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杭州女白領白嫖外賣事件看權力對人性的扭曲

杭州女白領白嫖外賣且投訴外賣員的事件很多朋友可能已經看了。該女白領吃完外賣餐食，申請僅退款，投訴外賣沒有送達以及外賣小哥態度不好，外賣小哥一怒之下上門“對質”。

這種行為實在太欺負人了。都僅退款了，已經白嫖了一頓飯，還投訴人家，讓外賣小哥被平臺扣款，相當于十幾單外賣白送；同時外賣小哥因為遭遇投訴還會被系統降分，影響之后被平臺派單的數量。

這個視頻在國外互聯網上迅速流傳，播放人次達到2000萬以上，真是“丟人丟到國外去了”。據說這名白領之后被公司開除，相關部門讓其公開道歉，全網“社死”。

她如此囂張，在外賣小哥找上門之后還“倒打一耙”報警說小哥找上門干擾了她，誰給她的膽量和底氣？

當然是平臺的規則給她的膽量和底氣。

現在的外賣平臺規則我們是知道的，外賣小哥和商家處于絕對劣勢的地位。顧客有權力毫無道理地給商家和外賣小哥差評、投訴，哪怕顧客的投訴是無理取鬧；商家和外賣小哥最理性的選擇是“吃下啞巴虧”，息事寧人，否則鬧起來，商家和外賣小哥“哪怕贏了糾紛判決也會輸掉經濟利益”，怎么都是輸。商家、外賣小哥對買家幾乎沒有任何制約的能力，遭到顧客如何對待，只能看運氣，看遇到什么樣的買家以及買家當時的心情。

無論外賣平臺還是電商平臺，都是約束商家、外賣小哥、快遞小哥的，他們在平臺上處于“絕對弱勢”的地位，而顧客和買家是享有特權的。既然有特權可以任意欺負對方，為自己牟利，或者單純為了享受一下使用權力支配別人的快感，那很多人當然對這份權力“不用白不用”。

關于權力對人性的扭曲，其實扭曲人性的權力是不分“權力大小”的，只要手里有權，無論是大權還是芝麻粒那么大的小權，掌握權力的人都很難擺脫被權力腐蝕。只不過， 很多人只把目光盯著那些位高權重的人， 底層人、弱勢群體利用他們手里芝麻粒大的特權去“損人利己”、以權謀私往往被忽略，被無視。

實話說，我見到的在網上白嫖商家貨品的或者刁難外賣小哥的，幾乎都是某種程度上的“弱勢群體”。這位“丟人丟到國外”的杭州女白領，也就是個打工的，看她那個工位和工作環境，她在公司里的地位并不高；之前“白嫖”商家榴蓮被商家驅車千里找上門的那位，也是個普通人；稍微上點檔次、有點社會身份的人，除非個人素質實在太差，反而基本會體諒商家和外賣小哥的不易，不會如此刁難人家，因為做這種事真的失身份。

我還親眼見過鄉下老頭，前一分鐘痛罵村干部對他不公，頗顯委屈；后一分鐘就在某電商平臺上“僅退款”白嫖商家的，轉變非常柔順絲滑。他痛罵有權力欺負他的人，但他同時也在利用手里的那被電商平臺給予的一丁點兒權力去欺負商家。他跟他痛恨的人又有什么區別呢？

這也不是中國人的專利。在歐美，黑人之類所謂的“弱勢群體”利用起他們可以發起“反歧視”的特權，簡直堪比大清的“文字獄”。你的一句話、一個行動，就可能被他們解讀為“歧視”。只要他們想，他們總能很容易找到借口用扣“歧視”帽子的辦法欺負你、刁難你；當然，他們也會用“歧視”作為擋箭牌來為自己脫罪。去年八月，在地鐵上刺死 烏克蘭女孩伊琳娜·扎魯茨卡的 黑人流浪漢德卡洛斯·布朗就提出“由于他是黑人，在成長的過程中遭到歧視，精神受到傷害，所以做出了傷害別人的事情，嚴格來講他也是受害者”，一幫子左派律師都對他擺出“同情”的臉色，努力為這位“遭遇歧視而心理受傷”的罪犯辯護。

其實，他說他受到“歧視”，有什么證據嗎？并不需要證據，只要他認為“受到了歧視”就可以。這是黑人的一種“特權”，無論發生了什么，他都能通過一套“因果關系”的聯想推理解釋為你對他的“歧視”，但反過來要是一個白人說被黑人“歧視”，這種指責不會被認為“成立”。既然給別人扣“歧視”帽子是一種特權，可以用來刁難別人，維護自己的利益，那干嘛不用呢？

權力就是有如此魔力，就是能如此扭曲人性。如果權力不受制約，手里有大權的人會濫用大權，手里有小權的人會濫用小權。永遠不要相信世上有圣人可以“自我約束手中的權力”；也永遠不要相信“弱勢群體”不會成為“使用權力非法謀私利或者對別人施暴”的人。“弱勢群體”由于能力、素質、理性程度不高，一旦手里有了權，用起權力來往往更肆無忌憚、對人和社會環境的傷害更大。

對權力必須有嚴密的制衡、監督、約束，才能讓權力“為善”而不是“從惡”。

人性是禁不起權力的考驗的，哪怕有些人在沒掌權的時候嘴上說得挺好，但真的掌權了就不一定了，就像當年宋女士跟美國記者說的那樣：如果你們在那邊看到的都是真的，那我只能說，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品嘗過權力真正在手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