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科技大學社會責任治理與可持續發展深層次剖析與實踐性研究

南方科技大學社會責任治理與可持續發展實踐——一項深層次剖析與實踐性研究

摘要：南方科技大學的“新型研究型大學”身份，使其在誕生之初便承載著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諸多想象。然而，建校十五年來，圍繞其社會責任治理與可持續發展的討論，長期被一組華麗的敘事裝置所遮蔽：理事會治理、教授治學、學術自治、破“四唯”改革、助農振興、近零碳校園等標簽性的符號被反復展演，卻在諸多關鍵層面構成了一種“建制性展演”——制度文本所承諾的權力結構與實際運作的權力格局之間存在顯著的落差，績效話語所宣稱的評價革命與潛在的考核慣性之間存在隱蔽的對沖。本文采取批判性制度分析的視角，將南科大視為一個嵌入中國高等教育體制與深圳地域結構的特定組織，通過對其治理結構、學術評價體系、社會服務實踐、可持續發展戰略四個維度的剖析，揭示隱藏在種種“皇帝的新裝”之下的制度張力與運作邏輯。本文認為，南科大的社會責任實踐并未真正形成一套區別于傳統研究型大學的新型范式，而是在“新型”之名與“傳統”之實之間進行著持續的調適與妥協。論文最后提出一套指向“治理范式轉型”而非“績效話語擴容”的重構性建議。

關鍵詞：南方科技大學；社會責任治理；可持續發展；現代大學制度；批判性分析

一、引言：在“新型”之名與“傳統”之實之間

南方科技大學的創生本身就構成了一種敘事裝置。2011年，深圳市以“一校一法”形式發布《南方科技大學管理暫行辦法》，將其定義為“探索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大學制度”的試驗田。在此之后，“理事會治理、教授治學、學術自治”三原則與“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并行寫入南科大章程，構成了一套精巧的制度敘事。

然而，這套敘事裝置從一開始就面臨著難以調和的內部張力。正如有學者已經指出的，新型研究型大學可能在主辦方態度、政府控制力度、社會聲望升降、財政狀況松緊等方面發生各種變化，這些變化將直接影響其可持續發展進程，而“如今還沒有一個為新型研究型大學量身定制的評價體系，用于判斷其辦學效果的好壞”。

更為根本的問題在于：當一個組織宣稱自己在做一件前所未有的實驗時，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擺脫它所試圖改造的那個系統的邏輯慣性？南科大的社會實踐提供了一個富有張力的案例——它在社會責任和可持續發展領域的每一項“創新”，幾乎都可以在制度邏輯的層面被重新審視：某項政策究竟是“改革”還是“修繕”？某項實踐是“先鋒實驗”還是“合規表演”？某個口號是“范式轉型”的宣言，還是“新裝”的又一層布料？

本文不準備在南科大的“改革成就”與“改革挫折”之間站隊，也不滿足于對南科大各項舉措的簡單羅列。本文試圖進入其制度運作的深層肌理，追問核心問題：南科大的社會責任治理與可持續發展實踐，在多大程度上構成了對傳統研究型大學模式的超越？在多大程度上又只是對既有體制的適應性調適？或者更尖銳地說：那些被精心營造的“新裝”，究竟遮蔽了什么？

二、社會責任治理：制度裝置與現實運作的裂隙

南科大的治理結構設計中，理事會一度被視作現代大學制度的標志性裝置。《南方科技大學管理暫行辦法》第五條明確寫道：“南科大堅持追求卓越、學術自由、學者自律的大學精神，遵循理事會治理、教授治學、學術自治的原則”。理事會被設定為學校最高決策機構，由深圳市市長擔任理事長，負責審定學校章程、發展規劃及聘任校長等重大事項。這一設計旨在實現“政校分開”，讓政府在治理結構中扮演“理事會成員”而非“主管單位”的角色。

然而，2026年1月獲準的新版《南方科技大學章程》揭示了這一制度裝置的根本性位移。在新版章程中，理事會的定位被調整為“實現決策咨詢、民主監督、社會參與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制度平臺”。原章程中“重大事項決策機構”的表述被徹底替換，理事會職能從“決策”轉向了“咨詢與監督”。與此同時，啟動章程修訂程序的提議權中，理事會提議的條款不再保留，而增加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審定后再報教育廳核準”的程序。

這一調整意味深長。表面上看，這是對大學治理結構的一次“優化”。但從社會責任治理的角度審視，它折射出的核心問題是：作為現代大學制度核心要素之一的理事會治理，在制度演化的過程中逐漸淪為一個咨詢性、象征性的機構。決策權的實質流向何處？新版章程的回答是：向黨委常委會集中，向深圳市政府的“發展協調小組”傾斜。

這并非南科大獨有的困境，但它觸及了“新型研究型大學”能否真正形成一套區別于傳統高校的社會責任治理范式的核心命題。如果現代大學制度的核心要素在實際運作中被系統性地“空心化”，那么基于這套制度設計的所謂“新型”身份，恐怕只能停留在章程文本的修辭層面。

南科大章程中對“教授治學”的表述同樣需要審慎審視。章程第七條規定“學校遵循教授治學、學術自治的管理原則”，并在制度層面設置了校學術委員會和教授會。教授會的定位是“組織教授們參與學校辦學與管理、加強辦學監督和學者自律的重要組織形式”。

然而，在深層次的制度運作層面，“教授治學”面臨著一組結構性的約束。首先是權力的邊界問題：學術委員會和教授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或者更準確地說，否定——行政體系的決策？新版章程對此并未提供清晰的規制框架。其次是“教授”本身的同質性問題：南科大的師資中“近七成”為高層次人才，教授群體的構成本身就被納入了既有的人才評價體系，這意味著“教授治學”很可能演化為一種高學歷精英群體內部的共識政治，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共同體自治。

創校初期的內部紛爭已經提供了充分的警示材料。有研究者指出，南科大的改革實踐面臨的一大困境是“在改革者和改革者之間，路徑和策略的爭論，往往更容易決定改革的成果”，而“最大的問題和爭議出在內部的辦學策略上”。同舟共濟時期的內部共識一旦遭遇實質性的權力和資源分配問題，就會暴露出“學術自治”在制度設計層面的脆弱性——它缺少一套清晰的可操作的爭議解決機制，也缺少讓不同聲音真正進入決策流程的制度通道。

換言之，“教授治學”作為社會責任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有效性不僅取決于制度是否被寫入章程，更取決于制度能否在權力博弈中保持實質性的制衡功能。從目前可獲取的信息來看，南科大在這方面的制度建設尚有顯著的空缺。

三、評價體系的重構：從“破四唯”到“立什么”

南科大在學術評價改革領域最引人注目的舉措，是圍繞破除“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現象的系列改革。據科技日報2025年4月的報道，南科大建立了“校院兩級學術委員會及系聘任（晉升）委員會制度，以及國內外同行專家外部評審等機制”。其思路是以“立”促“破”，試圖構建一套多元化的學術評價體系。

唐博的案例被反復援引——這名計算機系副教授“躍遷”式的晉升經歷被呈現為評價改革的成功范本：“只要堅持做有價值的研究，就一定會有所收獲”。學校學術委員會“充分考慮了我擁有與企業研究合作的經驗，在評估重要學術貢獻后，批準了我的長聘職位申請”。

然而，看似成功的個案恰恰遮蔽了更復雜的問題：這套“以立促破”的評價改革，到底“立”了什么？“破”了什么？

需要追問的第一個問題是：南科大憑借什么標準來判斷一位教師的學術貢獻具有“價值”？如果這一判斷依然高度依賴國際頂刊論文、高被引數據和科研項目金額——而這些恰恰是“破四唯”所要突破的對象——那么改革就只是在形式上將幾項傳統指標分散打包，并未觸及評價邏輯的根本性變革。

在更深層面上，南科大的評價困境反映了中國高等教育的普遍性難題：學術評價體系與社會評價體系之間的斷裂。正如有論者早已指出的，“我們大學的評價體系跟社會的評價體系是一樣的，依靠論文篇數和各類獎項”。如果大學內部的評價體系無法真正獨立于外部資源的分配邏輯（尤其是各類人才計劃的指標化要求），那么任何“改革”都只能是在邊緣地帶進行修修補補，而無法撼動核心的激勵結構。

第二個隱匿但最為關鍵的問題是：南科大自身的“新型研究型大學”身份，是否在無形中構成了對“新型”評價體系的制約？南科大在2025年泰晤士大學影響力排名中三項SDG進入世界前100，但在傳統學術排名體系中同樣定下了極高的“世界一流”目標。這兩種取向之間是否存在內在沖突？當學校同時在傳統學術賽道上沖刺“ESI全球前1%學科”和高影響力論文數量時，評價改革的真正空間還能剩下多少？這是南科大評價話語中最容易被忽視的自相矛盾之處——一項宣稱要突破傳統評價邏輯的改革，其組織身份卻在不斷地向傳統評價體系靠攏。

值得注意的是，南科大在評價改革中將產學研合作納入考察維度，為校企合作研究、成果轉化、技術攻關等實踐賦予了學術價值。從社會責任治理的角度來看，這是積極的取向——大學的社會服務功能從附屬地位進入了學術評價的核心視野。然而，同樣需要警惕的是：當“解決真問題”被過度簡化為“服務企業需求”，大學的基礎研究功能和批判性社會參與功能是否會被邊緣化？卓越工程師學院培養“目標不是發論文，而是成為能解決真問題的卓越工程師”的人才定位，固然體現了直面產業需求的務實精神，但也提出了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大學的“社會責任”是否應當大于為企業培養工程師？基礎研究的長周期探索、人文社會科學的批判性思考、大學作為公共知識生產空間的定位，這些學術功能在評價改革中占據了什么位置？

四、社會服務：從慈善展演到制度嵌入的距離

南科大在社會服務領域的實踐在當前中國高校中無疑是積極的。從“拾光筑夢”云南保山公益實踐到龍川縣三印村的90萬元消費幫扶訂單，從濠江區“雙百行動”校地合作到醫學院實踐團助力“百千萬工程”，南科大展現出了高校參與社會服務的多樣性姿態。

在南科大與龍川縣三印村的合作案例中，學校以“消費采購替代直接幫扶”的模式簽訂了90萬元的農特產品采購協議，直接助力村集體經濟增收約15萬元。學校駐村干部表示，學校始終將助力鄉村振興視為重要使命，未來還將在農產品深加工、品牌打造等領域展開深度合作。

在云南保山，“拾光筑夢”實踐活動以“咖啡為媒、公益為核”，17名南科學子扎根自然資源與人文資源豐富的保山，聯合建設“公益咖啡屋”、推動咖啡產業技術提升和文旅融合。這一項目從“支教送暖”到“產業賦能”，體現了南科大社會服務從短期公益向長效助農的演變趨勢。

然而，在這些積極的敘事背面，仍有若干關鍵問題需要被放在桌面上追問。

第一，社會服務的組織化程度與制度化水平。目前南科大的大多數社會服務項目以學生社會實踐、紅十字會活動、駐村干部幫扶等松散形式存在，尚未形成一套全校范圍內的、有系統指標追蹤和定期評估的社會責任治理體系。南科大雖然成立了ESG可持續發展中心并開展了豐富的企業ESG咨詢和培訓工作，但這一中心的業務重心明顯指向外部企業，而非學校內部社會責任治理的系統化建設。也就是說，南科大在為企業的社會責任實踐提供專業賦能的同時，自身的“社會責任治理”恰恰缺少了一個同等體量的制度化框架。

第二，社會服務的可持續性問題。龍川縣三印村三印村的90萬元消費幫扶訂單是一次性的采購行為，還是可以制度化延續的校地合作機制？云南保山的“公益咖啡屋”在實踐團離開后的運營狀況如何？濠江區的15項重點任務清單能否在學校的長期發展規劃中獲得穩定的資源保障？由于目前公開資料的模糊性，這些問題難以得到清晰的回答。

第三，社會效益評估體系的缺失。社會服務不是“做了就好”，而是需要回答“做得好不好”“帶來了什么改變”“成本效益比如何”等嚴肅的問題。從南科大目前的公開材料來看，并沒有一套成熟的指標框架用于評估其社會服務項目的實際社會效益。如果沒有評估，社會服務就可能滑向兩個方向中的某一個：要么淪為媒體報道中的“活動新聞”，要么淪為學校形象展示中的“愛心敘事”——這兩種路徑都可能弱化社會服務本應具有的制度性的社會價值生產職能。

更具社會學視角的追問在于：南科大的社會服務敘事究竟在建構什么？

作為一所15歲的年輕大學，南科大面臨的一個核心合法性挑戰是什么？是它在學術圈內的“地位”——即它是否被認可為繼承傳統學術價值的正統成員。社會服務實踐恰好為這一合法性建構提供了雙重功能：一方面，大量的“學生公益故事”塑造了學校的人文溫度，使“新型研究型大學”不僅僅是冰冷的科研機器；另一方面，鄉村振興幫扶等行動契合了國家宏大政策的敘事框架，使南科大在政治層面獲得了不可忽視的“正當性認證”。

這并非說南科大的社會服務是虛假的。恰恰相反，它們很可能是真誠且有效的。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去追問：當社會服務的敘事被嵌入到大學的正當性建構工程之中，它是否會被“工具化”？或者說，社會服務本身是否正在成為學校品牌營銷系統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而關于“大學的社會責任”這個更具公民批判性的命題，反而被消解在溫情脈脈的敘事中？

五、可持續發展：綠色話語與結構性約束

在可持續發展領域，南科大提供了中國高校中最為可觀的成績單之一。學校入選深圳市首批“近零碳排放校園試點”單位，通過實施“光儲直柔”、高效制冷系統改造、高效電器改造、節水改造、碳排放一體化管理等七項建設路徑，實現“2025年整體能耗下降22.6%以上，疊加綠電和綠地的碳平衡后，折合減少碳排放不低于12352.6噸，較2022年度約減少18.94%的碳排放”，規劃至2026—2030年度接近零碳排放。

在此基礎上，學校從更廣泛的學科布局和科研攻堅角度切入氣候變化議題，校長薛其坤介紹學校的研究方向涵蓋電池技術、碳捕獲、智能制造、海洋科學、生態修復等領域，并設立包括碳中和能源研究院在內的多個重大科研平臺。2025年泰晤士大學影響力排名中，南科大的SDG 9（產業、創新和基礎設施）居世界并列第51名，SDG 8（體面工作和經濟增長）居世界并列第95名，SDG 14（水下生物）居世界第91名。

南科大的硬數據構成了扎實的證據，說明其在綠色校園建設方面確實投入了真金白銀的技術改造。但我們需要同樣誠實地指出：這樣一個成績單還不夠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南科大的可持續發展究竟是一種“技術層面的節能競賽”，還是一種“教育理念層面的深刻轉型”？

換言之，南科大是否能通過課程體系的綠色化設計、校園文化中低碳習慣的養成、學生在校期間的可持續治理參與、畢業生社會責任意識的內化，將綠色校園的技術故事升華為學術的和教育的育人范式？目前可獲得的公開材料中，這方面的信息相對稀薄。全國政協委員方潔建議的“建設一批可感知的低碳應用場景，讓學生在真實環境中強化低碳意識”，恰恰點出了綠色校園建設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端：橫亙在綠色硬件和綠色認知之間的那個“最后一公里”。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南科大雖然設有ESG可持續發展中心，并積極參與綠色供應鏈標準制定、企業ESG人才培養等活動，但該中心的業務重心明顯面向外部商業組織，對學校內部的社會責任治理體系建設的作用尚不清晰。換言之，南科大在對外咨詢方面構建了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專業能力，但這一專業能力反過來向自身的組織治理“內化”的機制尚不成熟。

這帶來了一個有些反諷的局面：南科大的教職員工和學生如果想了解自己所在大學在ESG框架下的綜合表現，可能需要查閱校方對外的ESG咨詢材料——而即便在這一有限渠道中，也難以找到一份系統性的校內社會責任評估報告。

最后，一個不應被忽略的問題與可持續發展緊密相連，但往往不會出現在綠色校園的報告里：南科大自身的發展模式是否“可持續”？

新型研究型大學具有較高的財政依賴度，但其資金來源高度依靠深圳市政府撥款和外部企業合作收入。正如沈紅教授所警告的：“在建設與發展的過程中，新型研究型大學有可能在主辦方態度、政府控制力度、社會聲望升降、學校領導換屆、財政狀況松緊、教師流入保持等方面發生各種變化”，這些變化直接影響可持續發展進程。2025年以來，有觀察者注意到南科大在人才引進方面出現了速度放緩的跡象。

當一所大學自身的組織發展模式尚未進入一個穩定可持續的階段時，它對外部社會所提供的“可持續發展承諾”究竟有多大的兌現保障？

六、建議：從績效敘事走向治理范式轉型

通過對南科大社會責任治理與可持續發展實踐的系統梳理，本文得出了以下核心判斷。

第一，南科大的社會責任治理存在顯著的“制度敘事”與“實際運作”之間的斷裂。 理事會治理從決策權向咨詢權的系統性滑移、教授治學在學術評價現實壓力下的有限發揮作用、黨政體系在大學治理中的主導地位不斷加強，共同構成了一幅章程文本與實際權力格局之間存在張力的圖景。這種張力并非南科大獨有，但對于一所標榜“新型研究型大學”身份的組織而言，這種治理邏輯與傳統研究型大學的趨同傾向尤其值得關注。

第二，評價革命面臨“破而未立”的困境。 “破四唯”在言論層面達成了廣泛共識，但在實踐層面“新標”立出了什么并不清晰。產教融合導向被納入評價體系固然有利于推動社會服務功能，但“解決問題”是否等同于“解決企業問題”這一深層問題，以及大學的基礎研究和公共知識生產功能在其中如何安放，尚未得到足夠的討論。

第三，社會服務的組織化程度顯著滯后于敘事密度。 南科大在社會服務領域投入了大量資源和新聞報道熱潮，但缺少一套全校范圍的制度化評估體系和社會責任治理架構。學校ESG中心和紅十字會的資源投入產出比無法通過統一的可持續性指標矩陣進行年度追蹤和系統反饋，這使得社會服務容易停留在“項目制”的松散狀態而非進入“制度性”的社會價值創造軌道。

第四，可持續發展的技術成就正在掩蔽教育維度和制度維度的深刻變革需求。 能耗數據的確亮眼，但綠色理念向人才培養的滲透深度、學校自身發展模式的可延續性以及ESG專業資源向內轉化的制度建設仍然有待檢驗。

南科大的故事告訴我們：一項改革能否真的稱為“改革”，不取決于它的《管理暫行辦法》寫了什么，不取決于它的章程修訂了幾版，也不取決于它的新聞稿發了多少篇，而取決于它的實際運作模式是否真的在傳統體制的邊緣創造出了新的質地和新的規則。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重構性建議。

第一，制度設計從“章程語言”轉向“操作手冊”。 將理事會、學術委員會、教授會的職權行使方式從原則性表述細化為可執行的操作規則，明確規定何種事項必須經理事會審批、何種情況下學術委員會的決議對行政部門具有約束力、教授會如何啟動權力制衡程序等因變量。

第二，建立全校范圍的社會責任常態化問責體系。 借鑒國際通行的GRI可持續發展報告框架和高校社會責任指標體系，建立年度的社會責任報告與量化績效矩陣。報告需涵蓋但不僅限于：碳排放數據、社會服務社會成本效益核算、教職工權益保障指數、校地合作項目投入產出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綜合評估等維度——并堅持每年公開接受校內外評議。

第三，在學術評價體系中增設“社會影響力”獨立模塊。 在保留傳統指標的基礎上，將“學術成果對社會公眾的知識傳播效應”“研究的社會倫理后果評估”“跨學科公益項目的學術價值認證”等納入評價考量。同時成立獨立于行政權力控制的學術倫理評議委員會，處理涉及社會責任、學術倫理與大學公共義務的爭議事項。

第四，推動ESG資源校內化。 要求ESG可持續發展中心每年出具一份必須面向全體師生公開征求意見的校內社會責任“體檢報告”，對報告中的關鍵指標設置目標值、達標時限和未達標問責機制。同時啟動綠色教育的第二輪全面轉型：將可持續理念與低碳行為設計深度嵌入通識課程、學生生活技能認證體系、書院治理制度和重大校級決策的倫理審查流程。

第五，在更高層面上為南科大構建一個制度性的“自我污染”裝置。 學校應當主動設計一套周期性“反向對標”的機制——每年設定至少三項傳統研究型大學的常規性“績效指標”（如ESI排名位次、論文產出規模、橫向項目金額），并在下一周期的社會責任報告中明確說明：本項指標的下降不是“不達標”，而是“制度自覺”。這種撕裂自身的結構性安排，或許才是真正配得上“燒掉皇帝新裝”之使命的社會責任實踐。（王連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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