灣石牌坊
探秘明代進士坊
鄧明明
鄰水縣王家鎮巖河村2組下灣,有一座古樸素雅的石牌坊。牌坊坐西北向東南,建筑面積約20平方米。坊為二柱一間,寬2.6米,高3.9米,兩側以圍墻相接。坊柱兩側施抱鼓石,鼓面飾卷草連枝紋,坊頂已毀。坊匾正面陽刻楷書“世家宏業”四字,字徑30厘米,首款題“賜進士第出身行人司行人”,落款為“天啟辛酉歲仲冬吉旦”。匾額上下部高浮雕神話人物造像,頭部已不存。坊匾背面陽刻楷書“甲第新開”四字,首款和落款與正面相同,上部浮雕“雙鳳朝陽”,下部雕刻已毀。該牌坊于2013年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時被發現并登記為不可移動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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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水下灣牌坊
一、坊主考定
落款“天啟辛酉歲”即明熹宗天啟元年(1621年),這是牌坊斷代的有力實證。首款提及“行人司行人”。行人司系明代所設官署,掌傳旨、冊封等事;行人則是行人司的官員。洪武二十七年定制,行人司官員共四十人,其中司正一人,正七品;司副二人,從七品;行人三十七人,正八品。明初行人由孝廉、秀才充任,后改從進士選任。
下灣石牌坊建于天啟元年,由此可推坊主中進士應在此前數年。據道光版《鄰水縣志》選舉篇記載,明代鄰水進士共十九人。自1621年上推四十年,鄰水登進士者僅六人,分別為:劉三才,萬歷十一年(1583年)癸未科進士;楊繼夔,萬歷十七年(1589年)己丑科進士;馮從龍,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甲辰科進士;孔宏頤,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丁未科進士;劉克愷,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丙辰科進士;甘學闊,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己未科進士。從時間看,此坊最有可能是家族為劉克愷或甘學闊所立。再查《鄰水縣志》人物篇,鄰水明代進士中僅甘學闊一人曾任行人司行人。由此可斷,下灣石牌坊即為甘學闊進士及第牌坊。
二、甘學闊其人
甘學闊,字用廣,號元宏。明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己未科會試第五十九名,殿試三甲第八十三名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崇禎元年(1628年),授云南巡按監察御史,督辦云南抗洪救災事宜。在任期間,甘學闊不僅迅速賑災復產,更趁勢剿滅安效良等賊寇,安定西南。其后改任浙江道監察御史,籌辦學院,激勵學官,親自授學,為國家培養了吳貞啟、吳偉業、李清等一批俊彥。崇禎七年(1634年),升任大理寺正卿。崇禎八年(1635年),以右僉都御史銜出任陜西巡撫,負責賑災平叛。主政陜西期間,誅殺王三錫,招降叛眾數萬人,安置于延安,后因降眾復叛受朝廷追責。《鄰水縣志》收錄甘學闊《密陳平賊機宜疏》,可見其平叛之勞苦與報國之熱忱。晚年,甘學闊回到家鄉,重建學宮,致力講學,著有藝文集。
三、城中諸坊俱毀,山村孤坊獨存
據道光《鄰水縣志》記載,全縣共有科舉甲第類牌坊十一處(含科舉、武舉、鄉賢),分別為:楊純進士坊、談倫進士坊、解元聯第天官大夫坊(為進士劉三才立)、世代天寵坊(為進士馮從龍立)、甲第傳芳坊(為進士孔宏頤立)、天子耳目南國文宗坊(為進士甘學闊立于城東北街)、天畿豸史七藩總憲坊(為進士楊一俊立)、名賢坊(為鄉賢楊芳春立)、節制兩省分閱三邊坊(為陳治道立)、科第聯芳青云繼美坊(為劉嘉會、劉嘉賓立)、天朝名帥昭代元戎坊(為甘良臣立)。
科舉甲第類牌坊,又稱“金榜題名”牌坊,需貢生(國子監學生)、舉人、進士等方有資格建坊,故地方上多有“進士坊”“舉人坊”等俗稱。但在封建社會中,尤其是明清時期,牌坊的使用有嚴格的等級限制,除上述資格外,尚需皇帝批準,共分御制、恩榮、圣旨、敕建四種。鄰水縣城所載十一處明代科舉甲第類牌坊,均位于縣城街道或城門附近,幾乎占據主要交通要道,疑為皇帝恩榮而建,即由皇帝頒旨、榮及鄉里,由地方籌資建造。鄰水作為內地小縣,能將如此多的牌坊集中于縣城,彰顯了地方教育的榮耀。可惜城中諸坊均已毀沒,唯有隱于山村的下灣“甲第新開”牌坊尚存于世。此坊多半為“圣旨”或“敕建”類牌坊,即由皇帝恩準,官員或家族自行籌資修建,以彰顯家族榮耀,常立于家族祠堂或舊居之前。古代學士以登科入仕為人生最高追求,一朝為官,全家乃至全族皆可能受封,成為地方名門望族,恩澤后世。如甘一桂,便憑借其子甘學闊被誥授為通中大夫,妻子夏氏誥授為太夫人。
四、廣安最古石牌坊
從全市文物種類看,全市近三千處不可移動文物中,古牌坊建筑僅十二處,十分稀少。其中,全民水庫節孝坊、代市牌坊、平橋牌坊、雙石壩牌坊、百歲旌表牌坊、新街“槐蔭重開”牌坊、三角灘“流芳百世”牌坊、牌坊灣石牌坊等八處均為道德牌坊,以表彰節孝或紀念瑞壽為主,是牌坊建筑中遺存最多的一類;倒石橋石牌坊、老龍洞古寺山門石坊、明月寺牌坊等三處為標識牌坊,常立于祠堂、會館、寺觀、書院等建筑群入口處,作入口標識或空間分隔之用。從時間上看,十二處牌坊中僅下灣“甲第新開”牌坊為明代遺構,堪稱廣安最古石牌坊,其余均為清中晚期至民國所建,其歷史價值由此凸顯。
五、全省僅七座的科甲坊
若將下灣“甲第新開”牌坊置于全省范圍進行比較,其珍貴程度尤見分明。據2017年出版的《四川古代牌坊》統計,全省各類牌坊共計四百二十四座。從時間上看,明代有五十一座,僅占百分之十二,明代牌坊數量稀少,在省內彌足珍貴。從類別上看,全省科舉甲第類牌坊僅七座,數量之少,堪稱“國寶”。這七座分別為:自貢富順“世登科甲”坊、達州開江“科甲開先”坊、瀘州合江堯壩進士牌坊、巴中平昌余煥文府邸牌坊、南充儀隴宋狀元李協恭故里牌坊(清代重建)、資陽安岳明進士坊(清代重建)、廣安鄰水下灣“甲第新開”牌坊。
六、結語
明代,中國科舉制度臻于繁盛,廣安地區中舉、中進士者達數百人之多,涌現出吳伯通、王德完、甘學闊等名留青史的名宦。其間,廣安地區雖未出狀元之才,但眾多學士高中三甲,亦屬殊榮。家族與地方官員紛紛籌資建坊,這既是家族的榮耀,也是地方的榮光,更是古代科舉興衰的見證。歷史長河中,科甲牌坊不斷湮滅消失,驀然回首,已難覓其蹤。如何保護利用好這座明代進士坊,是當前文物工作的重點,也是擺在文物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重要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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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文/圖:鄧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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