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莊道家之外，還有黃老道家

老莊道家，我們都很熟悉，這一派道家在政治上主張清靜無為，在精神上追求逍遙自在。“老莊”的“莊”，就是我們熟悉的莊子。莊子敏銳地感受到，大部分人的一生其實是平庸的，甚至是痛苦的。從出生開始，就被束縛于各種各樣的限制中不能自拔，這些限制來自于種種外在的約束，例如維持生命的各種必不可少的自然資源，維持社會的各種政治制度與禮教規范。還有的來自于自己的內心，即人甘心接受這些約束而不再掙扎，從而漸漸沉淪下去，每天只是小心翼翼、戰戰兢兢、無可奈何、渾渾噩噩地活著而已。

所以莊子覺得這樣的人生是可悲的，他用了一個字來描述這種束縛，那就是“待”，等待的“待”，“待”就是各種各樣的條件，需要的條件越多，人生就越不自由。所以自由的人生就是無待的人生。我們都讀過《莊子》的“逍遙游”，那個在天地之間盡情翱翔的“鯤”和“鵬”，完全突破了人間的想象，是絕對自由的象征。莊子之所以要設計這么一個驚天動地的畫面，目的就是驚醒我們普通人，不要安于庸庸碌碌、渾渾噩噩的人生，希望給我們的心插上鯤鵬的翅膀。希望喚醒那些卑微的小我，重新塑造一個大寫的人。這正是人類之所以存在的最高價值所在。除了“逍遙”，莊子還發展出“齊物”、“心齋”、“坐忘”等等概念，目的還是為了精神的自由——不被外物束縛，不被名利困擾，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可以說，老莊道家主要繼承的就是“許由”這一脈的精神，力圖打造精神獨立的逍遙天地，無論在山水之間還是在紅塵之中，都追求自由灑脫、閑云野鶴般的生活。不過，如果說老莊道家就是道家的全部，那就有些以偏概全了。老莊道家只是道家的一個側面。在黃帝和姜太公等先驅的影響下，道家還開出了另外一派，而且這一派在歷史上影響還非常大，那就是黃老道家，一種積極入世的道家。“黃老”的“老”，自然說的是老子。老子的學說有著博大的胸懷、長遠的眼光，是一種高屋建瓴的形而上的哲學理論，但老子的學說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如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這就有點賣弄玄虛，故意讓人聽不懂，讓你看不到可以實際運用的綱領和手段。

這時候，以黃帝為代表的學說正好彌補了這個缺陷。前面也講到，在中國古人心目中，黃帝就是一個替天行道的人，他能夠把握天地人一切關系中所遵循的根本原理。在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中，黃帝被塑造成一個神話式的人物，他與“天之道”融為一體，代天地建立法則，并貫徹于人間。在《漢書·藝文志》中，托名黃帝的書最多，和天文、歷法、占卜、養生、兵法、權謀都有關系。總的來講，這套學說把人類所有的行動，都跟自然原理掛上了鉤，讓人們的一舉一動都能找到合法性依據。所以你看，這個托名黃帝的系統，正好幫助《老子》思想擺脫了局限、彌補了缺陷，把《老子》那種妙不可言、只能體會不能言傳的“道”，轉化成了看得見摸得著、可以理解、可以效仿的天道。有了這個轉化，道家就不再是只能用來修身養性的哲學，而是變成了一套可以治國安邦的操作指南。因此，將以老子為代表的“道”作為思想的基礎，將以黃帝為代表的“天道”作為行動的法則，正是黃老道家的特征。漢初就是黃老道家大行其道的時代，那時的最高統治者，例如竇太后、漢文帝都喜歡黃老，丞相一級的高官也都積極按照黃老的理論來治國，我在這里講兩個丞相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的主角是曹參。他是西漢開國功臣，也是繼蕭何之后的漢代第二位相國。曹參早先是在一個諸侯國齊國那里當相國，他剛到齊國的時候，就召集當地的長老和有知識的人士，問應該怎么治國。結果，大家七嘴八舌，各講各的，曹參不知道該聽誰的。后來，曹參聽說膠西有一個叫蓋公的人，是懂得黃老之術的，于是派人帶了很重的禮物去請他。

蓋公告訴曹參，最好的政治就是“貴清靜而民自定”。“貴清靜而民自定”完全符合《老子》說的“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主要意思就是執政者不要折騰，讓老百姓自己來管理自己，自己拯救自己，有一個基本的方針，其它照著去做就可以了。曹參一聽，醍醐灌頂，于是跟蓋公住在一起，做了他的學生。他的政治綱領，主要就是黃老術。他在齊國做了九年的相國，齊國治理得非常好，大家都說這是一位非常賢明的相國。后來曹參官至漢朝丞相，繼續推黃老之術，崇尚清靜無為，與民休養生息，政治上一概遵循蕭何舊章，也就是我們熟知的“蕭規曹隨”——既然規矩都定好了，我就負責休息，絕不瞎指揮。可見蓋公的治國思想，對漢初治國方針的制定有很大的影響。

第二個例子，是漢宣帝時的丞相丙吉。黃老道家認為，一切政治行動必須從自然原理中找到合理性的依據，然后按照自然的規律和節拍從事人事，這就是最好的政治。丙吉就是這樣一位實踐黃老天道理念的政治家。有一年春天，丙吉外出，遇行人斗毆，其中一人頭破血流，橫尸路邊。丙吉卻不聞不問，驅車而過。過一會兒，看到老農趕的牛步履蹣跚、氣喘吁吁，丙吉卻馬上讓車夫停車詢問緣由。下屬對此感到很困惑：丞相這是怎么了？人被打死你不問，牛喘氣你倒是挺關心？這叫什么道理？丙吉解釋說：“丞相是國家的高級官員，所關心的應當是國家大事。行人斗毆，有京兆尹等地方官處理即可，無需一國之相親理。我只要適時考察地方官的政績，有功則賞、有罪則罰就可以了。而問牛的事則不同。現在是春天，天氣還不應該太熱，如果那牛是因為天太熱而喘息，那今年的天氣就不太正常，農作物生長勢必會受到影響。”

從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看出，漢代像丞相這樣的地位僅次于皇帝的高級官僚，他要考慮的不是社會矛盾的發生以及如何處理，而要考慮更高級的問題，那就是天道的問題。比如陰陽是不是和諧，天人是不是和諧，牛喘息是不是一種征兆，預示著天災可能會降臨，丙吉作為丞相就必須及時做好預案，來防患于未然。所以，和老莊道家相比，黃老道家非但不是消極避世的，反而是積極入世的。一方面，黃老道家站在道的高度來觀察現實、指導人事，能夠按照客觀規律辦事。另一方面，他們的“無為而治”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建立在合理分工之上，各做各的事情。領導者不過度干預下屬，下屬能夠放開手腳，充分發揮聰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