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蔣兆和：從滿目蒼涼到滿目春光

近年來，網絡上流傳著搞笑圖片“杜甫很忙”。由此，很多人得知，這杜甫像就出自先父蔣兆和之筆。也有傳聞說此像是父親以自己形象所畫，雖此話無考證，但此像的題詞卻正是畫家本人的寫照。《杜甫像》題曰：“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于我如浮云。千載豈知逢新世，萬民歡唱大同時。我與少陵情殊異，提筆如何畫愁眉？”我的父親蔣兆和一生從藝，確與富貴無緣，但又是幸運的。他生在晚清，長在民國，歷經國難之苦，歲在不惑時恰逢新世，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

《杜甫像》（1959年作，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父親前半生的作品是淚洇玄墨滿紙蒼涼，后半生的作品則風華潤色滿目春光，畫風反差如此之大，這在古今中外的畫家當中也屬罕見。可想而知，父親的藝術經歷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抗日戰爭、新中國成立，每一次驚天巨變都觸動了他。

為勞苦大眾“寫真”

父親于1904年出生在巴蜀瀘州，本是書香門第。他從小入私塾攻讀國學，又喜好中國傳統書畫，深得師傳學養，然而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他與數不清的貧民一樣，經歷過乞討、失業，他心中悲憫道：“往往于斯之際，倍覺凄涼。”他看到“老弱無依，貧病交集，嗷嗷待哺的大眾，求一衣一食而尚有不得”時感慨：“我不知道藝術之為事，是否可以當一杯人生的美酒，或是一碗苦茶，如果其然，我當竭誠來烹一碗苦茶，敬獻于大眾之前……”于是，父親曾模仿家鄉明代石刻剛勁的線條，畫出了描繪巴蜀最底層纖夫勞作場景的作品《苦役》。

聽父親說，他后來有了拜畫家徐悲鴻為師的良機。徐先生很欣賞父親的才華，期望我父親能努力實現他的藝術宏愿，便留我父親在他的畫室里居住、學習了兩年。早在20世紀20年代，被列強蹂躪的中國四分五裂，中國的廣大民眾極端困苦且不識字，他們的處境無人關心、他們的痛楚無以訴說，“為藝術而藝術”的繪畫在當時很難讓食不果腹的老百姓有認同感。徐悲鴻意識到中國急需具有人文關懷精神的藝術家，明確提出批判現實主義的藝術是喚醒中國人的利器。他提出了“為人生而藝術”的主張，倡導能表達現實生活的新中國畫。父親就是在新文化運動的這個大背景之下，按照徐先生指引的方向發憤學習堅持探索的。父親曾說，“師我者萬物之形體，惠我者世間之人情”，越是“不得已掙扎于社會之上”，越懂得了悲鴻先生所說“困而知之”的道理。徐悲鴻的教導成了我父親而立之年的標桿，父親把自己的畫當作在困苦中為大眾熬制的“苦茶”，用畫筆“為民寫真”。

1929年，田漢、徐悲鴻組建的進步文化社團“南國社”部分成員合影。左起：謝壽康、俞珊、田漢、吳作人、蔣兆和、呂霞光、徐悲鴻、劉毅

父親遠赴北平，畫下油畫《一個銅板一碗茶》和《背筐老婦》，一個是挑擔賣茶的男孩，一個是拾破爛的老太，這兩幅畫都是北平城里最底層人民的縮影。而后他又去了重慶，在那里嘗試用中國畫的筆墨畫出百態眾生。父親背著畫夾，揣著禿筆、墨盒走在重慶的各個角落里，筆墨間帶著山風、帶著熱氣、帶著民情。父親說：“知我者不多，愛我者尤少，識吾畫者皆天下之窮人，唯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餓殍。”

為日軍踐踏下的中國呼號

父親畫出的草民風情，可算熬出了純正的川味苦茶。川蜀久旱不雨，千里荒涼，糧盡食絕，到了盜吃死尸的境地。3700萬災民無以聊生，逃荒的難民一天比一天多，而官員的宅邸里卻燈紅酒綠。父親看到一個孩子躺在大堂門下，奄奄一息。眼前再現的，竟是杜甫詩中的悲情！他滿目傷感，立刻就把這社會的陰暗畫了出來。這幅令人心碎的畫作《朱門酒肉臭》引發了轟動。后來，此畫的印刷品傳到國外，美國紐約鈔票公司選擇將其作為圣誕賀卡，意在關注發生在中國的不幸。

《朱門酒肉臭》

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大地狼煙四起，四萬萬同胞頃刻間生死攸關！1937年，當父親到了北平，怎料想僅一個月就又爆發了盧溝橋事變。8月8日，古城北平完全失守，日軍大肆搜捕，封鎖了北平通向華南的交通，一個月的血腥殺戮，把北平變成了地獄與囚籠。日本人天天都在強化“治安”，在所有單位里安插了監視中國人的眼線，對所有市民實行不許隨便出入的編號登記制度。在東四紅樓、炮局胡同設置的抓捕抗日人士的機關，被當時的北平人稱作“閻王殿”，他們暗殺、抓捕，明奪暗搶百姓的財產，可是，日本當局卻利用文章、電影、音樂、繪畫宣稱“親善”“共榮”“新民”來粉飾太平，以“復興”的美名迷惑淪陷區的民眾。此時，在父親的畫里，一個拄著竹杖的盲人在畫中茫然著，畫中題道：“莫當我無目，但憑這枝竹；人間黑暗地，有目豈吾如？”父親說，看到這現實中的北平，比失去雙眼還要暗無天日。

20世紀40年代初，位于北平竹竿巷胡同的蔣兆和畫室

我記得父親說，他畫過三個沿街乞討的流浪兒，沒想到畫完沒幾天，這些可憐的孩子就吃了人家扔下的雜合面饅頭死了。父親長嘆道 ：“說什么心肝與寶貝，流浪的小子不值錢。”

1938—1939僅兩年，日軍狂轟濫炸，造成2萬多人死亡、3萬多人受傷，13000多棟房屋被摧毀，20萬人無家可歸！父親說到閘北、說到重慶，說到南昌，無數難民流離死傷……就在父親的畫里，一個母親哭在被炸死的女兒身邊，泣在橫尸遍野的焦土上……一張張小幅畫作已經難以述說同胞無盡的苦難。父親的朋友們在熱議，報端上也在評說，他們把父親畫的那些戰爭難民比作宋人畫過的《流民圖》，這比喻在父親的心中沖騰起了巨大的構想。他說：“兆和疾首痛心，竊不自量，思欲以素楮百幅，禿管一枝，為我難胞描其境象，遠師鄭俠之遺筆，而作后流民圖。”

《流民圖》局部

1942年，在社會多方的協助下，父親靠為人畫像，勉強湊夠了繪制巨大長卷的資金，便赴上海一帶為更多難民寫生。在這期間，父親畫流民的舉動得到了中共地下黨刊物《雜志》主編的鼓勵。父親說：那個主編“是個不簡單的人物，他采訪過我，他理解并贊同我畫流民圖”！在他們的感召下，父親頂住了北平日偽特務的監視與騷擾，堅持在險惡的敵占區畫完了這幅巨作。父親周圍的朋友們竭盡全力與當局周旋，最終，高2米、長27米的啼血巨作《流民圖》于1943年10月29日在太廟公展了！北平人在這畫里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親人，在與畫中人的相視中流下了悲愴的淚水，整個大殿在無聲中為之動容。

父親為我們特別講解說，在這大圖的尾端，他悉心設計了一組知識分子的群像，畫出了他們在心底的抗爭。父親將這組知識分子的神情視作各階層在淪陷區壓抑、隱忍的典型代表，當然也隱喻了他自己。當年在展出中，當局突然派軍警包圍了太廟，觀眾被驅趕，畫展不到一天就以“光線不好”為名被勒令禁展了。

《流民圖》局部：一組淪陷區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形象

第二年，上海的朋友為救助難民與失學的孩子舉辦義展，我父母把這幅《流民圖》揭裱折疊起來藏在皮箱的棉衣內，躲過了憲兵盤查，秘密將其帶到上海再度公展，又一次引起了民眾與輿論更強烈的共鳴。中共地下黨刊物《雜志》首次發表了《流民圖》。而后，《流民圖》遭到日偽當局劫持，到1952年被找到時，它已被撕扯并霉爛殘損過半。父親曾傷心地說，就在《流民圖》失蹤不久，圖中的模特、輔仁大學教授就被當局以“抗日罪”逮捕，受盡酷刑。

正如《四世同堂》里描寫的，敵占區的民眾在武力與欺騙中度日如年。父親以他的畫傾吐出淪陷區人民的心聲：“過了一年又一年，重重心事不能言，勸君拜拜祝努力，你我光明有一天！”

為新生的人民高歌

歷經14年的抗爭，中國人民以最大的犧牲終于贏得了勝利！可是，飽經帝國主義列強侵略與傷害的中國人民，還是在饑餓、失業與貧困的生死線上掙扎。黑暗赤縣的天，何時才能在地平線上露出曙光？父親說，他在焦急中期盼，人民在抗爭中期待……解放軍摧枯拉朽橫掃華北大地，父親抱著極大的熱望，畫出了把中國水墨人物畫技巧推到極致的力作——賣花女。他把所有的希冀都盡染在畫中的那一籃春色之中……

《一籃春色賣遍人間》，現存中國國家博物館

天經百劫云飛散，人民終于盼到了“你我光明的那一天”——1949年10月1日，傾城鼎沸，人們歡欣鼓舞！父親更是百感交集，終于在他年近半百的臉上有了孩子般的笑容。

20世紀60年代，有一年在國慶晚會上，父親摟著我們，用手指著紀念碑的方向興奮地說：“那天上午我們就站在那個位置等著大會開始。長安街上到處是紅旗，喇叭里響著延安的歌聲，我們一直等到下午，我第一次聽到天安門前禮炮齊響，我第一次看到高高的旗桿上升起了紅色的國旗，解放軍的飛機轟鳴飛過，還有威風的解放軍騎兵！我和你媽媽與幾十萬人就在歡慶開國大典的游行中。那天我扛著一面大紅旗，走在北平藝術專科學校隊伍的最前面！我們都爭相望著天安門城樓呀！”“晚上，我們舉著紅燈籠，天上放出從來沒有見過的煙花……”每次聽到父親的這段回憶，我眼前總是浮現出他一生中最為感慨的那段情景。就在開國大典的當天夜里，他通宵未眠，起草創作了一幅高近3米、寬1.32米的大畫——《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之日》。

父親把自己參加開國盛典游行時那由衷的喜悅，以及自己舉著紅旗走在隊伍最前面的經歷，融入了他的大作中。父親第一次在作品中表現出昔日畫中那苦不堪言的工農大眾穩穩地站在自己的土地上，自豪地擎起五星紅旗的場景；父親平生第一次畫出了泛有彩霞的藍天，讓爽朗的顏色洗去了以往的陰沉。筆筆傷痛不見了，一碗碗“苦茶”被蕩翻，他第一次在作品中畫出了潔白的和平鴿，預示著中國人民要用生命捍衛這來之不易的和平。

《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之日》

這幅大作就像分水嶺，在父親后來的作品里，昔日的流民回到了自己的家園，苦難的平民開始識字、參加國家建設。在以后的幾年里，他的作品頻頻出現在《人民日報》《新華日報》《人民畫報》上，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畫家之一。他被聘為民族美術研究所研究員、被選為第二屆北京市人大代表，20世紀50年代末成為全國政協委員。他忙得不亦樂乎，可還是一如既往地背著畫夾，走在百姓之中。

1953年，父親有幸作為祖國人民的代表，帶著他的最新作品參加了赴朝慰問團。他畫了《給志愿軍叔叔寫信》，白石老人還在這幅作品上題了詞：“把學習成績告訴志愿軍叔叔。”父親曾高興地對我說：“看到你姐姐給志愿軍寫慰問信，我很激動，我對你媽說‘我老了，要是還年輕，我也去當志愿軍’！”《給志愿軍叔叔寫信》這幅作品印刷了248000張，遍及前線坑道，掛在了前沿醫院，鼓舞了億萬軍民。

《給志愿軍叔叔寫信》

1958年，全國上下掀起建設的新高潮。在北京北部山區十三陵附近修建水庫大壩時，40多萬軍民踴躍投入建設，意氣風發。我父母與中央美術學院的同事們一起，到十三陵水庫工地與工人們同吃同住同勞動，畫出了不少感人的畫作。有一個剛從北京航空工業學校畢業的名叫閆秀蘭的女大學生，被十三陵水庫工地幾千人義務勞動的場面所感動，積極加入砸夯的隊伍里。工地上搞起了比武大賽，她就組織起其他八位姓名里都帶有“蘭”字的姐妹，唱起歡歌、揚起木墩，九位姑娘居然奇跡般地奪得了砸夯比拼的冠軍。我的父母合作畫出了《最緊張的一角》和《十三陵水庫工地》，父親又畫出了足有2米長的勞模英姿圖《九蘭打夯》。

我的父母親身感受到人民的力量是如此震撼：工地上人山人海，勞動號子此起彼伏，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機關干部和學生們等，川流不息地在這片熱土上一車車、一鍬鍬，靠著挑扁擔、掄鎬頭、挖土鑿山，居然在100多天里就建成了北方第一水壩！父親把中國人的這一驚世奇跡畫成高近2米、長至5米的一組巨卷《劈嶺移山修水庫》。他在這幅巨作中傾盡中國畫線描的表現力，又精益求精地反復修改，直到累病在床上。2023年夏天，我們在朋友們的支持下，舉辦了以“人民的力量”為名的專題展。從各地聞訊趕來的觀眾在父親這件激情四射的大作前肅然起敬，大廳里同臺展現了80多年前的《流民圖》，與這幅《劈嶺移山修水庫》遙相映照。

《劈嶺移山修水庫》

還有一些作品特別令人回味。當父親看到一歲的兒子在地上學著爬動，正巧有兩只鴿子飛來覓食，小兒張開小手朝扇動起翅膀的鴿子抓去，這有趣的瞬間就成為父親的一幅畫，寄予了對和平的祈禱。父親題道：“這是全世界人民希望的事情。”

1954年，《小孩與鴿》，畫中的小孩即本文作者

父親后半生的創作頗顯精彩，他不知疲倦地為各行各業的勞模畫像，也為多名古代科學家、政治家、文學家造像。他將一生的積累沉淀在了晚年時的系列大作之中——太白沉思、對弈風云、陶翁賞菊、莊周觀魚……父親在1952年就畫過《杜甫》，為《杜甫傳》作插圖。1959年，他再次為歷史博物館和成都杜甫草堂創作杜甫像。

網曰“杜甫很忙”，不錯，他在內亂中顛沛流離，忙在草民憂患之中。

我說“兆和很忙”，他情系人民，“不盡丹青寫我心”，忙在百年中國的巨變中！

1977年，本文作者為父親畫的寫生

直至人生的最后，父親也不知何為“大師”、何為“名家”，他傾言道：

惟我之所以崇信者，為天地之中心，萬物之生靈，浩然之氣，自然之理，光明之真，仁人之愛，熱烈之情。

本文選自《縱橫》雜志2024年第2期“文苑藝林”欄目，文字有刪改。作者系蔣兆和之子，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美術家協會蔣兆和藝術研究會副秘書長， 瀘州市蔣兆和故居陳列館名譽館長。圖片由本文作者提供。