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連升：“真正的競爭力不在評級分數里，而在信任穿透力中”

紙面承諾與實質責任“真正的競爭力不在評級分數里，而在信任穿透力中”：專訪CSR/ESG與供應鏈責任溯源管理專家王連升

訪談手記：在可持續發展成為全球商業必修課的今天，ESG信息披露與評級幾乎成為每一家外資企業的年度必修動作。然而，報告越做越厚，評級越卷越高，供應鏈深處的問題卻依舊觸目驚心——“紙面責任”與“實質責任”之間的鴻溝，正在成為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最大的信用赤字。帶著這一追問，筆者專訪了長期深耕中國企業社會責任、ESG治理與綠色供應鏈領域的資深專家王連升，試圖在理論與實踐之間，找到一條穿透供應鏈迷霧的出路。
一、底層邏輯：三種“責任表演”與一張報告的距離
問：王老師，您在CSR、ESG與綠色供應鏈領域研究實踐多年，也深度參與過多個行業標準的制定。從您的觀察來看，當前外資企業可持續發展實踐中，最值得警惕的深層問題是什么？
王連升： 最值得警惕的，我認為是三種“責任表演”——我稱之為“符號合規”“評級驅動”和“風險隔離”。這三者疊加，構成了一套精巧的系統：報告精美、評級光鮮、法律合規——但供應鏈最深處的問題紋絲未動。
先說 “符號合規” 。現在很多企業做ESG，本質上是“報告即盡責”：發一本厚厚的報告，里面全是“我們致力于”“我們承諾”“我們計劃”，但真正可量化、可驗證、有追溯機制的實質性行動少之又少。一家企業可以說自己是“負責任企業”，但當你追問一級供應商之外的第二級、第三級供應商是誰、他們在哪里、他們的工人一周工作多少小時，對方可能只能回答你三個字——“收集中”。這個“收集中”狀態，在有些企業的報告里已經保持了四年。
再說 “評級驅動” 。我不否認評級機構在推動ESG主流化方面的貢獻，但現在的問題是“為分數而非績效”在管理。企業成立專門團隊研究評級模型的權重，優化填報口徑，分數上去了，碳排放沒下來。這種“分數游戲”最大的危害在于，它給了企業一個自我正當化的借口：評分那么高，難道還不能說明我們負責任嗎？可評級機構的邏輯與供應鏈實質責任之間存在一個根本性的裂縫——你可以在問卷上勾選“我們有供應商行為準則”并得分，但這份準則在實際采購訂單里執行了沒有，不扣分。
第三是 “風險隔離” 。跨國公司普遍的做法是讓供應商簽一份行為準則，然后就可以宣稱“我們已經盡到了責任”，一旦出事，那是供應商的獨立行為。這其實是利用合同做了一道“防火墻”，把真正的責任擋在了品牌方的大門外。責任沒有被履行，它只是被轉移了。跨國公司真正掌控著供應鏈的定價權、訂單分配權，卻在責任問題上假裝自己是“受害者”。
這三種“責任表演”疊加在一起，造成了當前ESG實踐中最深層的悖論：信息披露越來豐富，評級越來越高，但工人在加班、廢水在排放、碳排放目錄在增長。這就是當前外資企業社會責任治理“紙面責任”的底層邏輯。
問：那您如何從理論層面概括“紙面責任”與“實質責任”之間的這種張力？
王連升： 我將其概括為 “價值沉默”戰略的方法論謬誤——“價值沉默”本來是我提出的一個核心戰略主張，即企業應該把精力從高調宣傳轉向實質性價值創造，但現在的不少企業恰恰走向了反面：在行動上“沉默”，只在報告上“喧囂”。要回到正軌，必須記住兩句話：一是“CSR為魂，ESG為體”。CSR代表的是價值理性，是企業的道德立場和根本追求；ESG則是工具理性，是把理念轉化為可量化、可管理框架的工具。如果只做ESG而不問CSR，那就是純粹的技術操作，失去了方向的指引。第二句話是“責任閉環”——E、S、G三者不是并列的三根柱子，而是一個相互嵌入、動態反饋的有機系統。很多企業把這套系統拆成了三個獨立KPI來管理，切斷了內在關聯，最終資源分散、戰略碎片化。
二、供應鏈黑洞：技術溯源不等于責任溯源
問：供應鏈責任溯源管理一直是您研究的核心方向之一。在您看來，外資企業在供應鏈溯源上最大的誤區在哪里？
王連升： 最大的誤區，就是 “技術溯源”與“責任溯源”的混淆。現在不少企業大談特談區塊鏈溯源、二維碼追蹤、數字化平臺，這當然沒錯——技術溯源可以告訴供應商的貨物從哪里來，但它無法告訴你“那個地方發生了什么”。一個二維碼能夠告訴你這件棉T恤來自某某紗廠，但無法告訴你那家紗廠是否使用童工、工人周工時是否超過60小時、廢水處理設施是否真的在運轉。技術和責任之間，存在一個巨大的信息差。
所以我在各種場合反復強調，供應鏈溯源必須建立 “三級跳”的穿透式管理。一級供應商必須提供第三方年度審計報告；二級供應商要按季自主申報關鍵數據——勞工工時、廢水排放量這類硬性指標；三級及以下供應商，品牌方至少要有抽樣調查的能力。目前能做到“三級跳”的外資企業，坦率地說，鳳毛麟角。多數企業滿足于一級供應商管理，二三級基本是“黑洞”狀態。
問：那您如何看待當前ESG體系中“范圍三排放”數據的披露情況？這是否也是“黑洞”的一部分？
王連升： 這正是 “選擇性沉默” 的典型體現。范圍三排放——也就是價值鏈上下游的排放——對消費品企業而言通常占碳足跡的八成以上。可以說，不披露范圍三，碳減排就是自欺欺人。但現在有多少企業把全部范圍三數據公開了？很少。多數企業的報告里標注的是“數據缺失”或“基于行業平均值估算”。更令人警惕的是，就算企業披露了范圍三數據，其數據來源往往只是要求一級供應商填報模板，一級供應商再向二級收集，層層“估算”之后，產生的只是一份“供應鏈碳賬本”，跟真實的碳排放相去甚遠。
問：除了碳排放數據之外，“勞工權益”這一社會責任維度，在供應鏈溯源中又面臨怎樣的挑戰？
王連升： 這是一個更復雜、也更棘手的問題。相比碳排放數據有相對成熟的計量方法，勞工權益的核查對定性判斷要求更高，依賴實地考察和工人訪談。碳排放還有衛星和傳感器可依，供應鏈深處的加班有沒有合規、有沒有拖欠工資，只能靠人去看、去問。很多跨國企業的供應鏈早已延伸至東南亞、南亞和非洲。在那些國家，實地稽核的難度和成本遠超國內。許多企業因此便心安理得地說“我們按照當地法律合規”，但這個合規——是一周工作48小時，還是實際超過70個小時——恐怕需要親自到車間里去問才能知道。
三、穿透迷霧：從“紙面責任”走向“實質責任”
問：面對這些深層次困境，您認為可行的突圍路徑在哪里？
王連升： 我認為關鍵突破口在于 “監管穿透”與“制度重構” 的合力。單純依賴企業自律顯然不夠，必須用剛性的制度安排把“紙面上的責任”變成“跑不掉的義務”。具體來說，我建議三個方面同步推進：
第一，強化政策與法規的穿透力。中國相關部門已經在推動供應鏈ESG信息披露的強制性要求，這是一個非常正確的方向。未來可以進一步推進：范圍三的核心品類必須披露原始來源數據，而不能再以“行業平均值”來搪塞。
第二，將ESG評級與實質績效適度脫鉤。企業可以維持評級提升的激勵，但在供應鏈關鍵管理層級——比如采購部門——的考核中，必須加入“供應鏈ESG改進率”這一實質性指標，直接與采購績效掛鉤。要防止出現“分數高、問題多”的局面。簡言之，就是讓企業的“面子”——評級分數，和“里子”——實質改進，相對比、對得齊。
第三，建立供應鏈責任的“共擔機制”。當二三級供應商被發現違規時，品牌方、一級供應商和違規方按比例分擔整改成本，而不能僅僅終止合同“切割”了事。這也正是我之前提出的“責任閉環”模型在供應鏈治理中的具體應用。
問：您在行業標準層面做了大量工作，這些標準的落地實施，對于解決外資企業ESG治理和供應鏈責任溯源問題有何實際意義？
王連升： 標準為綱，綱舉目張。《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等系列標準為電子信息行業的社會責任工作提供了可操作的參照系，構建了統一、透明、可信賴的評估框架。正是因為有了這些行業標準，行業主管部門和第三方評估機構才能開展全行業的社會責任治理水平評測、供應鏈ESG信息披露質量比對，才能更精準地發現問題，有針對性地制定解決方案。
當然，標準只有變成企業的實際行動才有意義。從全球趨勢來看，類似RSPO等可持續認證標準也在不斷進化，比如要求成員披露其供應來源，顯著增強整個供應鏈的可視性和可追溯性。這些實踐表明，更嚴格、更透明的標準體系，配合有效的行業監督和懲戒機制，才能真正推動企業從“紙面合規”走向“責任溯源”的實質性進展。
問：最后，您對正在積極踐行可持續發展理念的企業，尤其是那些意圖在全球市場中構建ESG信任的外資企業，有什么建議？
王連升： 我想送企業三句話。
第一句：“CSR是魂，ESG是體”。CSR賦予企業方向和意義，ESG則是落地的技術工具。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企業，這兩者必須有機統一、相互成就，既不能只講情懷、空談價值，也不能只重指標，失去社會責任的初心。
第二句：“數字技術要用在真問題上”。區塊鏈、大數據、AI可以有效提升供應鏈溯源的效率和可信度，它們的核心價值是幫助發現真實問題、加快問題整改，而不是為“紙面合規”提供更精美的包裝。
第三句：“真正的競爭力不在評級分數里，而在信任穿透力中”。當你的消費者和投資人確信，你的可持續發展承諾從報告中的每一頁文字，直抵每一級供應商車間里最微小的變化；當你的產品帶著可見的、可驗證的、有溫度的責任印記走向全球市場，你收獲的將不止是市場份額和資本回報，更是企業存續和發展的根本價值。

王連升，中國綠色供應鏈聯盟綠色金融專委會 副秘書長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戰略合作部部長、研究員，廣東省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會企業社會責任專委會副會長，上海市計算機行業協會顧問，上海電子信息產品再利用促進中心顧問，北京軟件和信息服務業協會專家，北京市發改委ESG生態研究特邀專家，瑞典國家外交部CSR特邀訪問學者，IPC中國可持續發展指導委員會（籌）專家委員兼執行委員，《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報告》2020、2021、2022、2023、2024編委，《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SJ/T 16000）主要起草人兼編制工作組秘書長。發表多篇行業報告及論文，如《淺談綠色金融在電子信息產業可持續發展中的矛與盾》，探討金融工具在產業轉型中的作用，強調企業需將社會責任融入戰略，通過合規經營、供應鏈合作等實現社會價值與商業價值的協同。主導編制或參與多項行業關鍵標準，如《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SJ/T 16000），《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治理評價指標體系》（T/CESA 16003-2021）,《綠色設計產品評價技術規范 存儲設備》（T/CESA 1258-2023）等綠色制造標準，《信息技術 開源治理》（T/CESA 1270.1-2023）規范開源技術應用中的責任管理系列標準，覆蓋ESG治理、綠色制造、數字化轉型等領域。連續5年主導“中國電子信息行業企業社會責任治理水平評測”，累計覆蓋1500余家企業。連續3屆主導“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年會”，打造“國際視野 中國實踐”的交流平臺。連續6年主導與聯合國婦女署共同發起賦能職業女性職業發展項目，推動女性職工職業發展與企業社會責任治理水平能力水平提高。連續多年服務中國電子科技集團、中國電子產業集團、AMD、臺達、松下電器等企業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建設。通過參與中歐企業社會責任圓桌論壇等國內國際會議的主旨發言或對話，闡述了產業在綠色金融、綠色供應鏈和綠色投資領域的實踐研究。統籌支持可持續發展經濟導刊第28屆、29屆、30屆、31屆中歐企業社會責任圓桌論壇，國際電子工業聯接協會(IPC)“2024 IPC中國電子制造業年會”，南方周末第四屆中國互聯網行業CSR論壇等國際性行業性主題論壇會議的成功舉辦。 專注于供應鏈穩定、產業鏈供應鏈履責、環境社會治理、可持續發展等領域 ，深耕電子信息行業企業社會責任治理與可持續發展研究和實踐應用，推進電子信息行業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等研究和實踐性工作，持續提升了助力企業社會責任管理的服務能力，支撐工信部企業社會責任朋友圈進一步夯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