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獄后的關鋒，享受著局級待遇

戚本禹說自己做不到“兩耳不聞窗外事”，關鋒做到了。

出獄后，關鋒把自己封進了書里。

他不談過往，不見外人，不寫回憶錄。每天看書、寫字、練氣功，晚上看看電視。有人來串門，聊哲學聊古代史，不聊別的。他像一顆被拔掉引信的炸彈，安靜地躺在書架上。

他是山東慶云人，本名不叫關鋒。

他叫周玉峰，又叫過周秀山。二十歲那年他用了“關鋒”這個化名，一用就是一輩子。

那一年他已是山東樂陵縣的縣委書記。他靠一支筆桿子往上走，走到北京，走到《紅旗》雜志編委的位置。

他的文筆活潑，通俗易懂又不失深度，和王力、戚本禹并稱“三家村”之后的“新三家”。

三個人都是靠文章吃飯的，但他和他們不一樣。他比王力更沉，比戚本禹更靜。這種沉和靜，救了他，也困了他。

1956年調進北京，分到研究室，身邊是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能進那個圈子，說明他的筆被認可了。

1958年《紅旗》創刊，陳伯達把他拉進去當編委。那時候他四十出頭，正是文思最旺的時候。六十年代初他開始活躍，到1967年被要求“請假檢討”，前后不過七年。他的謝幕和戚本禹、王力幾乎同步。

1967年8月26日，他和王力被送去二號樓隔離。

送他們去的人是戚本禹。戚本禹走時還叮囑警衛：“他倆還是首長，要好好對待?！蓖晔拢麄儽晦D到西山別墅，分別軟禁在兩棟樓里。待遇沒變，但仕途已經畫了句號。

1968年1月，關鋒被正式關進監獄。

十四年，到1982年初才出來。那年他六十二歲。組織上沒給他離休待遇，但按照局級待遇安排。

住房、醫療、收入由《求是》雜志社負責，每月生活費從150元慢慢漲到五百元。九十年代他的月收入加上稿費接近四千。那時北京職工月均工資不到五百。他一個人過上了高收入階層的生活，但他花的錢，基本都用來買書了。

葉永烈去訪問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書。

到處都是書，臥室、書房、客廳，連過道都堆著。

他什么書都看，哲學、歷史、文學、雜論。書桌上永遠攤著手寫的稿紙，字跡工整，一筆一劃。他不用打字機，更不會用電腦，雖然家里后來買了一臺電腦，他也懂得一些操作，但寫作還是用手。用他的話來說，手寫的字才有溫度。

他不抽煙不喝酒，一日三餐規律，吃得素。

早上八點起床，去附近公園練氣功。那時氣功很流行，他也是跟風。練完回來就看書，看到中午吃飯，下午接著寫。

傍晚出門遛彎，戴一頂老干部帽，穿中山裝，就在沙灘北街2號大院附近轉悠。不跟人搭話，別人也不認他。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個普通的退休老人，只是這個老人每天都在寫，每天都在讀。

關鋒和戚本禹最大的不同，不是政治立場，是對待“過去”的態度。

戚本禹不愿意沉默，他寫文章，接受訪問，談歷史，談時事。他做不到“兩耳不聞窗外事”，他的筆下總有觀點，總有態度。關鋒恰恰相反，他把“過去”鎖進了抽屜，鑰匙扔了。來訪的人問起當年的事，他不回避但也不展開，三兩句帶過，然后轉到哲學上。他不是不敢說，是不想說。說了又能怎樣？他的筆是用來寫文章的，不是用來寫自傳的。

他用“古棣”這個筆名，出版了關于老子學術研究的三部著作。二十三年的時間里，他累計發表了近四百萬字的學術文章，涉及哲學、歷史、兵法。他還和王力、戚本禹不同，他編了一本《孫子兵法大辭典》，一百三十多萬字，他是主編。

他把自己后半生的精力，全部傾注在了學術研究上。他不是在逃避，他是在用另一種方式證明自己。

文章曾經讓他登上巔峰，也曾經讓他跌入谷底。

他不怨恨文章，他只是不再寫那種文章了。他寫學術，寫老子，寫孫子，寫那些不會把人推上風口浪尖的文字。

2005年6月7日，關鋒去世。八十六歲。

從1982年出獄到去世，二十三年。他寫了二十三年的學術著作，不寫回憶錄，不寫時評，不寫任何可能觸及現實的文章。他把自己關進了書房，像一只蠶，吐絲結繭，把自己裹在里面。外面的人看不清他，他也不看外面。

有人說他怯懦，有人說他聰明。

他自己大概不在意。書房里的燈亮著，他伏案寫字的身影投在墻上，安靜得像一幅畫。畫里的人，曾經在歷史中掀起過浪，最后選擇在一堆書里平靜地沉下去。

你覺得，如果讓你選，你會做關鋒，還是做戚本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