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建議采用財政赤字來緩解人口赤字

所謂財政赤字，是指在財政年度內財政支出大于財政收入的差額。作為類比，人口赤字是指某年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的差額。例如，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4年中國出生人口954萬人，死亡人口1093萬人，人口赤字為139萬人。

人口赤字的根本原因是低生育率。多次生育意愿調查結果顯示，養育成本高，經濟負擔重，是影響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原因。要提高生育率，就需要減輕育兒家庭的養育負擔。給育兒家庭大規模發錢，就是減輕養育負擔的一個最快、最直接的辦法。我們建議采用財政赤字的方式來給育兒家庭發錢，從而緩解人口赤字問題。

從1991年以來中國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近幾年的生育率只有更替水平的一半左右。根據聯合國以及國內外多家機構的預測，中國人口從2022年一直到本世紀末都會保持人口赤字狀態（即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人口赤字會帶來社會養老負擔加重、削弱創新力等害處，所以，需要盡快出臺提高生育率的有效措施。

人口赤字加重社會養老負擔

生育率下降的直接后果是年輕人口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用于養老的公共開支，其實需要通過向目前正在工作的年輕一代征稅來籌集。因此，在嚴重老齡化社會中，隨著政府養老支出的增加，稅收負擔也會加重。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4年中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為15.6%，已經有不少省份的養老保險基金當期入不敷出。東北三省由于生育率長期過低、老齡化程度較高，養老金虧空嚴重。如果中國不能扭轉生育率持續下降的趨勢，東北的今天將是中國的明天。根據育媧人口發布的《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的中預測，2032年中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將超過20%，2048年將超過30%。

根據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以及人均壽命將進一步延長的趨勢，未來數十年內，中國的老年人口將大幅增加。這將導致財政中用于老人醫療和社會保障的支出迅速擴大，而為了支付老齡化帶來的日益上升的社會撫養成本，工作人口面臨著越來越沉重的稅負。

養老歸根結底是工作的勞動人口養退休的老年人口，要維持這種養老制度，需要有足夠的年輕人口。但長期低生育率使得中國社會急速老齡化，領養老金的人數增加，而繳納養老保險費的人數減少。

延遲退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養老金壓力，但無法從根本上應對人口老齡化和人口萎縮給經濟、社會、科技各個方面造成的負面影響。因此，應對老齡化問題的根本措施是提高生育率。

人口赤字削弱創新力

人口赤字對創新力的損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人口赤字削弱人口規模，而人口規模與創新力是正相關關系。人口多就市場大，可以投入的研發人員也就更多。但這種人口越多、創新力越強的關系不是線性的，而是具有遞增效應的，也就是說，人口越多，不僅總的創新力越強，而且人均的創新力也會越強——這就是所謂的規模效應。

二是，人口赤字加劇老齡化，而老齡化削弱創新力。一般來說，一個人的體能在20多歲時達到頂峰。然而在現代經濟中，驅動生產力發展的，是人類的各種認知能力。除此之外，經驗也是形成創造力的一個重要因素。綜合來說，一個人在30歲和40歲時最有創造力，因為他們已經有10～20年的經驗，而且精力仍然充沛，能夠迅速地思考和學習。這種經驗與精力的完美平衡，使其成為創新領域的主力軍。

由于大多數人的認知能力在30～50歲時達到頂峰，學習能力在20多歲時最強，因此年輕人在新技能習得與環境適應方面具備天然優勢。而提出創造性經營理念和經營創業公司所必需的知識技能，通常需要從經驗中獲得。所以，最好的創業年齡在25～35歲。因為這一年齡段的人已經積累了一些知識和經驗，也仍然保有開放的心態，并且愿意為理想承擔風險。

由于25～35歲是最適合創業的年齡，所以一個國家如果擁有大量30歲左右且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那么就會對其創新尤其是顛覆性創新很有幫助。相反，如果一個國家正在迅速老齡化，那么潛在的年輕發明家和企業家就會變少。

老齡化社會還存在一種阻擋效應，即老年人會阻礙年輕人的活力。在企業晉升體系中，年齡結構直接影響職業發展通道----當企業內平均年齡偏高，年輕員工即便能力出眾，也難以突破年長管理者的 “天花板”。這種晉升困境不僅限制了年輕人的管理經驗積累，更削弱了其專業技能提升的動力。長此以往，老齡化國家的青年群體不僅數量萎縮，更因發展受阻而喪失創業能力，雙重打擊下，國家整體創新活力必然陷入衰退。

建議用財政赤字來緩解人口赤字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在提到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時說，2025年財政赤字率擬按4%左右安排，比上年提高1個百分點，赤字規模5.66萬億元，比上年增加1.6萬億元。

我們建議采用財政赤字給育兒家庭發錢來緩解人口赤字。具體的政策建議如下：每個一孩每月補貼1000元，給每個二孩每月補貼2000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稅減半，給每個三孩及以上的孩子每月補貼3000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稅全免（對于特別富裕的家庭，可以設定一個封頂補貼的上限）。未來投入力度隨生育狀態變化做進一步調整。考慮到目前中國經濟急需擴大內需，還可給每個孩子一次性10萬元的現金補貼，這既能提升生育率，也有助于提振內需，帶動投資，促進經濟發展。

對于現金補貼和減稅部分進行粗略估算：在正常情況下，在每年出生人口中，一孩是最多的，所以，按照平均每孩每月補貼1500元計算，即是平均每孩每年補貼1.8萬元。如果每年出生人口1000萬，那么補貼當年出生人口需1800億元。如果追溯到三年前的出生人口，可能需要第一年近6000億元，以后逐步增加到每年1萬億至2萬億的額外補貼。減稅部分，如果按每年1萬億元計算，則現金補貼和減稅部分每年需要財政支出2萬億至3萬億，在現有基礎上約增加2%的財政赤字率。

從國際經驗來看，發錢鼓勵生育是有效的，但力度要大且可持續。與中國同屬東亞國家的韓國，2023年生育率只有0.72，全球最低。為了鼓勵生育，韓國保健福祉部2024年1月11日宣布，大幅提高對兩歲以下嬰幼兒父母的補貼。按照新政策，家中有1歲以下嬰兒的父母每月可以獲得100萬韓元補貼（約合人民幣5000元）；撫育1至2歲幼兒的父母，每月可得到50萬韓元補貼。韓國政府部門發布的數據顯示，2024年新生兒人數為24.2萬，比前一年增長3.1%，9年來首次正增長。韓國2024年出生人口止跌回升，從月度數據來看，主要可以歸因為大規模的生育補貼和扶持政策。當然，人口結構、疫情補償效應和民間的生肖偏好也有一定影響。此外，韓國2024年結婚數據大幅增加，預示2025年韓國出生人口還有可能繼續增長。

采用財政赤字來給家庭發錢無需擔心通脹

有人擔憂，給家庭發錢會不會引起通貨膨脹呢？事實上，這一擔憂的核心取決于兩大要素：社會產能的利用程度與就業市場的飽和狀態。當前，我國正處于部分行業產能過剩與就業不足并存的局面，通過消費刺激政策，能夠有效激活閑置的生產資源與勞動力，實現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現階段面臨的并非通脹壓力，而是物價負增長的通縮困境，此時采用赤字財政政策刺激經濟顯得尤為必要。當然，赤字財政并非適用于所有經濟周期，在通脹周期中需謹慎調整；但就當前形勢而言，我們應當以理性、專業的經濟學視角，客觀評估其實施的可行性與潛在價值。

通過財政赤字手段提振經濟，本質上是凱恩斯經濟理論的實踐應用。自二戰結束后，凱恩斯理論已成為全球廣泛認可的經濟學理論，在宏觀經濟調控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該理論的適用場景，正是在通縮環境下，社會需求疲軟、就業崗位不足的經濟狀況，這與中國當前面臨的經濟形勢相似。

依據經濟學基本原理，在市場需求不足時期，財政赤字支出能夠產生顯著的乘數效應，且不會引發通貨膨脹風險。因此，通過財政赤字為育兒家庭提供補貼，能盤活奶粉、玩具等面臨過剩而閑置的產能，更能激發多樣性需求，引導資源配置到社會需要的領域，實現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相較于降低利率等傳統經濟刺激政策，直接發放現金或消費券能夠更快速、精準地刺激消費，提升政策實施效果。

對于擁有貨幣發行權的主權國家而言，財政赤字可通過向中央銀行借債的方式實現，這一過程在本質上僅體現為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上的數字變動，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量化寬松政策。通過這一手段，能夠實現貨幣投放與經濟刺激的目標。

以日本為例，自 20 世紀 90 年代起，日本政府債務規模持續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顯示，1990 年日本一般政府總債務占 GDP 比重為 69%，1996 年突破 100%，2009 年超過 200%，至 2022 年已高達 261%，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政府債務率最高的國家。盡管債務高企，但日本通過長期實施財政赤字政策，成功維持了就業市場的穩定與物價水平的平穩，失業率保持低位，通貨膨脹壓力可控。

目前中國經濟要擔心的是通縮而不是通脹，通縮會導致物價下降，表面上看是好事，但是人們的消費意愿減弱，因此可能導致市場需求不足；而且，物價下降了，卻在暗中讓個人和企業的負債增加了，因為持有資產實際價值縮水了，而對銀行的抵押貸款卻沒有減少。這就是經濟學中典型的“負資產”而導致的經濟衰退。因此，通過適度增發貨幣、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抵御通縮風險，已成為推動經濟健康發展的關鍵舉措。

結論

長遠來看，中國面臨的最嚴重問題是由長期低生育率引發的人口赤字。人口赤字不但會加重社會養老負擔，還會損害國家創新力，以及削弱國家綜合實力。要緩解人口赤字問題，需要用財政赤字來發錢給育兒家庭。因此，提升生育率需要提高財政赤字率。向育兒家庭發錢，既能擴大消費，提升民眾生活質量與幸福感，又能提升生育率，緩解人口赤字問題，提振中國的創新力和綜合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