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春旭評《筆落道生》｜多面豐坊：游離之身，不離之筆

《筆落道生：豐坊書跡叢考》，陳斐蓉著，遼寧美術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324頁，280.00元

豐坊（1494-1571以后）是明代書法史上的復雜人物，其作品呈現出豐富的面貌和議題，但是存世數量不多以及史料缺失造成研究困難。豐氏于書法五體皆能，每體之中，又能模仿不同書家或風格進行創作，可謂功底了得，但是詹景鳳批評他“有書家之學而無其韻”（《題豐人叔臨逸少六帖后》）。他鉆研金石文字，輯有《金石遺文》五卷，其篆書作品字形雜糅，怪異難解。他于書學富有個人見解，撰有《書訣》《童書學程》，在同代書家中可謂罕見。正德、嘉靖年間，吳門是文人藝術的中心，豐坊曾寄居吳門，與一時俊彥多有交往，并向文徵明請教書法，但他在書法史敘事中一直是邊緣人物，友人范欽為其感到憤憤不平：“研精書學，神詣力追，為吳人所掩。”（《天一閣集》卷三十二《刻底柱行跋》）豐坊死后書名方遞起，但世間所存翰墨已少，這些遭遇引起寧波人的同情，薛岡說：“豐考功文章冠兩浙，書法冠國朝，而文章為書法所掩，書法又為贗筆所掩，使四方不知其文，亦不多見其精妙之筆，此宇宙間一大冤事。”（《天爵堂筆馀》卷三）豐家因“大禮議”事件遭難，豐坊由此仕途坎坷，性格大變，甚至偽造《石經大學》《魯詩世學》等書，這些都影響了他在后人心中的形象，其書法和鑒藏成就也長期得不到充分注意。這種局面隨著陳斐蓉《筆落道生：豐坊書跡叢考》（后文簡稱《叢考》）的出版將有所改變。

豐坊為華夏跋《東觀馀論》，上海圖書館藏。

陳斐蓉女士供職寧波天一閣博物院，研究豐坊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這里收藏了十八件豐氏作品。她在近二十年的研究中已經發表多篇成果，并以論文《嘉靖年間寧波地區的金石書畫收藏研究——以豐坊、范欽、范大澈為例》（2010）獲得中央美術學院碩士學位。她竭澤而漁得搜集豐坊書法作品，撰有《豐坊存世書跡叢考》（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這本《筆落道生：豐坊書跡叢考》是舊版的增訂，新增作品十六件，補充了最近的研究發現，并糾正了舊版的錯誤，大部分作品都配有高清圖版，印刷品質精良，也是一部賞心悅目的豐坊書法作品集。此書主體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對豐坊人生和書法的介紹，二是對豐坊八十九件傳世書作的考釋，附錄討論了豐坊書史形象的問題，并將文獻著錄的豐氏書跡整理成表。透過《叢考》一書，豐坊的復雜性和重要性有了清晰的展示。

《叢考》緒論指出，豐坊集學者、書法家、理論家、收藏家、鑒賞家于一身，身份多元，成就多面，但學界對其關注并不多，尤其是對豐坊生平的介紹多是泛泛而論。因此，作者在考察豐坊存世書跡時兼論其人生和性格，以期深入理解其藝術。

《叢考》第一部分《游離與不離：豐坊的人生與書法》便是對豐坊其人其書的整體介紹。作者將豐坊的生平分為六個階段，概括而言，豐坊出身于四明的書香門第，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博覽群書，才華橫溢。父親豐煕為官翰林院，對其步入仕途頗有期許，但他少年時已對書法和鑒藏抱有極大興趣，無意于功名。在父親的鞭策下，豐坊考取嘉靖二年（1523）的進士，授官禮部主事。可惜嘉靖“大禮議”事件波及父子二人，豐煕被貶戍鎮海衛，豐坊則調任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豐坊性格放縱不羈，在南京任官時不守官箴，職滿考核結果為“浮躁淺露”，被降職為通州同知。由于內心抑郁，他未任滿三年便致仕還鄉，此后便潛心讀書、著述。嘉靖十六年（1537），遠戍的豐煕突然去世，對豐坊打擊巨大，他為了幫父親正名，不惜跑到北京向皇帝獻媚求官，結果一無所獲，悻悻而歸，落得“背父求榮”的罵名。豐坊在經歷這些波折之后對政治失去了興趣，改名道生，希望與過去決裂，也將精力都放在詩文和書法創作之上，并積極參與鑒藏活動，與收藏具眼無錫華夏、嘉興項元汴多有過從。晚年的豐坊輾轉旅居杭州、嘉興、無錫、蘇州等地，生活困頓。其家藏書的萬卷樓又遭遇火厄，他也在異鄉凄涼離世。作者認為豐坊一生都處在一種“游離的狀態”（17頁），出仕并非自愿，生活四處漂泊，性格叛逆，行為離經叛道，其遭遇令人唏噓。

與其人生狀態不同，豐坊的書法是“不離的、傳統的”（29頁）。豐坊曾說：“余用功書學，垂卅年，痛掃時尚，力追古法。”（《書訣》）作者認為他是“明代書法復古運動的身先士卒者”（19頁）。豐氏小楷取法鐘繇、王羲之，中楷學習歐陽詢；行草書博采眾長，追摹二王、李邕、顏真卿、張旭、懷素、米芾、黃庭堅、趙孟頫、鮮于樞等；他也鐘情于篆、隸書，認為學篆既是研究六書的根本，也關乎楷、行、草的用筆之妙；他還有另類的“龍爪”“鳳尾”體書法，雖出于臆造，卻是其媚古、求異的表現。由于豐坊固守經典，太重古人法度，未能形成突出的個人面貌，所以遭到“乏風韻”的詬病。作者也指出，豐坊書法雖受吳門書家影響，但他的復古實踐使其在吳門之外獲得一席之地，獲得了評論者的認可。

豐坊《草書底柱行贈憲伯東明先生之江西卷》 ，天一閣博物院藏。

《叢考》第二部分列出豐坊每件存世書作的基本信息，附有內容、鈐印的釋文，再加以考釋。這一部分最見作者的功力，在去偽存真的基礎上，對書作的內容、風格、所涉人物、書寫背景、遞藏情況、印章真偽、裝潢等問題都作了細致梳理，就豐坊身上的關鍵問題作了討論和辨析——例如是否偽造神龍本《蘭亭序》。作者依據豐坊的書風、字號和用印的變化、生平經歷以及身體健康情況對書寫狀態的影響，將無紀年的作品進行系年，展現出對豐坊及其周邊人物的熟悉，是其長年專注于個案研究的結果。豐坊的篆書和印文都古怪難辨，作者都盡力查考字形來源，作出釋讀和分析。如上海博物館藏《篆書唐人五律詩屏》雖有丁敬釋文，作者又逐一進行研究，最后得出結論：“豐坊篆書的書寫比較自由，在大體規范下，取法多樣，自由變化，創造出一種獨特的書寫形式，同時也體現出他對篆字確實深有研究。”（148頁）

近半個世紀以來國內的文人藝術研究有了極大的推進，原因之一是對原始材料（作品和文獻）的挖掘，從而擺脫了傳統論述過于依賴藝術家論述、傳記、著錄文獻的弊端。汪世清、周道振、陳高華等人在書畫史料的搜集上樹立了典范，廣泛搜羅作品（包括影印本和拓本）、著錄、詩文集、宗譜、地方志、筆記小說等文獻中的材料，拓寬了藝術史史料的范圍，改變了研究者的觀念，學術愈趨精密。近年的趨勢則是大量公私收藏被整理、出版和公開，以及拍賣市場的活躍，文博熱給了研究者更多近距離接觸展覽作品的機會，數字化浪潮則根本性地改變了學者研究的條件與方式。傳統典籍的出版、公開也順應這一趨勢，研究者掌握材料更加便利。海外研究的輸入也在刺激研究者不斷調整視角和方法，尤其是強調分析作品。

《叢考》便體現了這些學術潮流的變化及其優勢，作者除了廣泛調查國內外諸多博物館、圖書館和私人藏家收藏的豐坊作品，包括古籍、碑帖上的題跋，也注意古籍序跋、刻帖中刊刻的書作，使得目前可以參照的作品數量達到近百件。圖版搜集不易，多是自費購得。作者采取書人、書事、書跡的研究模式，以作品為線索來勾勒豐坊的一生，呈現其藝術活動與交游。這讓讀者對豐坊不同時期和類型的創作有了全面的認識，也對其生平經歷、心境變化、創作歷程有了具體的感知。這本書的做法兼取圖錄和專著之長，可以看到《書道全集》《中國書法全集》的影子，但耕耘的精細度勝過以往的圖錄，作者研究豐坊有年，考釋中的作品分析頗見用心，并非簡單的編年和品評，對豐坊人生的刻畫亦完整而深入。這種形式既回應了藝術史研究以作品為中心的基本要求，也迎合了當下讀圖時代的需求。由于豐坊長期得不到應有的關注，作品的展覽、出版機會較少，《叢考》彌補了這項不足，也為今后研究、鑒別豐坊作品提供了樣本。

豐坊《草書古本中庸》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叢考》存在些許錯誤和不足，列出供作者參考：書中多次引用孫鑛的《書畫跋跋》，將“鑛”寫作“礦”，二字雖然可通，但作人名時不宜徑改。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崇禎三年朱謀垔刻本）內刻有豐坊觀款，作者釋文作：“鄞豐坊借觀于金陵兼隱館綠園觀心沼上悠然舫，對鐘山題。”（60頁）豐坊有“觀心沼上悠然舫”一印，以常理判斷，這是他的齋館印，所以考釋認為“兼隱館”乃友人所有并不合理，應是豐氏的居所。《隸書跋龔開〈中山出游圖〉卷》考釋說豐坊嘉靖六年（1527）南京任滿，赴京考績，途經好友王濟家，得以觀摩、題跋龔開畫卷（72頁）。王濟家烏程，從南京前往京城如何能經過？后一件作品《草書長信宮詞卷》乃為王濟所書，創作時間晚于題跋數日，考釋謂豐坊結束南京任官，回鄉探親途經烏程，在王濟寶峴樓飽覽藏品數日（75頁）。這一說法顯然更為合理，而《叢考》沒有統一。《草書長信宮詞卷》落款作：“丁亥清明節，在雨舟別駕寶峴樓觀祝枝山、蔡林屋、文衡山等書。雨舟因出此紙，命錄鄙作。筆研精良，誠一快事，第詞札陋劣，將為褚知白羞，況欲步武諸君耶？可愧可愧。上巳日鄞豐坊。”（75頁）考釋說“鑒賞之余，王濟拿出褚知白好紙，請豐坊書卷”（75頁），“褚知白”又作“楮知白”，乃前人對紙的擬人稱呼，并無好紙的含義。作者又將此卷所書詩歌標題與豐坊《萬卷樓遺集》作了比較，發現書卷部分標題隱去了受贈者的名字，認為這是刻帖時所為。實際上，書卷內六首詩有兩首保留了受贈人姓名：《夢槎行贈林比部應驄》（遺集作《夢槎行贈林汝垣》）、《雪酒歌贈錢屋舟》，這種或全或略、有所改易的情況在古人抄錄自己詩作時十分普遍，與刻帖無關。《叢考》所收刻帖內的豐坊書作基本信息只寫刻帖的館藏地，部分考釋中指出見于何帖，附表二《豐坊存世書跡表》則全部在備注中有說明，這一信息理應寫在每件作品的標題部分或考釋篇首，以免前后翻檢之勞。

本書證明，對豐坊書法的贊揚并非寧波人的一廂情愿，其創作確有值得稱賞之處。但作者有時對豐坊的書法成就拔之過高，這是需要進一步討論的話題。附錄《豐坊書史形象的建構》試圖對前人關于豐坊褒貶不一的評論作出解釋，認為“人品惡薄”論、身體病痛、偽品充斥給豐坊帶來了負面影響，其書法實際可以與祝允明、文徵明相較量。這些解釋有一定道理，豐坊書法固然見功夫，但缺乏吳門書家在風格開拓上的創造力，從學者和影響力也相當有限。

整體而言，《叢考》是一部明代書法史研究的力作，為我們呈現了一位經歷坎坷、成就出色的書家的人生和書法，化解了過去諸多的誤會和誤解，為理解其書論提供了背景和依據，也提供了一個中日藝文交流的案例，有助于認識江南藝術世界的復雜生態和區域互動，而這都建立在對豐坊作品的全面調查、鑒別和研究基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