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明奇：窮究而極辨，體大而思深—評束景南新著《朱熹年譜長編》

宋元以降，朱熹年譜之作甚多，《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即收錄朱熹年譜五十七種。其實，這五十多種年譜絕大部分只是根據朱熹的門人李方子所著的《紫陽年譜》略事增刪與編輯而已。

《朱熹年譜長編》

朱熹年譜舊譜中較為出類者當推清人王懋竑所著的《朱子年譜》。此譜號稱精賅，其鉤稽群籍，考辨異同，頗多創獲，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已攻其短:“于學問特詳，于政事頗略。”則是書體例未純，遠未足以勾勒朱熹完整的一生。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新近出版束景南教授歷時近20年完成的105萬言之新著《朱熹年譜長編》，則破一切舊譜之藩籬，其材料之富、考辨之精、體制之宏，信乎其為皇皇巨作，開辟朱子學研究之新境界。識者謂：“此書一出，李、洪、王諸譜可以束諸高閣。此書，可以斷言，是可傳世。”（任繼愈先生語）

束景南教授系當代朱熹研究之巨擘，其所撰83萬字之《朱子大傳》與62萬字之《朱熹佚文輯考》，飲譽學林。其中，《朱子大傳》榮獲首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與第七屆中國圖書獎。此譜與上述著作構成其朱熹研究之三部曲。

《朱子大傳》

1

平心而論，王懋竑在朱熹年譜編撰方面所下的功夫也很深。然誠如束景南教授在《朱熹年譜長編》的《敘》中所指出的那樣:“是譜之最大瘤疾，乃只在前人舊譜中翻新，但取李本、洪本諸年譜相互參考，訂補舛漏，辨證舊誤而已，實非自作新譜。”

《朱熹年譜長編》的寫作方式與此完全不同。束景南教授所做的是一切古人皆未做的——第一次從全面收集、考辨原始文獻入手，即真正從源頭上、從浩繁可信的原始文獻中全面清理朱熹實際生活中的各種史實，邏輯演繹朱熹思想嬗變的歷史真貌，從而凸現一個真的“活”的朱熹。

為寫作本書，束景南教授進行了長達十九年極為艱苦的資料收集與考證工作，舉凡與朱熹相關之金石、方志、正史、雜史、政書、譜錄、詩文、經注、道藏佛經、詔令奏議，無不摭拾殆盡，幾可謂竭澤而漁。

作者查閱過的古籍在3000種以上，而本書實際征引的文獻據不完全統計，亦當在1500種以上。這是王懋竑等舊譜作者寫作朱熹年譜所遠遠不能望其項背的。

正由于作者對有關朱熹的原始歷史文獻下過不遺余力、鼓其剩勇猛追窮寇般的硬功夫，同時沉潛其中，從容含玩，嚴加考辨，因此糾正了前人的諸多誤說，填補了許多朱子學研究方面的空白。

《朱子年譜》

即以王懋竑的《朱子年譜》而論，有關朱熹二歲、三歲、七歲、十二歲、十三歲、二十三歲時之生活與思想情狀就了無片字記述，而本譜則均有較為詳細的敘寫。

例如，本譜考出朱熹十二歲時在建安環溪精舍受教，開始其“十年寂寞抱遺經”的生活，勵志儒家圣賢之學。二十三歲時朱熹曾訪道謙，亦曾致書道謙問禪，道謙有答書；道謙卒，朱熹有文往祭之。這在先前所有的朱熹年譜中都無記載。

又，一般認為朱熹從未見過宗杲，朱熹少時只以書信的形式向其問禪，作者卻令人信服地考出朱熹實見過宗杲。

從前都認為朱熹的禪學源自劉子翚，幾不知有道謙其人，作者卻把朱熹與道謙的關系如前所陳考得頗為清晰。

如宗杲、道謙都是對朱熹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發生過深刻影響的人，作者將朱憙與他們的關系考清楚了，則對整個朱子思想研究的推進無疑是巨大的。

像這樣破舊譜之誤、填補朱子學研究方面之空白者在本書中可謂比比皆是。不寧惟是。作者除了對有關朱熹的原始文獻資料黽勉“窮究”外，其考辨亦往往窮源溯流、窮原竟委，從而使所探討的問題水落石出、脈絡分明，最終得出的結論堅如磐石，無可動搖。作者有關道謙與嚴蕊史實的考辨就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例子。

束景南教授

有關朱熹與道謙關系的考辨，我們前面已有簡單的勾勒。但作者對道謙的考辨決不滿足于此，專門寫了一篇長達七八千字的《道謙考》附在正文中，深入地探討有關道謙的生平大略、朱熹與道謙交游的概貌，從而在更廣大的程度上揭開了朱熹學禪師自道謙的千古之謎。這無疑是朱子學研究史上的重要發現。

應該指出的是，作者在寫作《朱子大傳》時已發現了朱熹與道謙關系的問題，但真正寫成考辨更清晰、結論更堅實的《道謙考》卻是在《朱熹年譜長編》出版之際，此與《朱子大傳》之問世其間殆有十年之隔。

這說明作者在這十年中對此問題一直不斷探索、研究，另也說明作者對學術研究決不是那種滿足于一點發現就淺嘗輒止、沾沾自喜之輩，而是勇猛精進、力爭全勝的人。

有關嚴蕊史實的考辨亦復如是。

作者在其《朱子大傳》中已考定所謂朱熹挾私仇拷打無辜妓女嚴蕊之類之為不實；在《朱熹年譜長編》中，作者于此事之原委與實際作更深人、詳細的考究。

如關于此事之產生與誤傳，《朱子大傳》正文及注只舉到洪邁的《夷堅志庚》、周密的《齊東野語》、《癸辛雜識》，《朱熹年譜長編》則除此之外更舉到吳子良《林下偶談》、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及《金華征獻略》、《吹劍錄》，則關于此事的諸種誤說顯然記載得更加完備。

《朱熹佚詩佚文全考》

而其考證亦更加細密，其駁謬的主要論據除《朱子大傳》論及的朱熹劾唐仲友六大狀與《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二《辭免進職狀二》之外，還談及陳亮與唐仲友之關系，因為小說筆記有陳亮進讒、朱熹劾唐之謬種流傳。

本譜依次征引陳亮《何茂宏墓志銘》、《宋元學案》卷六十、張仲楠《補宋潛溪唐仲友補傳》、陳亮《癸卯秋書》、朱熹《答陳同甫》書等文獻證實上述謬種流傳之為荒誕不經。其證據確鑿，論證嚴密，實解決一千古疑案。

本來此事于朱熹之理學思想不發生本質的關系，但于朱熹之品格實有不同凡響之影響，若不嚴加考辨，得其真相，則數百年之后，人格光明俊潔如朱熹者猶蒙不白之冤，豈非朱熹研究史上一大憾事。

他如有關朱森生卒年的考證，有關朱松生平事跡的勾勒，有關《知言疑義》的成書，有關《詩集傳》的編纂，有關《周易本義》的寫定，有關《四書集注》的修訂等等，作者罔不探其本末，窮其原始，辨其真偽，解決諸多重大學術懸案，為朱子學研究向縱深方向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朱熹研究》

2

年譜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傳記，即是用一種特殊的形式在敘寫我們民族的歷史人物。而歷史人物事實上又是歷史的傳記。因此，當我們在為一個歷史人物編寫年譜的時候，實際上是在編寫我們民族的一段歷史。

中國雖然是一個史學極為發達的國家，但我們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卻習慣于作“善”的道德評價，而罕及“真”的歷史評價。許多卓特奇偉的歷史人物便“活”在人們“善”的誤釋之中。

讀歷史的人很多，但真正有史識的人卻難得。歷史，本來或許像一幅視野宏闊、重彩潑墨的國畫，因為讀法不對，卻成了聊聊幾筆、清瘦簡約的漫畫；歷史，本來當然更像一部規模宏大、結構嚴謹的史書，因為讀法不對，卻成了一部理不清頭緒的長篇小說。

回到“真”的歷史中去，我們惟有用史家的卓識才能把握此種歷史之“真”，此種歷史人物之“真”。真，可以說是《朱熹年譜長編》之編撰所遵循的根本原則。

束景南教授致作者信札

在本年譜中，作者對“真”或者說歷史之“真”與歷史人物之“真”的深人把握，除了體現在我們前面所說對有關朱熹的史實與誤說的窮究而極辨之外，更重要的是體現在作者按時間順序系統地清理此種史實的失真與誤說的荒謬，或發掘、勾稽新的史實，從而凸現了作者對朱熹一生把握的完整性這方面。

因為這一點，作者對一個個問題尋根究底作深入的考辨，決不是在炫耀其考證功夫的不同凡響，實際上是通過對一個個史實或誤說的糾正，客觀地展示了朱熹思想演進的軌跡。

顯然，對每一個問題的考證，從這一問題本身來說，似乎只是對史實的一次糾錯，可將它們按時間順序系統地排列在一起時，在朱熹那里，它們就顯示出思想史上特殊含義。這仿佛是沙漠中斷斷續續出現幾處溪流而掩蓋了在它們下面奔涌著的浩蕩的地下河一般。

因此，在本譜中，作者做了一件是王懋竑等舊譜作者從未做的事，那就是將朱熹一生行事與其詩文著作系年相結合，同時當然著意糾正其中的偽說，考出朱熹許多重要著作如《周易本義》、《皇極辯》、《釋氏論》等的具體寫作時間。

《朱熹：“性”的救贖之路》

于是，這條思想史的地下河便汩汩滔滔地展現在世人面前。這豈不是對歷史之“真”與歷史人物之“真”的真切把握？

另一方面，年譜當然斷非只是歲月之排列，材料之收集。如果我們只滿足于有關朱熹史實勾勒的全面，則對了解一個“真’的朱熹來說顯然是不夠的。

年譜既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傳記，所傳非徒譜主之事，所貴者是傳譜主之心。所謂傳心，乃是心的邏輯演進，即心史。

其實，史實的勾稽、考辨在相當程度上只是規范那思想史地下河的大貌，而真正揭示它內在的秘密——如它從何處來，向何處流去，為何有時湍急，有時潺緩等等，則有待作者從史家的高度對朱熹的心靈作深入的開掘。

作者在本書的《跋》中寫道:“年譜者，心史也，非為一人譜敘行事之家傳也，而實為一代學術文化系年也。”惟是之故，勾稽譜主心史、系年一代學術文化亦為本譜重要之編撰原則，而究其實質，則是對“真”這一大原則的深入深開掘與具體化。

《朱熹年譜長編》邏輯地演繹了朱憙一生心態嬗變的歷史，稽考出了朱熹之成為朱熹的獨特的心路歷程。

《朱子全書》

從朱熹早年的師事武夷三先生、出入佛老到儒家心態的迷失與復歸，從從學李侗到校正二程遺作，從主悟到主靜再到主敬，從中和新說的誕生到四書學體系的形成，從義利王霸之辨到朱陸太極論戰，從戊申封事到慶元黨禁，總之從朱熹的早年到中年再到晚年，直到最后其以倫理理性為本位的人本主義理學體系的建立，作者皆作了極為細密而又可信的稽考與勾勒。

因此，《朱熹年譜長編》毋寧說就是朱熹心態演變的歷史。朱熹的心路歷程昭示他是和他的那一個時代生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他的隱居與出仕，他的痛苦與歡樂，他對時世的迷惘、困惑與對真理的執著探求，他對國是與民瘼的傾心關注，事實上濃縮了我們民族心靈史上的一段苦澀與艱難。

如此譜敘，作者雖對朱憙不作任何道德上“善”的評價，有關朱熹歷史之“真”卻早已凸現在具體的史實的敘寫之中了：朱熹可以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卻不失為我們民族歷史上杰出的文化偉人與有著深廣人文關懷并果敢行動的思想家。

束景南教授致作者信札

就系年一代學術文化而言，因為朱熹是他那個時代我們民族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他的文化理念、文化精神的最后鑄成，實際上乃是由于整合了他那個時代一切真正有價值的思想文化的緣故，并且，朱熹的思想與人格并不是在自我封閉式的讀書治經生涯中獨自完成的，而是在繼承傳統并不斷反思、且與三教九流各方面的人物的友好交往或相互爭辯中逐漸完成、逐漸成熟的。

因此，譜敘朱熹的學術與仕歷，必然譜敘與朱熹相關的各類學術人物、政治人物等的學術風貌、思想風貌，這在客觀上便記下了一個時代學術發展的歷史。

我們無法想象，如果不談武夷三先生，不談宗杲、道謙，不談李侗、陳亮、陸九淵，不談永康學、永嘉學、婺學、陸學、湖湘學派，或者不談宋學與漢學，能將朱熹的學術思想闡釋清楚。譜敘朱熹心靈嬗變的歷史，實際上也譜寫出了一個時代學術發展的歷史。

正由于作者在整體上對編寫朱熹年譜有著不同尋常的深入思考，盡管本書部頭很大，卻顯得重點突出、詳略適中、體例精純；看似洋洋一百余萬言，實皆出于作者深入思考后的精心選擇。

獲獎證書

《朱熹年譜長編》決不只是一本系年朱熹生平事跡的書，就其實質而言，是一本綜合性的有關朱熹研究的專著。它既為朱熹寫心，也為一個時代寫心。它不妨說是一本出色的傳記：既是一個著名歷史人物的傳記，也是一個時代歷史的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