于是，依托關護站的“人大代表+檢察官”聯動機制，我們組建起由全國、金華市、永康市三級人大代表組成的關護聯絡組，承擔起彌補監護缺失、強化日常關護的職責，筑牢幫教工作的“兜底防線”。

考驗期內，我與檢察官定期對小林進行跟蹤回訪。幾次促膝長談后，我們意識到，思想上的扶正終究要靠生活里的“扎根”來完成。順著這個方向，我們為小林提供了“一對一”的就業指導，幫他梳理職業優勢、明確發展方向，一步步為他鋪就回歸社會的踏實道路。考察期滿后，檢察院綜合其表現，最終依法對其作出不起訴決定。

2021年5月，我接到了小林打來的電話：“阿姨，贓款終于全部退清了。雖然賺錢不容易，但我感覺很充實。”電話那頭的聲音亮堂了許多。那一刻我揪著的心終于放下了。

黃美媚代表（后排左五）參加面向未成年人的普法活動。

關護站的成立只是開始。我始終覺得，個人的力量太有限，必須團結更多力量共同參與。于是，我和檢察官們在實踐中不斷摸索和總結：運行“1+1+N”團隊模式、推行“權益維護+心理疏導+關護幫教+保護救助”聯絡組分工協助模式、設立附條件不起訴不公開聽證的精準監督機制……漸漸地，涉罪未成年人幫教、社會資源鏈接的全鏈條“大保護”格局逐漸形成。我欣喜地看到，關護站的力量也隨之壯大，成員從最初由我以“全國人大代表”身份單點推動，逐步拓展為“人大代表群體”的合力參與。

截至目前，關護站已吸納各級人大代表8人、律師6人、志愿工作者20人，累計開展幫教300余人次。人多力量大，我們的干勁更足，成效也更好了。

未成年人代表著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因此，作為全國人大代表，我深感責任重大，一定要為未成年人健康成長鼓與呼。

2019年全國兩會，我建議制定兒童福利法；2020年，我建議將法治教育納入九年義務教育；今年，我聚焦未成年人保護體系建設，建議建立跨部門聯動機制，打破未成年人保護信息壁壘。

回望來時路，我覺得能以自己的綿薄之力，為下一代健康成長保駕護航，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面對已砥礪前行四十載的未檢工作，我知道站在新的歷史節點，未檢工作將迎來更光明的前景，自己要做的事也會更多。

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龍煤集團七臺河礦業公司龍湖煤礦支柱廠副廠長楊會軍：

守護少年就是守護未來

我從一名普通采煤工人成長為支柱廠副廠長，大半輩子都與礦井、安全、堅守為伴，早已把“時時放心不下”的安全生產底線刻進骨子里。自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后，我的履職版圖多了一份溫柔且堅定的牽掛——未成年人司法保護。我在見證未成年人檢察40年蛻變的過程中，讀懂了“守護少年就是守護未來”的深刻意義。

這份跨領域的履職初心，源于與黑龍江省七臺河市檢察機關的深度聯動。在一次檢察開放日上，辦案檢察官分享的一起案件，讓我至今難忘。幾名十幾歲的孩子，因家庭教育缺失、日常無人監管，長期深夜在外游蕩、聚眾斗毆，最終被公安機關依法處置。因未達刑事責任年齡，案件沒有進入司法追訴程序，孩子們的人生迷途也無人引導、無人矯正。

“楊代表，這事兒不是檢察院一家能解決的，得有教育、民政、公安、學校一起使勁兒。”檢察官的一席話，讓我深受觸動。我常年扎根礦區，知道大量務工家庭因生計外出打拼，留下眾多留守、困境兒童。家庭監護缺位、日常管教缺失，讓部分孩子游離在監管之外，極易誤入歧途、觸碰法律紅線。于是，我下定決心深耕未成年人罪錯行為預防與矯治工作。

為吃透未檢工作政策、摸清基層治理痛點，我主動研讀最高人民檢察院專項文件、行業研究資料，虛心向未檢干警請教專業問題，逐案梳理未成年人罪錯行為由輕到重、循序漸進的演變規律。那段時間，我二十余次走進檢察院與未檢檢察官溝通交流，最長一次電話溝通時長超過兩小時。

我深刻認識到，未成年人犯錯大多是成長偏差而非本性惡劣，罪錯行為的早期干預、分級矯治，是阻止少年滑向犯罪深淵的關鍵關口，也是新時代未檢工作精細化治理的核心要義。未檢四十年的發展歷程，正是不斷補齊干預短板、細化治理標準、完善協同機制的進階之路。

2025年全國兩會上，我正式提交關于加快制定未成年人罪錯行為分級干預規范性文件的建議，呼吁建立分層分類、精準施策的干預矯治體系，打通多部門協同治理堵點。讓我倍感溫暖與振奮的是，我的建議得到了最高檢的高度重視。兩會結束后，最高檢工作人員多次與我主動對接，逐條反饋建議研究落實進度。同年7月，我收到了最高檢的書面正式答復。答復明確提出，將加快完善未成年人罪錯行為分級標準，健全多部門聯動干預機制，推動基層矯治工作有規可依、有章可循。

楊會軍代表（右一）參加黑龍江省七臺河市檢察院法治進校園活動。

這份跨越千里的雙向奔赴，讓我真切見證了新時代未檢工作求真務實、傾聽民聲、回應民意的優良作風，也讓我更加堅定了深耕未成年人保護領域的履職決心。此后，我持續跟進調研、緊盯落實進展，往返檢察機關開展實地走訪。

今年1月，我欣喜地獲悉最高檢正式印發《關于進一步強化檢察監督 促進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治理工作的意見》，為全國未成年人犯罪預防與治理、分級干預矯治提供了統一規范指引，這也標志著我國未檢治理體系在40年深耕迭代中，實現了更加精準化、制度化、系統化的跨越升級。

有人問我，常年扎根井下一線，為何對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如此較真？我想說，我深知基層生活的不易，更懂迷途少年對救贖與希望的渴望。未成年人保護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這根守護之弦我將永遠緊繃、永不松懈。

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淮安市新安小學校長張大冬：

補上青少年缺失的這一課

今年是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創建40周年。我所在的江蘇省淮安市新安小學是一所底蘊深厚、傳承紅色基因的百年名校，學校始終將校園法治建設擺在重要位置。作為扎根教育一線的全國人大代表，我有幸站在校園育人與司法保護的交會點，親身見證新時代未檢工作的迭代升級。

2023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提出要把青少年培養成為擁有“四個自信”的孩子。總書記的指示讓我深受啟發，當晚，我與淮安區檢察院未檢部門負責人溝通。結合長期校園教育經驗，我提出法治副校長普法模式成效顯著，但實踐中存在普法碎片化、不系統的問題，亟須創新工作方式，構建體系化的校園普法機制。

我們迅速達成合作共識，以法治副校長制度為核心抓手，體系化推進校園普法提質增效，聚焦學生、教師、家長、學校四方需求，打造實現四個“心安”的法治育人體系，正式創立“法治心安工程”，我也受邀成為淮安區檢察院未檢辦案團隊特聘專家，肩負起司法與教育聯動的履職責任。

張大冬代表（左一）為小學生介紹新安旅行團歷史。

為讓法治教育入腦入心、落地生根，我們立足新安旅行團紅色傳統，組建“小好漢法治宣講團”，轉變傳統單向普法模式，讓青少年成為法治宣傳的主力軍。與此同時，淮安區檢察院專門在我校設立法治副校長專屬辦公室，安排檢察官定期輪值，全程參與、指導校園法治建設各項工作。

經過階段性實踐打磨，“法治心安工程”模式日趨成熟，迅速在全區中小學推廣落地，先后獲評江蘇省檢察機關“法治副校長履職典型事例”、第四批黨建與業務融合典型事例，檢校聯動法治育人成效持續凸顯。

2025年全國兩會期間，我結合大量實踐調研，提交關于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分級處置、精準矯治機制的建議，呼吁通過分級處置機制對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實施精準矯治，提升幫教矯治精準度。該建議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相關話題兩次登上微博熱搜，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一時間反饋，明確該建議與全國檢察機關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方向高度契合，將統籌研究、落地落實。一份小小的建議引起如此巨大的關注，這讓我更加真切感受到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的社會價值與時代意義。

今年春節一過，我再次來到淮安區檢察院調研未檢工作。座談時，檢察官講述的一個細節引起了我的關注：部分未成年人缺乏性知識和相關法律知識，可能遭遇性侵犯罪。深思熟慮后，我建議由檢察院牽頭相關部門，開展一次以性安全教育為主題的專項行動，彌補家庭和學校缺失的這一課。

很快，由淮安區檢察院牽頭區婦聯、教體局、團區委等部門共同參與的“青春期安全法治教育全覆蓋”專項行動正式啟動，我應邀參與了具體工作方案的制定。活動創新設置雙課程體系，由“女童保護”志愿講師講授《擁抱青春期》課程；由檢察官專屬研發《給青春加道防護鎖》法治課程，解答青少年法律困惑、明確行為邊界。截至今年5月中旬，專項行動已開展授課100余節，覆蓋學生6000余人，力爭暑期前實現全區24所中學、737個班級、31192名中學生法治安全教育全覆蓋。

從1986年上海市長寧區檢察院成立首個少年起訴組開始，四十年風雨兼程。一代代檢察人堅守護童初心，推動未成年人保護工作不斷邁向規范化、社會化、精準化。作為教育戰線的人大代表，我將繼續立足雙重身份，以校園為陣地、以實踐為依托，持續深化檢校聯動，當好司法保護與學校保護的連心橋，為未檢事業高質量發展持續貢獻教育力量、代表力量。

來源：檢察日報·聲音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